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添天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1100)

在美国，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被美国文学评论界巨擘哈罗德布·鲁姆评为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天王”之一，与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和菲利普·罗斯齐名。《路》是麦卡锡的第十部作品，获得了2007年普利策文学奖，描述一对父子行走在浩劫后的美国，被认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国内外对该小说评论颇多。一些评论家从末日之后的虚无出发，探索在一个荒蛮的世界中社会和信仰存在的意义，如Thomas Schaub(托马斯·施瓦布)着眼于小说中坚守道德底线的父子俩，认为“意义超越了父亲对儿子的生命意义的肯定和保护的举动”［1］。一些评论家从救赎视角出发，如Shelly Rambo(雪莉·兰博)借助创伤理论探讨宗教救赎的不可能，指出“非救赎性质的结局是作者抛给读者的一个危险问题:‘见证末日之后世界的意义在何?这个问题无关谁会拯救世界而是谁会亲眼目睹世界的毁灭’”［2］。国内的许多评论家则从生态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蒋文婧从生态伦理观视域出发倡导建立人人相互关爱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关系，却少有人从叙事伦理的维度去分析这部作品。然而，在任何一个宏大叙事中，人物的行为、现实的语境和想象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是在道德和伦理的困境中演绎着。

一、标点修辞观照下的叙事伦理

对于一部缺乏情节和人物情绪推动的小说，如何保持读者对文本兴趣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麦卡锡的处理方式是让标点的变异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在叙事中展开标点变异修辞，使作品的审美空间更富弹性和张力，给予读者暂停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空，获得了对伦理价值问题的清晰聚焦。《路》中修饰人物对话的双引号和否定缩写符号在全文中的整体缺席不断强化着读者对文本人物的伦理情景的理解。人在末日灾难之后突然被世界和自身的存在状态剥夺了光明和幻想的权利，焦灼的大地使生物对身边的任何人物都无法产生安全感，前行和未来等同于残酷的否定。在这个恶劣的荒野上，只有相依为命的父子孤独地行进在路上，与他人交流则意味着危险和奢侈。双引号在这样的文本环境中成为了一种多余的修辞符号，而麦卡锡在文体格式上对否定式缩写符号剥夺的修辞策略(如Dont，didnt)，进一步凸显文本恶劣的伦理意义环境。双引号和否定缩写形式在视觉上的整体缺失让读者直白地感受到在这个物质条件恶劣的世界上父子俩要保留他们心中的伦理意识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任务，同时更感到深深的伦理忧虑。

由于麦卡锡在文体格式上的剥夺，文章中修饰否定短语的缩写形式缺失了应有的缩写符号，但同时却引发读者对另一些醒目地保留着它们的缩写符号的修饰肯定缩写形式的关注。麦卡锡对修饰肯定短语缩写符号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路》中外显的无情的否定”［3］。不同于否定短语dont或didnt，表示肯定的缩写形式 I’m或we’re在形式上包含着一个代词，起到前景化位于缩写形式前面的行为施动者的效果，使那个冷冰冰的遭到毁灭的世界在具有道德的、情感的和创造性的人类面前又重新有了一丝暖意。规范和变异缩写形式的对比存在制造了一种“突出”效果，使得人称主语I和We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无形中让读者体悟到了在世界末日里人类所散发出的微弱的伦理之光，剔除了文本的虚无主义印象，而这正好实现了麦卡锡对读者伦理反应的预期。

在麦卡锡的笔下，缩写形式是否携带省略符号成为文本反身指涉的策略，更是文艺美学对绝望的一种复调展示。标点符号的变异对比引发了读者对麦卡锡世界最重要的成分的关注——人的主体性和道德信仰。在这个麦卡锡描绘的地狱般的世界里，人卑微的活着，但父子俩之间呈现出来的微弱的道德、强大的亲情、生存的奇迹都使得文本呈现出一抹淡淡的温情。父子俩作为明显有别于受兽性主导的食人徒和放弃自己道德责任的自杀者的道德主体，在伦理的泥潭中仍然闪耀出人类伦理的熠熠光辉。父亲在明知毫无转机的疲于奔命中仍然不放弃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如同《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坚持不懈推动石头的西西弗斯，明明知道结果会失败，仍旧无畏地向判定他命运的外部势力宣布:他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对孩子的爱使得人生向善的朝圣之旅没有尽头。

二、心理空间变迁中的叙事伦理

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展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体的潜意识活动。在《路》中，心理空间的伸缩担负着对小说伦理主题的阐释作用。在毁灭过后的世界这一大背景下，主人公父亲的心理空间经历了混乱→压抑→焦虑→释然，直至精神彻底解脱的过程。而伴随着心理空间的逐渐拥塞，文本突破传统线性叙述而代之以梦魇般的碎片化陈述，使文本取得了共时性的空间效果:“父亲”在过去、现在、梦境中随意穿梭，过去、现在和未来互相平行、交融，而精神的错乱、焦虑、不安在这穿梭与交叉中愈见清晰，逐步揭示了主人公情感发展的轨迹。增强了空间叙事效果并强化了麦卡锡在文本中所营造出来的具体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使得读者有机会通过文本叙事去“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经历“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4］，将叙事中的道德感应转化到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中去，实现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

在《路》中，麦卡锡弱化了传统小说中实在的叙事空间，而将其虚构特征变得分外明晰，让梦境和现实共同构架起小说的交叉叙事空间。这种交叉叙事模式将叙事视角从某一特定空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人物和读者可以更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审慎地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对于曾经在前世界生存过的男主人公来说，当下的现实犹如地狱般的梦境，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可以期待，他只能选择不断遗忘原先世界的所有意义和美好事物。然而过去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头，残酷地在他的梦中重现着一个他无法重返的世界，使他陷入时空的混乱之中。他会不时地梦到他的妻子，但是在垂死的世界里他连美梦这一小小的快乐都不敢企及，他拒绝一切与过去有关联的东西，甚至连一直珍藏着的妻子的照片也被他狠下心丢弃在路上。这样一个绝情的举动不由引发了读者的伦理质疑和探究欲望，在这一片荒漠之中，还有什么值得人类珍惜;在人类的道德宝库里，还有什么能留存下来;人和动物还有区别么?如果说妻子的照片象征着旧世界曾经的美好和人类美好的情感，那么作为一个有伦理操守的人理应珍藏这一旧世界的美好事物以及珍惜过去的美妙点滴。男人的这种行为让读者费解，同时也无法认可，无法对他作出正面的伦理判断。

随着主人公心理空间的不断转换，读者对父亲这个人物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推断，与此同时，对他的伦理判断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麦卡锡通过让读者进入父亲的心理空间，让读者处在优越的知情位置，从而为读者和人物之间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暗中引导着读者的伦理判断。马克·柯里(Mark Currie)认为“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有很多了解时，就能同情他们”［5］。在《路》中旅程刚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不断地咳嗽，时常擎着泪看着男孩，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注定很快要死的，孩子是他活下去和无法停止焦虑的唯一理由。路途中，父亲不断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孩子接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所以当男孩向父亲说出自己就是要为所有事情操心的那个人时，父亲瞬时发现男孩已经逐渐成熟，自己已经完成了对孩子的道德传承。伴随男孩的逐渐成熟，父亲的心理空间也从拥堵到通畅，其内心的困惑和挣扎在时空的穿梭中一一缓解，直至临终前终于将自己从精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在《路》的荒原上，我们看到父子俩这个最小的社群对伦理道德的执着守望。父亲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孩子懂得了道德不是必须或不得不服从的标准，而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练，是善的“自我”和“恶”的自我之间的厮杀。

三、叙事认知中的伦理预设

叙事认知令人迷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叙事者潜意识中存在的强烈虚构倾向。叙事者通过“将历史情结化(emplotment)，将离散的偶然事件整合为形式上的连贯整体，从而获得意义”［6］。然而，文学传统中各种叙事模式对生活的情结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读者“往往会不自觉地将某种现成的叙事模式套用在自己的生活上”［7］，忽视叙事者对事实进行的篡改、补缺、修订，将自身的认知图式强加于角色，所以在叙事交流中，叙事者和读者各自的利己欲望和已有叙事模式的博弈共同决定着叙事认知的发展方向。

为了让读者相信人类救赎的可能性，麦卡锡在小说的叙事话语层面巧做布置，运用了许多圣经和宗教词汇，将文本装扮为后启示录文学，使得读者根据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在一个历时性和空间性的领域，不自觉地链接相似主题的历时文本，及作品自身所蕴藉的价值观念和人物伦理意识，在头脑中埋下一个救赎主题的伦理预设。在《路》中，父亲在途中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差不多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信念或是理由:他和孩子携带着人类传承的火种，这使得父子俩的存在在这个看似绝望的世界里变得异常重要。通过这一叙述，父亲赋予他们的旅程以神圣的意义，使得灰暗阴暗的大地上单调乏味的行进被一个高尚的使命所美化。在小说最后几个章节中，当父亲感受到孩子的道德力量不断增强之后，“圣光”开始出现在叙事者的声音中，如同父亲一直所使用的“火种”的复调。当父亲病得无法继续行进时，他“看着男孩会继续往前走，然后停下脚步往回看。他会抬起泪光闪闪的眼睛，看着男孩站在路上，从某个他想象不了的未来回头望着他，在废墟中闪闪发光如神龛”［8］。在此，读者可以领会到作者的隐喻类比:在某种程度上，男孩就是圣灵在现世的衣钵。而父亲对男孩那种无私的父爱让读者在荒芜大地中感到了一丝暖意，不自觉地套用救赎叙事模式，急于相信在未来等待着男孩子的会是完满的救赎之路。

文学的重心更多地在于关注感知的过程，而非最后直白的结果，因为“感受的过程本身是一个美学目的，必然要被延宕”［9］。读者通常会对文本叙事格调的一致性和叙事结构的高度完整性具有相当大的期待。在没有阅读文章结尾两段时，读者很容易对为儿子用言语构建的意义世界的父亲肃然起敬，被父子之间真挚的亲情所打动，被男孩的从心底发出的善良光芒所打动，从而认同表面文字所体现的救赎叙事认知。如果依照美国的救赎叙事模板来解读这个故事的话，孩子的精神力量将超越破坏者，在末日之后代表着复兴力量。无论如何，善的光芒将照耀大地。但是麦卡锡并没有清楚地描绘出这一美好的画面，相反他在文章最后一段写到:“斑点鲑的背上有一些迂回的图案，那里记载着世界即将变成的样子，地图和迷宫。关于一件不能挽回的事情，一件不能重新做好的事情。”［10］毁灭是彻底的和无法想象出可以修复的。尾声部分对未来的展望令读者所有的感情投入在瞬间冰冻。麦卡锡亲手摧毁了自己构建起来的救赎叙事，告诉读者它全然是虚无缥缈的。冷静下来的读者只能重新对文本进行伦理审视，从而发现小说结尾处那个接纳男孩的家庭的到来其实也并未给他们内心深处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宽慰。因为在过去的路途中麦卡锡一直让读者怀疑他们在路上遇到的所有陌生人，人们无法得知在今后的路途中男孩是否能够平安地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家庭的到来只不过是让读者再次陷入了无法信任的破碎世界。

在面对小说中极端的灾难时，可能的救赎促成了读者对“本能和道德，肉体和精神，希望和绝望之间的斗争”这一固定经典模式的信息期待而丧失自身的思辨能力。令人困惑的结尾既是文本内故事的延续又联接着文本叙事之外的故事。在表面上是父亲路途的结束，实际上预设着男孩和读者将在路途上继续开始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斗争的辩证性思考。只有跳出旧有的救赎框架，读者对作品才能有新一层的理解，作品同时才又敞开了另一种可能，主客体才能在双向融合中迈向新的视域。

四、结束语

在后现代文学话语中，关于道德生活原有的严格界定已经不再适用，道德话题更像是展示魔法的舞台，揭示人类神秘特性的平台，进而也更趋向含混无序。自然世界有一种自我平衡的调节机制，但文学作品却很难做到让所有场景、人物和情节协调一致、浑然一体。《路》正是体现了这种当代文化环境所特有的伦理焦虑。小说中父亲的心理空间旅程实际上暗含着如下的逻辑:在充满邪恶世界中孩子心中娇弱的善之花→父亲的善之花(作家麦卡锡的善之花→每一位读者的善之花→人类的善之花。正是在这一逻辑链条的演绎发展中，读者得以将故事层面的人物与叙事层面的作者、读者甚至整个人类都纳入叙事虚构性的考量中，超越文学范畴而跳出一种普遍的伦理困境。

麦卡锡在《路》中建构的叙事伦理已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伦理关系，更是叙事的修辞、空间结构、叙事认知以及叙事功能所建构的伦理大厦。这种以生命和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赋予了读者一种超越简单理性伦理的特权，引导读者体验到了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从而在独特的艺术阐释与伦理对话中完成生命感觉共鸣。在此，伦理道德已不再是一种绝对，不再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产物，它是相对的，对它的发现和创造是通过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主体互动(intersubjectivity)。“在这种对真理和现实的置换方式中，现实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弹性和多样性。主体有多少种对现实的感知和参与方式，就有多少种现实被创造和存在的方式。”［10］

［1］Rambo，Shelly L.Beyond Redemption:Reading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08(41):99 －120.

［2］Schaub，Thomas H.Secular Scripture and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J］.Renascence，2009(61):153 －168.

［3］Banco，Lindsey.Contractions in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J］.The Explicator，2010(68):276 －279.

［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

［5］Currie，Mark.Postmodern Narrtive Theory［M］.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8.

［6］Ricoeur，Paul.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on Paul Ricoeur.Trans.＆.D.Wood［D］.London:Routledge，1991.

［7］Phillips，Dana.History and the Ugly Facts of Cormac Mc-Carthy’s Blood Meridian［J］.American Literature，1996(68):433－60.

［8］科马克·麦卡锡:《路》［M］.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9］Zhu，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