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渝*

(四川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成都 61007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措施。因此，开展有利于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和谐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是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职责。

一、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当代意义

生态化技术创新，也叫绿色技术创新，是指“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并非不重视技术创新的经济功能，而是把单纯追求市场价值转向追求包括经济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综合效益。即追求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最优的四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它较之传统技术创新目标更加完善，更有利于社会发展。”［1］简而言之，生态化技术创新就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技术创新。

生态化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深化和超越。传统技术创新来源于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 Peter)的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是指“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在熊彼特之后，技术创新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研究分支。现在通常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2］可见，获取商业利益，实现市场价值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当然，企业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标本无可厚非，但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却演变成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经济利益至上。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存在唯经济价值倾向，实现经济价值成为技术创新的唯一价值追求，部分企业唯利是图，不履行社会责任，丝毫不顾忌其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使得本用来造福人类的技术出现了“异化”，成了奴役人、压迫人的工具;并极有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定时炸弹”。面对与技术创新相伴而来的负面效应，迎合当今世界的生态化发展趋势，技术创新生态化必然是人类发展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向。

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资源环境问题，而生态化技术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方面，生态化技术创新是破解当代资源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当前，人类面临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研究指出:到2030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将出现衰退，世界化石能源可维持的年限是石油46年、天然气65年、煤169年。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以2009年为例，中国创造了占世界8%左右的GDP，却消耗了世界上45.6%的煤炭、40%左右的水泥和钢铁。过量的能源消耗导致资源面临枯竭，并催生环境污染等问题。破解资源环境问题，需要跳出传统技术创新的老路，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生态化技术创新是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依靠生态化技术创新。但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特别是生态化技术欠缺，我国走的仍是粗放型经济发展之路。以工业经济为例，“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5%，分别比美国和日本低23和2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产品能耗过高，关键在于技术水平落后，特别是缺乏核心关键技术”。［3］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技术创新，特别是生态化技术创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二、生态化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障碍

生态化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综合效益，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文效益的协同发展。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缺乏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愿意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投入和相关成果应用，这就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

(一)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性和无偿使用制度是导致生态化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根源

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源环境是一种产权难以界定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有两个特性，分别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4］资源环境的这种公共物品性使我们可以无偿地、互不排斥地共同使用它，这就导致了理所当然的“先占先得、无须负责”的不负责任利用方式。人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无节制地开发利用有限的资源，造成资源枯竭的恶果，而不愿主动采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生态相协调但经济成本相对较高的生态技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源环境无价和无偿使用的制度背景下，人们会尽可能采用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传统技术，缺乏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二)对传统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宽容阻碍了生态化技术创新

对传统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宽容是产生资源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之一，阻止了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进行。外部性指在双方缺乏直接经济交易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施加的影响。当一方当事人施加的影响对另一方当事人有利时，即为正外部性;反之即为负外部性。［4］传统技术创新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对资源的利用程度超过了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或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能力，向大自然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环境的容量与自净能力，从而导致资源利用告急，环境质量恶化，影响和破坏了他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实际或潜在损失。很早以前，庇古(Pigou)就提出了征收“庇古税”作为纠正生产负外部性的方法，旨在利用税收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遗憾的是，由于管理者缺乏信息以及负外部性评估的难度，“庇古税”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有效实行。对于传统技术创新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政府和企业通常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对传统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宽容，使企业养成了传统技术创新的惯性和惰性，缺乏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动力。

(三)市场经济中的“搭便车”现象影响了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英国生态经济学家康芒(Michael Common)等认为:“恰恰是因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一直缺乏诚实地显露其对公共物品偏好的动机。这种现象被称作‘搭便车’现象。”［4］即经济主体不愿意显露其对公共物品需要的意愿，不愿主动为公共物品付费，让别人来生产公共物品，而自己免费享用。由于市场经济中“搭便车”问题的存在，阻碍着社会资源的帕累托(Pareto)最优配置的实现，使得人们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这类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动动力不足，导致公共物品供应短缺。因此，如果人们不对这种行为支付报酬，政府不对这种行为特别加以补偿，经济主体就会缺乏开发生态化技术的积极性，就不再愿意为集体利益提供公共物品和劳务。

(四)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发实现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经济学本质是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即尽力消除传统技术创新对他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或对这种不利影响进行经济补偿。这样，企业必然要更多地限制自身的行为，承担更多的成本。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太愿意做的。因此，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发实现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部化。1)生态化技术创新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会高于企业经济效益，企业付出的创新成本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缺乏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动力。2)生态技术的复杂性使得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非常大，企业要冒很大风险，花费巨额成本，但有时收益并不大甚至亏损，这也导致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3)生态化技术创新涉及面较广。生态化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一次变革，涉及物质、能量和信息利用方式等方面，这种变革有时并不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往往涉及到园区、城市甚至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管理难度较大。4)生态化技术创新是一次技术“范式”的转换，通常转换成本较高，涉及到生产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人员的岗位培训、管理流程的更新升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企业花费巨额成本才能解决。因此，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三、生态化技术创新中政府的责任机制

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表明，市场并不能提供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动力。“市场力量看不到可持续产出的种种基本生态观念因而也就不能重视自然界的这样一些平衡”。［5］这就要求在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下，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一)给资源环境合理定价，建立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倒逼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的统计口径下，“市场价格中没有包含反映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间接成本部分;市场未能适当评估自然界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对于自然体系的可持续产出的有限性，市场也未加重视”。［6］现有的价格体系只反映了生产和运输某种产品的成本，而没有反映生产该产品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格。如果把这两项资源和环境价格纳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消费者就会自动降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使用。［9］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因此，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应以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为价值导向。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构成不仅应包括资源开发和运输的成本，还应包括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进行生态修复的成本、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的补偿成本等。通过提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成本，来逼迫企业放弃传统的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技术，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推广和使用生态化技术。

(二)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参与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投资机制

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弱经济效益造成了一种“市场惰性”，大部分企业不太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市场引导作用。发达国家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投资体制可供借鉴，如加拿大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参与的生态化技术创新投资机制，有关生态建设投资的2/3以上经费由企业承担，并通过产业化运营而获得利益。而我国70%以上的环境保护投资是政府和公共部门投入的，形成了政府单一投资、事业体制管理的环境保护投资模式，造成环保投资连年欠帐、环境污染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的不利局面。因此，生态化技术创新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以政府投资撬动企业进行投资。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生态化技术创新基金，政府先期无偿投入部分启动资金，通过提供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配套投资，用于环保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等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形成政府引导下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运营市场化、投资管理规范化的良好局面。

(三)从政府规范市场行为入手，建立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引导机制

1)加强法律、法规引导。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和限制市场主体的研发、生产行为，以法律法规手段强制那些不利于生态建设的技术退出市场，引导生态化技术创新。以不造成资源浪费、不破坏环境作为知识产权授予的必备条件，使知识产权战略成为管理生态化技术创新的一道“阀门”。2)做好科技规划引导。在制定科技规划时，将资源节约技术、环境友好技术和生态协调技术等纳入科技规划的支持重点，明确国家和各行业、各部门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3)抓好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引导工作。由各行业协会和科研单位牵头制定行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路线和方案，国家颁布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指标和标准，确定行业准入绿色门槛，推广节能标识和环境标志。4)实施产业政策引导。政府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鼓励用生态化技术创新改造淘汰落后技术设备，加快提升传统产业的制造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从项目、财税、金融等方面入手，建立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从长远来看，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回报较高，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但短期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损失经济利益。因此，政府要加大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让企业享受到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实实在在利益。1)要有科技项目和经费支持。在制定科技计划项目和分配科技经费时，应重点支持生态化技术创新，保证每年财政科技投入的经费有一定比例用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且这一比例逐年增长。2)提供财税支持。政府在财税方面要加大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力度，使企业进行生态技术开发和应用所损失的经济利益得到补偿。布朗(Lester R.Brown)认为，“通过调整补贴来建设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主张把危害环境的补贴转为有利环境的补贴，这在经济学上是有吸引力的，在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5］3)提供金融支持。政策性银行要加大补贴支持力度，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加大对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支持。金融部门要优先支持生态化技术创新企业上市融资，开辟生态化技术研发企业的创业板，为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4)需政府采购支持。政府应将资源效率、环境影响作为政府采购的重要参考指标，带头开发和扩大生态化技术和产品的市场，优先采购生态化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五)重视生态伦理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建立生态化技术创新的道德教育机制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了“良心效应”的概念，他认为任何环境外部性的产生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良心效应”。当环境外部性的产生者给他人的福利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不给予补偿时，“良心效应”将会降低自身的整体福利水平，从而改进自身的行为方式。［8］这种“良心效应”，实质就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责任意识。这种效应逼迫企业放弃传统的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技术创新方式，而去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减少技术创新过程和其他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降低企业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不利影响。应该说，在有关生态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生态伦理道德还有一定的作用空间。“如果要谋求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目的，道德说服的方式比其他方式的空间要大许多。一旦文化环境发生变化，道德说服方式要比其他政策手段要求的精力和力度都更少。”［4］因此，应重视发挥生态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教育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良心效应”，号召企业和个人遵守生态伦理的道德底线。

四、结语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总体来说，生态化技术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生态化技术创新又不同于传统的技术创新，存在市场惰性与市场困境，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而开展。因此，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

［1］彭福扬，曾光波，兰甲云，等.论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J］.新华文摘，2005(4):121－123.

［2］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绿色征途中的中国贡献［N］.光明日报，2010－11－28(6).

［4］COMMON M，STAGL S.生态经济学引论［M］.金志农，余发新，吴伟萍，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M］.林自新，戢守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6］莱斯特·R·布朗.B模式［M］.林自新，暴永宁，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7］杨通进.能够拯救人类的上帝:生态文明［J］.生态文化，2007(6):21－23.

［8］李寿德，柯大钢.环境外部性起源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