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一次阐释了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逻辑：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真正按这一逻辑行事，才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财政监督转型应该符合这一逻辑的要求，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无授权不可为”意味着政府不仅要令行禁止，政府行为还要取得法律授权，使政府规模得到控制，行为得到约束，这是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则存在诸多弊端：一是政府规模失控，什么都想管，结果必然是机构不断扩张，编制不断扩大，“公耗”无度，财政吃紧，纳税人负担过重。二是权力运行容易失控，政府行为失去清晰的边界，滥用权力，设租寻租行为难以控制。三是政府市场之间关系不顺，政府行为容易“越界”，干扰了市场的有效运行，扭曲资源配置，放大道德风险，抑制创业、创新。四是长官意志得到强化，违背经济规律的要求凭个人好恶甚至私利驱动办理公共事务。李克总理指出：“政府管得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还容易滋生腐败。”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逻辑，付之于财政监督实践，主要是管好政府的“钱袋子”，严格公共资金管理和监督，真正按国务院的要求，做到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