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魏晋悼亡诗的时代特色
——以潘岳、江淹为代表

杨 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魏晋是我国悼亡诗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魏晋时期的悼亡诗不仅抒发了自身的情感，更直观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潮，折射出时人对生命、对人生价值的态度，对后世哀祭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悼亡诗；潘岳；江淹；西晋

魏晋文人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氛围下创作了大批哀挽作品，其中悼亡诗最具代表性，它不仅是生者对死者最后的情感告白和对生命意义所进行的理性思考，更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

一、悼亡的内容主旨

“悼亡”之名始于南朝。“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1]。悼亡诗专指丈夫哀悼亡妻所作的诗歌，对作者的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在文学史上将悼亡诗“定篇名制”的是西晋潘岳，南朝江淹的《悼室人》十首则是魏晋时期篇幅最长的悼亡组诗。两部作品在内容上相似性颇多，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与两人的人生履历有密切的关系。潘岳和江淹的出身均非华胄，潘岳的祖父潘瑾官至安平太守，父亲潘芘官至琅邪内史，结合《晋书·职官志》和《通典·晋官品》可知潘芘的职官为五品；江淹的父、祖官至县令，其职官在当时位列八品或九品，且其少年孤贫，十三岁丧父。根据当时“三世以上为五品者，或父祖均为八公者，亦可划为高门。或父、或祖官位为六品以上二品以下者，均为低级士族亦即一般士族，简称士族”[2]的划分标准，两人均属寒族。两人都天资聪颖，一个是妙笔生花，一个是“美姿仪，少以才名闻世”，却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经历了刻骨的丧妻失子之痛。潘岳之妻杨氏为司马昭大将军府参军杨肇之女，潘岳在《怀旧赋》中自言“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杨肇当时为)，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3]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潘岳“承戴侯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3]。杨氏卒后，潘岳作《悼亡诗》三首和《杨氏七哀诗》，确定了悼亡诗写作模式。此后的悼亡诗虽在体制、内容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基本上都在沿用潘岳所创造的模式框架。江淹之妻刘氏于元徽二年(474)在幼子夭折后因病去世，江淹作《悼室人》十首。这一时期的悼亡诗在内容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对亡妻品行的颂扬。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夫为妻纲”和“夫妻一体”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夫妻乃人伦关系之始，《周易》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4]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夫妻之“情”不仅是男欢女爱，更是体现为家庭伦理规则的“义”。夫妇之义在“七出”中有明确的规定：“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5]，夫妻之情也在布子嗣、事宗庙、悦慈姑等维护家庭伦理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巩固和深入。因此丈夫对亡妻“见尽人间妇，不如美且贤”的赞扬和怀念成为悼亡诗表现的重要内容。诗人往往由眼前的事物、景象回想起昔日的生活场景，用对比、倒叙等手法颂扬妻子的贤良淑德以及与自己的相濡以沫之情，如江淹《悼室人》之六云:“窗尘岁时阻，闺芜日夜深。流黄夕不织，宁闻梭杼音”，将对妻子的思念与“弄机杼”等生活细节联系起来。

其二，对亡妻的才情的赞美。在魏晋时期，虽然社会生活中男尊女卑的模式不容颠覆，但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如《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女性既有具有咏絮之才的谢道韫，也有善于品鉴人物的山涛妻，她们均凭自身的才识得到了丈夫的尊重，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诚如颜之推所言，“(妇女)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颜氏家训·治家》)潘岳的岳父、西晋书法家杨肇学力深厚，“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无辍行，手不释文”[3]。在这样家庭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杨氏应该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贵族女性，从“帏屏无芳菲，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潘岳夫妻二人并不是仅仅通过“妇工”、“妇德”来融通，两人的情感也因在繁杂琐事之外有了精神生活的属性才更加珍贵。文化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共鸣让潘岳更为看重，而这也构成了魏晋悼亡诗的一大特色。

此外，悼亡诗之所以在魏晋时期确立并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一方面，与前朝相比，魏晋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明显的提高，这在《晋书·列女传》刘聪妻记载中可窥豹一斑，“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6]。甚至在对待丈夫纳妾的问题上，魏晋女性也表现出了“悍妇”的一面，以维护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益，这无疑显示出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中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魏晋士人尤重夫妻之情。荀粲在妻曹氏病亡后痛悼不已，岁余亦亡。杨方在《合欢诗》中以新嫁女的口吻表达了对婚后“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般合欢生化的热烈憧憬和“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的毅然之心。陆云的《芙蓉诗》、嵇含的《伉俪诗》也表现了盼望夫妻之间琴瑟和鸣的心愿。时人对夫妻之情的重视可见一斑。

二、情感抒发的模式特征

魏晋时期的哀挽作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和特点。

首先，季节的感性特征。在悼亡诗中，季节不再是轮转的四季时光，而成为了作者依象兴义的媒介。江淹的《悼室人》前八首是以四时为序。从初春的“桐叶生绿水，雾天流碧滋”、“帐里春风荡，檐前还燕拂”等春景，到“夏云多杂色，红光砾夔鲜”直至“流黄久不织，宁闻梭杆音”的萧瑟深秋和“阶前水光裂，树上雪花团”，在不同节气的映衬下抒发哀情。而潘岳直接将季节定格于“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秋，在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秋的肃杀意味着生命由盛至衰的转变。潘岳《悼亡诗》以秋冬之际为背景，在“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的秋天，无论是在“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的家中还是在“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的坟前，作者的悲伤倍加尖锐，而以秋风、枯草、落叶、露、寒、霜等为标志的季节景物在江淹的诗中也频频出现，不仅营造了悲凉的氛围，更增加了生命的凝重感。

第二，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以梦写实是这一时期悼亡作品的惯用手法。心理学认为，梦是人们对事物态度的抽象和变形，它反映的实际是梦者的自身感情和行为方式，而作者选择进入文学作品中的梦境多是在作者看来最为深刻和想要表达出来的部分。文人在描写梦境的时候往往会充分发挥想象，以虚幻实，虚实相生。在重壤永幽隔的现实世界中，诗人只能在庄周晓梦般的迷离中向世人、也向自己倾诉着对逝者的情愫。潘岳的悼亡诗中多处写梦，叙梦法形式多样，或追忆梦中情境、或祈盼梦中重逢、或感叹追梦无路，然“梦好难留，诗残莫续一场”只能让情感再经历一次煎熬，现实与梦混为一体的情感世界让潘岳发出了“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的无奈；江淹希冀以酒解忧，却是“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而发出了“梦寐无端际，倘恍有分离”的喟叹。写梦的手法在之后的悼亡诗中频频使用，尤其是唐代的元稹。元稹为韦氏作悼亡诗中标题为记梦的就有《感梦》、《梦井》、《江陵三梦》等六首，内容上涉及梦的就更不胜枚举。

第三，意象的运用。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即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这种物象对接受者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影响。魏晋悼亡诗中的意象较之后世悼亡诗词相对集中，主要有自然现象和动植物两大类。最有代表性的自然现象如黄昏，黄昏因是一天将要逝去的最后一抹色彩，因此极易让人联想到人生的终结，如在江淹的“佳人永暮矣，隐忧遂历兹”一句中就蕴含着强烈的悲剧性意识；植物多用松柏，如“山气昌风岭，长风鼓松柏”一句就以松柏枝叶常青、生命力恒久，反衬个体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逆转性；也包括了以成双成对为特征的动物，如“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悼亡诗中的穷泉、朽壤、灵榇、幽房、冥棺、殡宫充满了死亡气息，在诗中营造出一种阴森幽暗的气氛，传达出未亡者压抑、具体的伤痛。

三、情感的多义性

哀挽作品发展至魏晋，抒情性明显增强。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7]生在乱世之中，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朝不保夕，于是“人当道情”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对生命意识的最好诠释。潘岳今存文59篇，其中哀挽作品37篇；江淹的代表性哀挽诗有《伤内弟刘常侍》，悼亡赋有《伤爱子赋》、《知己赋》、《伤友人赋》等，此外还有《恨赋》等涉及生死的作品。

一方面，魏晋悼亡作品除了丈夫对亡妻的思念外，还夹杂着诸多复杂的情感。死亡给人们带来的除了肉身的消逝之外，还有精神上的恐惧和无奈。中国哲人在先秦时期就开始对死亡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思考，并建构了儒家、道家各自的生死观范畴，这些思想在哀祭作品中并不鲜见，而悼亡诗却赋予了这种思考以更新的特点：未亡人对亡妻的悼念与对死生问题的思考杂糅在了一起，悼人的同时也在自悼、自伤、自怜。情感的维度里对过往生活的追忆过往、对死者的留恋夹杂着自身的感伤以及不可预见未来的思索。面对“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的怅惶落寞，发出的是“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的感叹。

另一方面，诗人在哀伤的同时也寻找着化解悲哀的途径。潘岳对于死亡自始至终都持有理性的态度。妻子死后，诗人体会到了“既履冰而知寒”般的切身之痛，发出了“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的悲吟，然而潘岳对杨氏只是祈愿与杨氏在梦中相聚，却只字不提对死后和来生的希冀。“神飘忽而不返，形安得而久安”，直接道出了死亡所带来的一切幻灭。人生不但不会如金石一般永固，而且还能速朽：“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生的意义伴随着死的到来，“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了。庄子参悟生死，用对生命深层结构的探寻淡化了人生存的浅层次的目的性。潘岳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和完成对痛苦的超越，但想到亡妻却总是“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庄子能够坐忘是因为达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界，在此之中，个体的生命因为能够与宇宙本体融为一体而获得无限和永恒。但是潘岳的人生中充满着太多的“生人之累”，即使是在深情款款的《悼亡诗》中，诗人仍记挂着“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功名之念萦绕其心。他既不屑于为自己构建一个“来世”的情感空间，又无法做到庄子的顺时达观，因此笔端繁冗也是潘岳悼亡诗的一个特点。“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8]如果说潘岳企图以庄子式的“以理化情”的方式作为情感的化解途径，江淹则选择了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途径。一方面，“驾言出游衍，冀以涤心胸”，希望借着漫游和自然景色冲淡悲情，但最后却是“还结生一念，楚客独无容”，陷入了更深的悲痛中。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诗人试图通过佛教力量为自己找一个心灵的寄托，“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在组诗最后一首祝愿妻子能如女神一般逍遥自在，这既体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也折射出作者希望早日走出丧妻之痛的阴霾，既是一种自欺，也是一种自慰。

四、结语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魏晋文人在感伤主义思潮弥漫下抒写着人生。悼亡诗自潘岳“名篇定制”之后，作品的数量逐渐增多，创作手法也沿着潘岳所开创的模式继续发展。潘岳、江淹及沈约、庚信所创作的悼亡诗成为魏晋哀挽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唐宋时期元稹、韦应物、孟郊、李商隐、王涣、李中、赵嘏等人都曾作过悼亡诗，潘岳本人也作为典故进入悼亡诗——“安仁愁思怯春寒，扪泪题诗睫未干”(姜特立《悼亡》)。伴随着词的繁荣和其便于私人性的情感表达的特性，悼亡词也进入了文人的视野，苏轼、張耒、戴复古、黄庭坚、姜特立等人皆作悼亡诗词，悼亡词在表现手法的基础上也多继承了魏晋悼亡诗的手法和模式。在内容上，伤悼的对象更为复杂，除了悼亡正妻之外，文人对妾和妓的悼念也成为这一时期悼亡作品的重要内容。

[1]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397,397.

[2]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683.

[3]董志广.潘岳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90,90,178.

[4]阮校.十三经注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96.

[5]王聘珍，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5.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1974:2519.

[7]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7.

[8]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2.

2014-01-19

杨倩(1979- )，女，山东泰安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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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4)03-00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