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敷书院考_参考网

敬敷书院考

2014-03-28朱之润刘海涛

滁州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朱之润，刘海涛

敬敷书院考

朱之润，刘海涛

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省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办书院。在清代，敬敷书院曾伴随着琅琅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影响巨大。探索敬敷书院的办学历程，对于了解安徽清代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敬敷书院的创办与移建、管理组织、教育特色作些初步考证。

敬敷书院；创办与移建；办学特色

敬敷书院于清顺治九年（1652）由操江巡抚李日芃创建，雍正十一年（1733）改为官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实行教育维新，下诏改全国书院为学堂，敬敷书院停办，与求是学堂合并，产生了安徽省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大学堂。书院从始办到停办，走过了二百五十年的办学历程，在这段漫长的路上，先后两次移建，多次修葺，虽历经坎坷，然弦歌不辍。书院在管理组织和教育方式上具有鲜明特色，书院的山长和主讲大多是名流巨儒或一派大师。在清代，敬敷书院曾伴随着琅琅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其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对清代安徽教育影响巨大。由于敬敷书院自停办后，其史料渐渐散佚，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者不多，未见深入考证论著，故撰此文，试作补苴。

一、敬敷书院始创、葺修及移建

考证敬敷书院，不得不先说书院的创始人李日芃。李日芃，字培原，辽阳人。其一生战功无数，官至兵部尚书。顺治五年（1649），时任操江巡抚的李日芃率部屯兵安庆宿松小孤山，击败叛军金声桓于沿江，后又平息安徽境内匪患。不久，操江巡抚由南京移驻安庆，安徽一切军政民要务均由李日芃统领。李日芃虽是位显赫战将，但却是儒生出身。当戎马倥偬之际，李日芃投戈讲艺，在安庆设试院、建文场、立屏门、重修迎江寺等，为治理安徽文化和教育有口皆碑。清顺治九年（1652），李日芃私人捐银两千余两，创办了以他自己名号命名的培原书院。培元书院址在安庆同安岭（现安庆龙山路联通大厦对面），傍谯楼（现安庆一中址）为邻。据清人吕崇烈《创建培原书院碑》记载：“背枕龙岳，面襟江流，特建培原书院。乃赀二千余金，聚财鸠工，绳直黾正。乃作正门三楹。厥门端正严丽。中构讲堂五楹，厥堂深广爽垲，名曰‘礼让’，位师席，列钟鼓，备俎豆千戚之容。后竖楼五楹，厥楼四望远广，名曰‘经正’，贮经史以备宏览。堂左右东西各七楹，为号舍。楼后东西各九楹，为六斋，翼翼绵绵，俾诸士息静温习于其间。楼后为祠五楹，名曰‘儒宗’，中立柱，祀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紫阳五先生，以皖理学名宦及皖诸名儒配焉。祠后列二楹，实培原先生与诸士鼓箧横经辩志观摩地，累石为山，庭草交翠，间倾于诸士游艺任天。”［1］据相关资料考证，始建的书院，共有五排建筑，第一排为三楹正门，气势宏伟，端正壮严。正门题“圣域圣关”，后易为“皖江秀萃。”第二排共五楹，为“礼让堂”，是先生讲课之地。“礼让堂”是书院教学的主要场所，它除了供讲课外，还可在这里举行会讲、讲会、文会等学术聚会活动。第三排是“经正阁”，竖楼五楹，楼高两层，下面三楹，楼上两楹，是藏书之所。“经正阁”是书院标志性建筑，处于建筑群的中心部位。在“经正阁”的左右两边，各有七楹号斋，这里是学生住宿之地。当年这七个号舍，分别以安庆府及辖各县首字命名为：“宜理”“怀德”“潜心”“宿学”“太和”“望道”“桐瑞”。“经正阁”后面东西两边，还各有九楹为六斋，东边三斋是：“仁学斋”“义理斋”“经史斋”。西边三斋是：“文事斋”“艺能斋”“帖括斋”。这六斋是高等生员修学品德和治事技能的场所。第四排共五楹为“宗儒祠”，里面供奉着宋代五位理学先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神像及安徽理学名宦名儒之灵位，是对学生进行实地观摩教育之地。第五排共两楹平房，是李日芃先生与诸生辩论、切磋、交流的场所。其周围建有庭院、假山，植有花树草坪和游艺活动场所。从书院结构看，主体建筑的主轴线前沿至长江南岸，后延至龙岳集贤山脉，配以亭台牌坊，建有儒祠，形成了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在清初，战乱不断，反清复明事端频发，清廷对书院心存芥蒂且抑制，在这种情形下，能建有这样布局合理、高雅幽静、气势宏伟的书院，在全国尚属少见。

书院始建后，有过六次修葺，分别是康熙十年（1671）；巡抚靳辅饬安庆知府姚琅重修；康熙二十年（1681），安徽巡抚徐国相重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巡抚薛柱斗增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巡抚叶九思重修；雍正七年（1729），安庆知府徐士林重修；光绪元年（1875），安徽巡抚裕禄饬藩司孙依言扩修。前五次增修都是由巡抚、知府个人捐资。康熙四十八年巡抚叶九思重修后，曾改“培源书院”为“修永书院，”后不久又恢复了原名。书院修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康熙二十年（1681），安徽巡抚徐国相主持的增修。据清人刘枟在《中丞徐公重建书院置田记》中记载：“李公（指李日芃）崇政大体，首建书院于郡泮之左，四方章缝之士络绎云集，彬彬称盛焉！自是三十余年，弦诵育不辍，咸公泽也，然而渐就倾圮矣。李公（指两江总督李日芃）创书院于开国之初，徐公（指安徽巡抚徐国相）修书院于平乱之日，捐三百二十金，予为鸠公庇材；朽蠹者易，湫隘者广，丹臒黝垩，涣然改观。计修复门二，厅事楼祠各一，斋舍十有八，庑舍十有四，义塾两所，共屋15楹，管田籍桐城地，曰大龙，其丘数水利及所赋租谷之额详载学册。”［2］从上文看出，安徽巡抚徐国相个人捐金三百二十两，对书院进行全面修葺的同时，还在桐城龙山处购置大量学田，以收租供书院办学之需，使书院在财力上得到保障。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下旨培原书院为省办官学。乾隆元年（1736），清廷再次下旨，进一步明确书院地位相当于“古侯国之学。”依照这道谕旨，清廷把书院定为高等教育机构。这时，以个人名号命名的培原书院便改作敬敷书院。“敬敷”之词，语出《尚书·舜典》，意思是恭敬的布施教化。以后，敬敷书院由官府操办，书院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墨客云集，名闻大江南北。

敬敷书院在办学前行的路上，曾有过两次移建。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安庆，和清军有过多次对峙，历经十数次鏖战，每一次城池易手，都给城内带来一次灾难。到咸丰末年（1861），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亲率八万湘军主力，完成对安庆的战略合围，攻下安庆，击溃太平军。同年八月初七，曾国藩率同僚进驻安庆时，城内建筑大多化为一片瓦砾，办学两百年的书院也悉数毁于兵火。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将书院移建到安庆城内近圣街后岗。第二年秋季开始招录新生员，并聘请安徽学政马恩博担任书院主讲。迫于战火停办近十年的敬敷书院开始恢复元气，安徽官学再次建立起来，书院又重新步入正轨。

光绪二十三年（1897），敬敷书院又一次移建。安徽藩司于阴霖、臬司赵尔巽奉命，在安庆城北门外柏子桥东（今安庆师范学院处）购地百余亩，广植树木，新建校舍。次年暮春，新书院落成。就环境来看，移建到柏子桥的敬敷书院，远离闹市，风光秀美，幽静寂寥，实为一处办学的“风水宝地”。书院南边有约丈许高的土岗，从西向东，岗峦起伏，垂柳夹岸。岗下面有一条清溪，半绕校园，清溪常流不断。西边为成片的农田，绿禾布满原野。东北边为安庆八景之一的菱湖，一到秋季，荷叶随风飘香，令人心旷神怡。此处办学，远优于闹市的近圣街后岗处。此时担任书院山长的是桐城名儒阮强先生，与阮强共同主讲书院的是黟县胡元吉先生。二位先生重视言传身教，引导学生纯良守正，一心求学，使这座古老书院，学风不衰，终日书声琅琅。

二、敬敷书院的办学特色

据史料考证，书院在私办和官办两个不同阶段，其管理组织、师资力量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书院始创时，江南巡抚李日芃亲自兼任山长，山长聘任的教师常常以专职和兼职结合，专职管理人员也不够齐全，书院内部事务多由学生轮流兼充。那时兼任书院山长的巡抚，均不领取报酬。自书院始创到改为官办前这八十二年间，安徽曾更换二十二位巡抚，他们大多沿习李日芃兼掌书院并义务讲学的传统。据史料载，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靳辅，上任第一天便首访书院。他在《兴复书院碑记》中曰：“皖城东旧有书院，是操抚李君培原所起也，凡讲堂、斋舍、门庑、号房，规制已宏整，乃沿习既久。予自下车以来，每恐不能体朝廷兴贤育才之意。爰于簿书之暇，召集生徒，月有课，日有讲。告之七郡三州，亦莫不举行，亦骎骎乎，文会辅仁矣。然衡文之际，每励师儒以论常之道，切实之义而推原于正心，以引发其良知”。［3］历届巡抚虽对书院极为重视，但由于他们军政事务繁忙，兼掌书院常显心有余而力不足。书院改为官办后，书院掌教、授课师、管理人员均发生变化，巡抚不再兼掌书院。乾隆元年（1736），高宗下诏各省督抚、学政：“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之”。［4］此后，书院山长由官方聘请，督抚、学臣悉心访察，亦不论以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学界推重者，以优厚待遇相延，俾得安心训导。书院除配专职山长外，还设有副讲、堂长、管干、典謁、引赞以及斋长、门役、厨役等人员。副讲掌批阅文卷、辩析答疑，堂长掌考查学生，管干掌财务收支，典謁掌接待来宾，引赞即祭祀时司仪。并由官府派一名官员到书院任监院，监院仅次于山长职事，是官方的代表，监管书院的财务、图书、生徒膏火奖赏等。由此书院师资力量和管理能力均得到加强。

在办学经费上，敬敷书院在私办与官办两个阶段，其经费来源也大有差异。私办时，书院经费来源主要靠私人捐赠和学田、现金生息。官办后，官府开始对书院拨款，仅雍正九年（1733），朝廷一次“赐敬敷书院一千两，置膄田一百一十一亩，益以历任府按揖置各属学田共计三十五顷又60亩，有奇额银一百四十八两，悉为书院膏火资。”［5］此时敬敷书院办学经费来源比私办时要稳定得多，但开支也随之增大、山长和教师朿修、膏火、花红（官课时名列前茅时的奖金）、试费、饮食、祀、油香等各种费用开支“每岁经费银约2000两，其中山长薪俸一切供应约600两”。［6］嘉庆至道光年间，是书院经费最好时期，仅每年收田租谷麦就达1717石。道光三年（1823）巡抚陶澍倡率捐廉，书院得银4000两，置桐城新生洲产一处，岁可课银800两，以永为膏火之需，并改新生洲名为崇文。咸丰三年（1853），书院毁于兵。同治初，总督曾国藩移建近圣街后岗，由于战乱，学田租收不回来，曾国藩另辟一经费来源，“月提厘局征收银为诸生奖赏津贴经费。”［6］每月从商品流通税收中抽出一部分，以保证办学之需。

敬敷书院在私办时期，主要招收三类学生：一类是招录已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获取了“秀才”准备考举人的生徒，另一类是招录“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年十五岁以上已读四书五经准备考秀才的“童生”：再一类是招收民间十五岁以下孤寒子弟，属于伦理教化的“义学”教育。敬敷书院改为官办后，书院招录对象主要是准备考秀才和准备参加考举人的两类生徒。招录考试前要进行资格“甄别，”首先由府、州、县官员选定，由布政使及专管学员稽查的道员审查，审查的重点目标是排除“恃才不羁”之士，审查后于每年一、二月或十一月举行考试。四月还有一次遗漏补考。十一月、一、二月和四月考试的考生都同时入学。到了光绪年间，敬敷书院除了考试录取诸生外，还可通过府、州、县推举优秀生员进书院深造。据书法大师林散之在《江上诗存·自序》载：“清时，皖省办有敬敷书院，各省都有，聘翰苑名儒任院长，各县推选优异人才，读书其中，和含二县，推荐栗庵先生，徽歙二县，推荐黄宾虹先生，张黄结为至友”。［7］在生徒待遇方面，由于生徒都是优中选优而来，在学期间待遇远比府、州、县的书院官学为高。生徒按录取时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内课和外课。内课生、外课生类似住宿生，也称“常课生徒。”内、外课生有名额限制，享受“膏火。”乾隆十七年（1752）定学额内、外课生各24名。嘉庆二十四年（1819）巡抚姚祖同又增招外课生20名。内课生月膏火银1.8两，外课生0.6两。内课生和外课生每月所得膏火费，一般都能维持生计。另外，书院还设附课生，也称“旁听生徒，”附课生无定额限制，不享受“膏火”，也不安排住宿。附课生类似走读生。到了先生集中授课的这天，愿来听课的文人学士均受欢迎，这类生徒远多于内课生、外课生的人数。

敬敷书院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有自学、集中讲课、传阅课艺、课试甄别等。自学内容有《四书》、《五经》、古文、古诗、律诗、试帖等。自学方式每天分读书、温书、做诗文、练习制策等。集中讲课定每岁二月为巡抚课，三月为藩司课，四月为臬司课，五月为郡守课，六月又由巡抚课，周而复始。每月十八为山长课。先生讲课常把教学内容整理成“讲义”发给生徒，然后提举纲领，就某一问题引导学生各自发表看法，生徒有疑惑，先生从旁诱导点化，启发学生自悟。敬敷书院在教学中，特别重视考试。考试分为甄别试、课试、官课试和斋课式。甄别试每年二月举行一次，以考试成绩优劣对内、外课生重新排序，成绩优秀的外科生可以升为内科生，成绩差的内科生也可降为外课生。升内课者，终年“膏火”有给，若内课生考试成绩不佳被降为外课者，“膏火”减为三分之一。甄别试是激发生徒学习动力的最有效手段。课试每年举行两次，内容有八股文、试帖、诗及经史词赋策论等，课试有奖，“诸生按超、特、一等奖给予奖励，奖银1 -3两。”［6］官课试专做八股文，是由政府官员出题考试，评定等次，并由该阅卷官吏，捐廉给奖。斋课试考诗赋、古文经解、策论等，是由山长出题考试，评定等次，亦有膏火，但无奖赏。官课、斋课考试时间视情而定，有时每月考一次，有时每月考两次。书院还将每次考卷按优劣排序装订成册，发给生徒传阅。传阅优卷与劣卷对生徒各有好处，劣试者通过阅读优卷可扩充见识，优试者通过阅劣卷可体会行文禁忌，对各类生徒均大有增益。

书院由于山长或主讲者的思想不同，其教育特色也各异。乾隆四十五年冬（1781），姚鼐第一次来安庆掌教敬敷书院时，对授课教材进行大胆改革，对朝廷规定的科举教材《钦定四书文》去粗取精，然后选明万隆至清的时文二百五十一篇，名为《四书文选》，“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以《钦定四书文》为主，而增益后来名家及小题文。”［8］《钦定四书文》是朝廷专为科举考试准备的教材，大多是义理方面文章。在姚鼐看来，单授生徒义理知识有失偏颇，他在《述庵文钞序》中提出“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以相济；苟不善之，或甚至于有害。”在他心目中，三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或割裂，但又不能件小齐观。三者之中，义理是主轴，是考证的导向、文章的灵魂，只有义理树立起来，文章才有所附，考证才有所归。姚鼐在敬敷书院编选的《四书文选》教材，做到了“义理、考据、词章”的合理搭配，不仅使生徒获益匪浅，而且在全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敬敷书院在图书收藏方面也颇具特色。已故北大图书馆长任继愈曾评价：“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9］敬敷书院藏书来源有多条渠道：一是刊印出版课艺。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优秀习作，不过也间有掌教者范文和研究成果，课艺内容驳杂多样，有理学、经史之学作品，也有文学和自然科学作品。敬敷书院刊印课艺在全国书院中起步算早的，起始于康熙十年（1671）安徽巡抚靳辅与教授庄名弼组织主持印刷出版的《培原书院会艺》，后来一直得以延续。到了光绪年间，敬敷书院还和安庆府凤鸣书院合作刊印了《敬敷凤鸣书院经艺策论合编》。刊印出版的这些课艺，不仅能宣示学术主张或展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每届新生徒提供了学习范本，与书院其他藏书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藏书第二个来源是：书院每年都从田产收入中，取出部分用来购买图书。康熙年间，书院就购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颢的《明道学案语录》、程颐的《伊川语录》、朱熹的《四书集注》、《近思录》、《朱子语录》、陆象山的《语录》、王守仁的《传习录》、谌若水的《心性图说》，以及《十三经》、《资治通鉴纲目》、等各类书籍上百部。藏书的第三个来源是：刊刻图书。书院于咸丰三年遭兵火毁，经正阁收藏的图书所剩无几，书院移建后，曾国藩亲自出面，招徕剞劂的工匠，刊刻四书、五经等经史著作，还为敬敷书院“延请了汪士铎、莫友芝、刘毓松、张文虎等饱学之士来从事校勘工作。”［10］从而使书院藏书得到补充。第四条渠道是，官员捐赠图书。由于敬敷书院是安徽省官办书院，历届官员为显示其官德政绩，大多乐意捐银捐书。光绪元年（1875），曾在敬敷书院肄业的安徽“布政使孙依言仅一人就捐图书四百七十四部，丛书达五十四种。”［11］这些图书为后来建立安徽省立图书馆奠定了基础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省办书院，这里曾是大批名流巨儒聚集的场所，他们的精神气质及学术成就，对安徽文化教育影响巨大。据史料记载：清代著名巨儒庄名弻、沈廷芳、刘大櫆、全祖望、姚鼐、黄钺、王泽、李振庸、马伯乐、管同、梅曾亮、马恩博、桂超万、赵畇、汪宗沂、赵曾重、阮强等都曾在敬敷书院担任山长和主讲。他们大多是进士出身的硕儒或一派大师，有的是仕途失意的归隐者或学问渊博的朝廷重臣，并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退休官员。他们虽在不同的时期掌教敬敷书院，但施教的理念却一脉相承，即一边讲学教授生徒，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研究的成果就是讲学的内容，书院成为他们学术创新，著书立说，授业生徒，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这些大师有不少著述在敬敷书院施教中构思而成。在清代，敬敷书院既是全省最高的教育教学机构，也是全省文化学术研究中心，这些著名的学者在这里掌教讲学，对安徽教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对全省科举教育起到了旗帜般地感召作用。自隋代实行科举考试至清代光绪止，在这一千三百多年间，“安徽总共有状元25名，”［12］而清朝便有状元12名，清代安徽进士达到“1182人。”［13］单从数量看，安徽进士人数虽不居全国前列，但是从三鼎甲和会元、传胪的总数看，“安徽居江苏、浙江之后，位列全国第三位。”［14］当时的清代安徽，能有如此的人文景象，应该说与安徽文化教育中心敬敷书院的历代山长和名流大师传道授业密不可分。

［1］吕崇烈.创建培原书院碑［M］／／安庆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1904.

［2］刘枟.中丞徐公重建书院置田记［M］／／安庆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1914.

［3］靳辅.兴复书院碑记［M］／／安庆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1908.

［4］《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四库全书版，1387.

［5］沈葆桢，吴坤修.重修安徽通志·卷92·书院.

［6］安庆市志·下册，卷五十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7］林散之.江上诗存·自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8］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M］.清同治七年刻本：599.

［9］任继愈.中国藏书楼发展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537.

［10］朱守良.皖江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8.

［11］朱守良.安庆师范学院与皖江文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19.

［12］胡兆量.中国文化地理概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