张春红

高晓声文学年谱

张春红

(宿迁学院教师教育系，江苏宿迁223800)

1928 年，1岁

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高晓声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陆桥镇董墅村一个农民家庭。董墅是个很大的村庄，高晓声在散文《我最熟悉的地方》里写道:“我出生的村庄，叫董墅。进草塘浜两里路，有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伸，叫芳泉浜。一共不过半里长，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水边出生、长大的高晓声充满了智者的灵慧之气。

高晓声的父亲高崖青系早期大学毕业生，高家第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做“中学里的语文老师，爱好文学，并且对中国诗的音韵有研究”②，这样的家学渊源使高晓声很早就有机会接触文学，爱而入迷，遂有作家之志。

常州在沪宁线中段以北，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鱼米之乡。高晓声童年时期，“家里有十亩七分田，一间楼房，二间平房……按小农经济的观点，算是不错的人家了”③。但由于父亲经常失业，又不大会种田，再加上高晓声的弟妹众多，所以“经济内亏已极，门面已很难撑持”④。这让小小年纪的高晓声早早就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日后，他的小说也常常叙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农民艰难生活的故事。

1931 年，3岁

9月，高晓声开始在私塾里跟着父亲学古诗，读古文。

也许正是蒙学时期古典诗文的熏陶，形成高晓声小说语言凝练精粹，富于韵律感的风格特点，在新时期文苑中独树一帜。高晓声曾说:“语言来源于你的情绪。你写作这篇小说的情绪怎样就会有怎样的语言。当时你是欢乐的，或者是忧郁的，或者是沉重的，那么你笔底下就会流出相应的语言。”⑤又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愈是普通的语言便愈平淡愈苍白，愈需要充实它、丰富它。那就只有不断从群众语言中去觅取营养。”⑥他的老友章品镇称其小说语言“全象在说话，顺溜溜流淌出来却又粘又糯，很有咬嚼，吸引着读者非看不可”⑦。90年代以后，钱中文先生甚至提出“高晓声文体”⑧的概念，认为高晓声的小说使用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江南土话，具有十足的泥土味，富有地方色彩，生机盎然。

1934 年，6岁

9月，高晓声进入武进郑陆桥小学读书。

那时，高晓声的外公家在郑陆桥镇上开一爿中药铺，母亲就把他送了过去，一方面可以让他在镇上读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镇上有一爿专门出租连环画的书店，高晓声很快就爱上了它，“每天上学去，总要扭股糖似的揪住外公讨两个铜板;放学以后，就直接从学校上书店，租了连环画坐在书店的门槛上(那里暗得最迟)，一直看到天黑才回去”⑨。如此几年，高晓声的脑子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寒暑假回乡下家里就讲给小伙伴听。讲着讲着，遇到遗忘的地方就自己找情节凑合过去。从那时起，高晓声就已经显露出在编故事方面的才华，小伙伴们的赞扬让他觉得很得意，“认为自己是天才，将来做个编故事的倒不坏”⑩。

1937 年，9岁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高晓声宁静的乡村生活再也没有了。“不久抗战开始，家乡沦陷，小镇上时时有鬼子来捣乱，不及乡下安稳，我就又回到了乡下家中。这时学校也没有了，父亲就在村子上办私塾。我开始接触文言文，记得父亲教我的第一篇古文，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之后我就爱上了蒲松龄，《聊斋志异》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我家里有一部版本很好的《聊斋志异》，在不懂的词语底下都注有解释，我几乎就是靠着这本书学通了文言文。”

1939 年，11岁

7月，高晓声在武进郑陆桥小学读完五年级。

从1934年9月至1939年7月，在武进郑陆桥小学学习期间，高晓声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尤爱文学，加之幼时读私塾受到古典名著的熏陶，所以“我在学校里的语文成绩当然很好，每写成一篇作文，老师总要称赞。于是我就认为将来长大了，当然要当文学家”。

9月，家里卖掉了一亩田，供高晓声进入常州织机坊小学读六年级，至次年以优等成绩毕业。

1941 年，13岁

9月，高晓声的父亲到江阴澄西中学任教，把高晓声带去直接插入初二年级学习，跳过了初一年级。高晓声虽以优等成绩小学毕业，却意外没有考上县中。读私立中学家里又交不起学费，所以只好失学一年。

从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是高晓声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他将家中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看完了，没什么目的性，完全把读书当玩耍。“我看过许多小说，各式各样都看，既有《红楼梦》、《水浒传》那样的名著，也有《济公传》、《四才子》那样的俗物。我也说不出我究竟受了些什么影响，不过爱好文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许多旧小说中，往往都有写得好的篇章，例如《说唐》中‘贾家楼’一段，《岳传》中‘小教场私夺魁’一段，笔法极其精彩，至今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我还认真地自学过《纲鉴易知录》，也是当小说看的，但对我注意语言的精炼是有影响的。”多年之后，当有人再次询问高晓声的阅读时，他仍然说:“我从小爱读‘闲书’，创作也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你把《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篇的人物语言和陈奂生的相比较，就会觉得很像。”这种广泛的阅读，一方面使高晓声具备了扎实的文学创作功底;另一方面，这样的阅读趣味也使他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非常偏爱细节的选择与描绘。

1942 年，14岁

这年暑假，高晓声正准备升入初三，母亲却因病去世(大概是肺结核病，因为高晓声的两个舅舅都死于肺结核病，成年后的高晓声也饱受此病的折磨)。临终前，母亲嘱咐高晓声以后没有钱读书就种田或做工，高晓声非常难过，觉得从此再也不能当文学家了。当时高晓声有一个两岁的弟弟铁生(后夭折)，还天真地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不懂得生离死别。一年以后，高晓声在初三语文课本上读到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一首诗:“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诗人的真实情感极大地触动了高晓声失母的巨大悲痛，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强烈的感人力量，觉得自己不能再和文学分离了，“也许就是这一首诗发动了我决心去做一名作家”。

1945 年，17岁

母亲去世后，高晓声的家庭经历了一连串艰难的日子。父亲在澄西中学只教了半年书就钻到宜兴山里去抗日了，家里剩下的尽是孩子，高晓声不但没钱读书，连生活也没有着落。最后，依靠父亲同澄西中学的关系，高晓声欠了学费才勉强读完初三，之后就在家里耕种劳作，混混日子。

1944年下半年，高晓声的父亲回到家中。1945年上半年，父亲重又回澄西中学教书。澄西是初级中学，父亲无法把高晓声带在身边继续学习，便预支了一石米薪水，让高晓声到武进龙虎塘鉴明中学插班读高一下学期。“在这半年里，又发生了两件值得一记的事情。一件是我爱看小说，有一次在早读课上，被教导主任章志良发现……不久以后我就懂得了，的确有好书和坏书的分别，所以看书应该有选择，并且接受有经验人的指导。我今天写上这件事，就因为它很有现实意义。另外一个事，就是临近学期考试了，学校规定不交清学费不许参加升级考试，我赶到澄西中学找父亲，两次都没找到……在回校路上，离校还有三里路，在大岩桥边坟窝里，有身穿纺绸衫握长枪的人把我截住，拿枪对着我的后脑勺，逼我承认是黄壳队的探子或新四军的密探。”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述，后来成为高晓声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的后记《一段往事的联想》。

1947 年，19岁

7月，高晓声从武进鉴明中学高中毕业。

从初中读到高中这几年，高晓声前后失学三次。“在校则学在家则耕;教员农民，都是老师。高晓声的平民思想和作风，就是这样形成的。”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法认真读书，也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要当文学家的念头，好像变成了一个愈来愈远的幻梦”。

1948 年，20岁

9月，高晓声考入上海法学院(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著名学者王彬彬曾说:“在高晓声的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高晓声的小说之所以频繁出现账目，并表现出对数字的敏感，大概就源于他青年时期受到的高等教育的影响。

中学毕业后，高晓声想报考文学系，但父亲坚决不许，说文学系毕业出来就是失业，没有饭吃。“后来我进大学读了经济系。那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反正是为了将来混饭吃。所以根本就没有认真读。爱好的倒还是文学，始终在做着文学的梦。”上大学费用又高，这对原本就穷困潦倒的家庭来说更是一场灾难。高晓声只得勤工俭学，白天读书，晚上到“国民教育班”去教书，靠每月二十八元的收入维持个人的生计。过度的劳累使高晓声对贫困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受，他感到身上被压得太沉重了，他急切地盼望着早日解放。

1949 年，21岁

6月，高晓声赴无锡惠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抗大型的革命学校，学员经常会到乡下参加劳动。从这时开始，高晓声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夜以继日地沉浸在书海之中，有意识地弥补自己在外国文学及社会主义文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在短短几年内我读了数量不少的书，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品，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凡有译本的我差不多都读过。其他还涉及托尔斯泰、莫泊桑、德莱塞、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雨果、梅里美、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我也大量阅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中国革命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铜墙铁壁》，以及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等。这些名著，不仅使我的思想、艺术修养有所提高，还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比较熟悉，所以感受是更为深刻的。就是在这些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开始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1950 年，22岁

5月，高晓声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苏南文协筹委会担任编辑和创作工作，一直到1952年6月。“真是一连串心满意足的日子。我参加了革命又被分配去干上了文学这一行。天空是那样明朗，大地是那样平整，空气是那样芬芳，我的心底是一片光明。我懂得了革命的理，我爱上了共产党，我认准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下定了决心开步走。”至此，高晓声少年时代就怀揣着的文学梦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

这一年，高晓声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收田财》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的副刊上(发表时署名“凡丁”)。高晓声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如他自己所说:“在写东西时，凡是与其它地区相同的东西，我就不写。我一定要写具有苏南特点的风景，否则，我就不写。”这样的创作理念使高晓声在写作中非常关注民俗的描写，“收田财”就是他家乡农村耕田的一种老风俗。“在小说中，高晓声把苏南农村古老的略带迷信色彩的风俗加以改造，赋予新的生活内容，既保留了古老的传统美，又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思想。”

在写小说之前，高晓声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如小戏、散文、说唱、诗歌、弹词开篇等等，什么都有。但那些都是为了适应当时宣传工作的需要写的，有些则是领导上作为具体的任务要高晓声完成的，因此都是宣传品，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那时高晓声根本不懂艺术品和宣传品的区别，只知道写，连自己写得好不好也没有数，认为能刊出就算好，不能刊出就算不好。正因为不懂，所以写来也不觉得难，要戏就戏，要诗就诗，无不“精通”。

1951 年，23岁

该年，诗集《王善人》由华东新华书店出版。

高晓声小时候曾主动要求父亲教他写诗，可惜父亲斥之“小孩子懂什么!”。这种冷漠的态度竟把高晓声的诗心给终身禁锢了。《王善人》中的诗都是高晓声看了某些诗集之后，明白了“原来这样就是诗”，才照着样子写出来的，所以诗集出版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一首诗了。

1952 年，24岁

7月，高晓声调到苏南文化局工作。

秋天，高晓声带领20人左右的文化工作队到宜兴搞文化普查工作，他们走遍了宜城、徐舍、张渚、丁蜀、张泽、大浦等地，接触到了许多民间文化，还推荐芮全富等民间艺术家到省里工作。1989年，高晓声撰写了《竹刻艺术求传人——常州徐秉方成孤军》一文，再次为民间文化的传承问题而呼吁，显露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从1952年7月至1957年4月，高晓声先是在苏南文化局任文化科员，后又在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再后来担任《新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一直从事着基层的文化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为以后的写作准备了素材。

1953 年，25岁

冬天，与叶至诚一起“在松江乡下体验生活，住在山阴一间又矮又小又破旧的小屋子里，夜里酷冷难当，两人合睡一张小床，彼此把对方的双脚焐在自己的两个胳肢窝里(每边一个)，如此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的合作，有过成功的喜悦;而更加愉快的是我们没有因成功而争名夺利”。这样的友谊自然促成了他们共同去探求理想的文学。

该年，高晓声与叶至诚合作撰写大型现代锡剧《走上新路》，锡剧的振兴，此剧是个里程碑。

从1953年开始，中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当时社会政治中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形势下，高晓声与叶至诚合作撰写了剧本《走上新路》。1954年9月，该剧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中荣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许应、叶至诚)、舞台美术奖(美术设计陈润康、徐佩珩)，主演姚澄获演员奖一等奖，可谓名噪一时。

江苏素称戏剧大省，自1953年1月正式建省之后，即由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主管戏剧事业，对各地文工团和戏曲团体提出了要多创作演出反映人民新生活的剧本，全省迅速掀起了戏剧文学创作的热潮。而叶至诚的夫人姚澄女士又是著名的锡剧表演艺术家，所以，在政策的鼓舞下，高晓声与叶至诚便水到渠成地共同创作锡剧剧本。

《走上新路》，顾名思义仍可看出该剧为政策宣传服务的意旨。剧作写了江南某地新建的农业合作社里，中农张伯文及儿子学才受富农周洪发挑拨退社，让周窃取会计大权，正副社长刘炳根、李瑞珍意见分歧，区委批评刘炳根的右倾思想，支持李瑞珍清除富农，团结中农，农业社走上了新路。这种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戏剧冲突的设计，是符合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作品的选材要求的。

1954 年，26岁

2月，在《文艺月报》(1958年改名为《上海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解约》。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高晓声文学创作的真正起点，他也因这篇小说而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建国初期，作家在反映农村生活时喜欢将视点放在家庭和婚姻问题上，侧重揭示在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变动中，新旧两种思想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以表达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一致性的共同主题。《解约》的故事模式也如此，农村青年张翠兰和陈宝祥在新思想的感召下，相互理解，共同解除了由父母包办的婚约。小说的价值在于作者“在歌颂农村青年战胜封建包办婚姻，获得爱情婚姻的自主权的同时，还涉及到了他们的爱情道德观，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的新思想、新作风的成长”。小说虽然还没有脱去稚气，但已经能够见到高晓声在后来所形成的创作风格的端倪。

1955 年，27岁

在《剧本》第3期(总第37期)上发表常锡剧《走上新路》。5月，该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7月，由华东戏剧研究院主编，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地方戏曲丛刊·走上新路》。1965年，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又出版了《走上新路》。

7月，短篇小说集《解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高晓声的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基本上是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但作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活，基调是开朗的，方向是明确的。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对党对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片赤诚之心”。

长期的劳累严重地损害了高晓声的身体，这一年，他到无锡市肺结核防治院接受治疗(其实高晓声1950年就有肺结核病)，自此，他开始终身饱受肺病的侵扰。

1956 年，28岁

5月13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学评论《谈话剧“浪潮”的人物创造》。

该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晓声与李鸿兴合著的短篇小说集《小青龙》，内容多是一些民间故事。高晓声对民间故事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常接触到民间文学，而且还因为他坚信“民间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他认为“民间故事往往很动人，往往很出奇，往往很能启发人的智慧，使人变得聪明，它使得我能够赋予它新的形象和内涵”，新时期文学中，高晓声写了不少哲理小说，其中都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给他提供的素材给养。

这一年，高晓声加入华东作家协会。

1957 年，29岁

5月，高晓声进入江苏省文联创作组，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那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读书与写作，学习写作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诗歌、说唱、短篇小说、歌剧、电影剧本。”随着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随着对社会生活了解的逐步深入，高晓声越来越发现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急待解决的问题，他要思考，要进行探索。

6月6日，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四人在叶至诚的家中“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我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提出“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的口号，提倡创作现实主义文学。随之，体现创作宗旨的短篇小说《不幸》在《雨花》第6期上发表，这篇小说“把笔触伸向了革命队伍的内部，描写了一个满口革命原则，而实际上灵魂卑污，给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伪君子形象，从一个侧面提出了知识妇女同样存在的妇女解放问题”。不久，小说被打成“毒草”，高晓声执笔撰写的启事也被讥笑为“当代奇文”，是“想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高晓声本人也成了挂帅人物，该办的“首恶分子”。

8月8日至31日，江苏省文联在南京召开十多次座谈会，就高晓声、陈椿年、陆文夫等“探求者”的思想做了批判，并对他们进行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

12月，高晓声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在南京中山路307招待所挨文化界左派人士批斗，后遭公开点名批判。

高晓声和“探求者”文学社团的同人一共“探求”了18天，流派还未来得及形成，反右派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探求者”成为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几个主要成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高晓声为此在农村吃了22年的苦头。

1958 年，30岁

3月10日晨，高晓声“被剥得光光”地离开南京。

“我被踢出了文学队伍。我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被打倒了。”高晓声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黯然来到武进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进行劳动改造。生活贫困，疾病缠身，再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高晓声断绝了与文学界的一切往来，许多人以为他早就死了。此时，极左路线把文艺创作带进了死胡同，高晓声因为脱离接触倒很少受到它的影响。“他既没有受‘粉饰太平的现实主义’的污染，也没有受‘天花乱坠的浪漫主义’的污染。”所以，当他一旦重新提起笔写作，他仍旧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他在新时期文学开始之初，能够在创作上保留自己原有的、独特风貌的根本原因。

1959 年，31岁

前妻邹主平病逝。

邹主平是高晓声大学同学，因有肺病而不宜结婚。高晓声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务农时，邹主平毅然抛弃教师工作跟高晓声结了婚。成家以后，在歧视、贫穷、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自身疾病的折磨下，不久就郁郁而死。高晓声非常痛惜，自此他保留了一个生活习惯:将前妻的遗像摆放在自家阁楼的佛龛前，初一、十五总要上去点几炷香，“下来时脸色严峻，仿佛身在异处”。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参与筹组《探求者》同人刊物、不被打成右派，她就不会跟着自己下乡、不会死。后来他虽然娶了一位朴实的农妇作后妻，但却缺少爱情、缺少幸福。他埋怨这一切都是社会酿成的不幸，却要他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来吞下这全部的苦果”。所谓“愤怒出诗人”，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令人心酸。1988年，高晓声以他与前妻的婚恋故事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以此告慰亡妻的在天之灵。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高晓声曾有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糠，真正尝到了没有吃的滋味。后来，他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对农村中的这种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反思、提炼，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写下了《“漏斗户”主》，以此探求农村经济体制和结构的症结所在。

1962 年，34岁

2月，高晓声摘掉“右派”帽子，被派往武进县三河口中学担任高中部语文教师。先是代课教师，后来才转正。教学时，高晓声在古典文学和指导学生作文方面下了许多功夫，这倒也增强了他的语言文字基础。又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当语文教师如履薄冰，随时都有可能被随便什么人钻空子，所以他在学校时讲话特别小心，字字斟酌，讲课前常常先一字一句写下来后再去讲。“我教书不能随便讲，我是右派，人家会抓辫子。因此，我讲课大都先写成文字的，实际上做了大量的笔头工作，这对我是很有好处的。”这种被逼无奈的、谨慎的做事风格，反而有效地锻炼了高晓声日后行文语言的精练和准确性。

“右派”帽子摘掉后，高晓声按捺不住，又写了一些小说，但都没能发表。“听说这个中篇和那几个短篇，在后来的大风暴中都被毁掉了。1963年的形势不允许高晓声这样的人回到省文联。”

1965 年，37岁

2月初，高晓声因严重的肺结核病，在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动了大手术:切去一叶肺，锯掉四根肋骨，从此落下了一肩高，一肩低的残疾。出院不久，又饱尝了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被押到农村劳动改造了三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顿时垮了下来。

“五七年以后，我一年一年地努力丢开创作的念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完全‘死’了这条心。我安于其他工作，并且努力作出了成绩。为文学的心死去了，为人民服务的心总不能死去啊!”

1968年秋，武进全县中学教师被集中在前黄中学清理阶级队伍;冬天，高晓声又被送往三河口公社梧岗村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春，高晓声奉命从劳改所在地回到原先任教的三河口中学，当了一名勤杂工。回校一年多的时间里，高晓声“万金油干家”的本领迅速显现出来，以致于三河口镇上的瓦木工再也无法揽到学校的活计了，全被高晓声承包了。

(待续)

注释:

①高晓声:《高晓声散文自选集·我最熟悉的地方》，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⑤连云港教师进修学院编写:《高晓声研究资料》，1981年，第70页。

⑥高晓声:《序言二则》，《雨花》，1996年第3期，第57－59页。

⑧钱中文:《〈青天在上〉与高晓声文体》，《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第78－86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2014－03－11

张春红(1969—)，女，副教授。

宿迁学院2013年科研基金项目(2013KY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