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西安 710064)

“药草堂随笔”系周作人战时专栏作品，大多发表于1940年，其中的多数篇章收入后来结集的《药堂语录》中。作者的自序中声称，“语录”一语并非作古来的本义解，而“只是平常说话”，并且“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乍看上去似乎与他一向鼓吹的“人情物理”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药”字已在其间区别开来，作者所谓“清暑”即是。

一

周作人不止一次谈到，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有三位，即汉朝的王充、明朝的李贽及清朝的俞理初，不喜欢甚至憎恶的则是韩愈。前者共同的精神是疾虚妄，后者却是“虚骄顽固”(《周作人散文全集(6)·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第535页)，①本引文出自参考文献[1]，下文相同者均以如“(《周作人散文全集(6)·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第535页)”格式标注。“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2]407。“药草堂随笔”中并没有提到被周作人盛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的王、李、俞三氏，韩愈也只在《科目之蔽》一处言及。不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仍不断地吸引他回到此前一直坚信的常识语境，可以看出非常时期的周氏的有意的自我调适与坚守。

在《宋琐语》中，周作人赞赏清初的郝兰皋是“难得的”、“理想的”学者，因为“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另一篇《耳食录》在强调“态度”的重要时也说到“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周作人认为，趣味“是美也是善”，里面“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而“没趣味并不就是无趣味，除非这人真是救死唯恐不赡，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犹如人各异面，只要保存其本来眉目，不问妍媸如何，总都自有其生气也。”(《周作人散文全集(6)·笠翁与随园》，第754页)见识也同样重要，周氏文章中常有“大有见识”、“见识明达”等字样，大体上与“常识”相近。他解释道:“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后又补充:“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2]312因此，周作人深信“知之为知之”的训诫，并自号“知堂”、“爱智者”(《周作人散文全集(6)·〈夜读抄〉后记》，第369页)，以示敬意，也是因此并耻以“文人”自居，可见他对于批判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崇奉与卫护之意。

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怎么乐观，中国的知识阶层早已堕落。孟子“乡邻有斗者”的说法就已初见端倪。周作人认定:“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原因。”(《周作人散文全集(8)·汉文学的传统》，第408页)这“衰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儒之道士化。在《释子与儒生》中，周作人批评“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在《科目之蔽》中甚至与“女人缠足”相提并论，认为“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在周氏看来，凡此种种都是“科名”在作祟，他曾在不同的篇目中加以总结，如“大抵中国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科目之蔽》);“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太上感应篇》);“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士，是为读史的正途。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的缘故吗”(《南园记》);“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此正是制科的真用处”(《钱名世序文》)。知识分子热衷于此，甚至作出戒牛肉、惜字纸的勾当，难怪世道人心日下。在《绕竹山房诗稿》中，周作人指斥读书人的名利心，不仅造成学问无从发芽，就是商工也“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而中国国民性的败坏，也全是考试制度的流弊所致。1941年7月17日的中等学校暑期讲习班上，周作人炮轰考试制度，曾提出两点作为最致命者，即说谎和胡说八道。对此，他具体解释道:“从唐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叶，都靠诗文取士，最近五百年则文章又限于八股，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了，就可以做官。这种制度，把中国好好的国民性都弄坏了。”(《周作人散文全集(8)·中国的国民思想》，第578页)而若纠此弊，则仍需从知识分子做起。

依据见识与趣味的两重标准，除上文提到的郝兰皋外，周作人所佩服者尚有俞平伯祖父俞曲园。在《春在堂杂文》中，周氏力赞曲园先生“序文”之妙，称他“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极不易及者也”。进而称“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此意正可为《右台仙馆笔记》中语作注脚，所谓“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所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从而与纪晓岚、孙彦清的“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区别开来，揭示了他津津乐道的知识分子“气象”(《文海披沙》)一词的真谛。

二

与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相连，周氏关于传统的审察与追问也是“药草堂随笔”的重点。20世纪40年代初，以《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代表，周作人提出儒家的中国中心思想说，所谓人生主义或人文主义(Humanism)，其中的“为民”思想引人关注。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中国须有两大改革或心理建设的结论，所谓伦理之自然化(《梦想之一》)和道义之事功化(《梦想之二》)。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周作人散文全集(9)·我的杂学》，第240－241页)，而在迟至50年代末出版的《过去的工作》的文集中，周作人这样剖析“中国固有的思想”:“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3]84据此，周氏不止一次地攻击包括缠足、阉人、鸦片、八股在内的他所说的“中国四病”，进行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不曾怀疑过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

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他强调，“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别之为忠恕”，并具体解释说，“所谓为仁直捷的说却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当做人看待，不但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以己所欲施于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而以人之所欲施之于人，那更是由恕而至于忠了”(《周作人散文全集(8)·中国的思想问题》，第710页)。在《女人三护》中他重复了之前的观点:“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至于他自己，则可以说是道而儒的，只是并非后世异化了的样式。即便如此，也毕竟与法家无缘，否则就未必愿意肩此徒遭唾骂或刺杀的“水浸木梢”的。同样，他也不可能作出在“药草堂随笔”完成时的1940年末接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的决定，正像他自己在《右台仙馆笔记》中所向往的那样:“多有恕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恕”与“谿刻”相对，属于人道主义的范围。周作人或许借此非战，好实行他所立意践行的“道义之事功化”的紧要事罢了。

本雅明在论述“震惊”体验时曾指出:“震惊的因素在特殊印象中所占成分越大，意识也就越坚定不移地成为防备刺激的挡板”，本氏认为，这种防范震惊的功能“能把事变转化为一个曾经体验过的瞬间”[4]175。同样，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也未尝不能适用。集中的《辛卯侍行记》《七修类稿》涉及郭巨埋儿、邓攸弃子的题材，周作人的同情态度显然事出有因:“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惟若标榜以为孝悌规范，则大是害理”，其“悯默”态度不只是“恕”的体现，作为“体验过的瞬间”，在“人情物理”的框架下，它还具有了某种日常生活的特性。然而，“人情物理”或常识与“一尊”或“榜样”大相径庭。周作人曾在不同的文章里讲述三事以为笑谈:一是自己住在华贵的温泉旅馆而嚷着叫大众冲上前去革命;再是割他人股以救父命;三是青州忠义之民逃往临安，一路吃着人腊，其间的悖谬处显然映射了传统思想的矛盾和裂缝。正如鲁迅在谈及“郭巨埋儿”时所说:“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5]256周作人一向在“主意太显露”的谈鬼谈怪之文上抱有成见，以为“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洞灵小志》)，其背后未尝不是对于“震惊”的防范。本雅明曾解释说:“这种防范震惊的功能在于它能指出某个事变在意识中的确切时间，代价则是丧失意识的完整性;这或许便是它的成就。这是理智的一个最高成就。”[4]175同样，周作人也在借“确切时间”和“丧失意识的完整性”发起对于“理智”的攻击。当然，他并不看轻“人之异于禽者”的理智，却鄙视“恶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周作人散文全集(7)·逸语》，第90页)的行径，所谓“文过饰非”的掩盖。周作人信奉“畏天悯人”之道，自剖“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中秋的月亮》)，所以，他能够赏识曾子后裔曾衍东的打油诗(《曾衍东诗》)，佩服牟陌人解读《泽陂》“陈人怕妇诗”“颇有适切”、“殊有巧思”(《读诗管见》)，重视传说资料，以为“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如梦录》)，等等，以减轻对于传统的“震惊”感，从而汇入“情理”和“常识”的现代日常生活之中。

三

周作人曾就神话、传说、故事和童话四者加以区分，认为传说“是人的事情”，而“所讲的是半神的英雄”(《周作人散文全集(2)·神话与传说》，第562－563)。“药草堂随笔”中曾记载不少“传说”的资料，不过寓意却有了变化，如沙三、洪幼怀、许敬宗等，其人其事多为史上所实有，而张天翁、五祖、董永等却好像“半神”的样式，这些传说的讲述不只是特殊时期的抚慰和希冀，更多的却是在发挥意境的效用，以积聚民意和民气，营造公共话语的氛围。在《读孔子集语》中，周作人提醒说，“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未必实有，但于此可以见造作者的心情愿望”，故而不失为“有趣味的事”。在《姚境塘集》中，他重申“以文章造意境”、“正是常有，亦复无妨”。其实，传说与意境之间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只不过周作人言此而意彼，借意境来影射现实罢了。

《划水仙》一文抄引王凝斋《秋灯丛话》中划水仙之言，以为舟船危难时可由水仙洋神摆脱困境，举王、顾、陈三君奇遇以为佐证。常人可以化险为夷，那么国家呢?战时的中国何尝不亟待划水仙的奇迹?周作人叹道:“读划水仙之纪事，常不禁愀然不怡，人力所不能及，唯有委诸超自然，而祈祷之外出以咒禁，迫切之情，亦可哀矣。”徒然悲哀并没有实益，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救，因而周作人大谈“药”字，以“药”结集并自号“药堂”者于此。在“药草堂随笔”的第一篇“药酒”中，他借“巫彭作医”的传说谈及药与酒的关系，表面上虽说些疏野的生活之类的话头，目的实际还在“神药”、“使用法器”的上面，可以见出他暗喻国事的居心。周作人曾着意辨解他文字的闲适与命意所在之间的关联，称“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周作人散文全集(8)·药味集》，第627页)，“药酒”其语其文显然可作例证。

还在中日战争之前，周作人即宣布日本店关门，像他多年前文学店的关门一样。除了谦逊的自认为宗教上的不懂的原因外，关键的还在他据以表明的姿态上面。有关日本的几篇如《武藏无山》《指画》《如梦记》《日本国志》等大体不出“趣味”的“园地”，没有离开他一贯株守的常识的天地，与战争的恐怖和罪恶互相映照。像《如梦记》，看似旧梦重温，实际上反倒是在对比日本的侵华暴行——新的丑与脏，周氏所谓“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的用意即在于此，难怪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人片冈铁兵蓄意发表打倒中国老作家的言论了[6]。

此外，周作人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也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废名曾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天的事情》中评价周作人“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着我们一齐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即是危城”。在《我怎样读论语》中，他再次借“信”与“仁”为之张目:“因为国家的命运不好，他寂寞地忠于自己的见地，故与群众相反，这是信。敌寇当前，他还想救人，还想替国家有所保存，这是仁。”作为周作人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废名的议论显然带有私情的成见，但在为仁的道德上，周作人的做法也不应一概抹杀，所以当谈到李和儿的炒栗子(《老学庵笔记》)、朱舜水病革时的乡语(《关于朱舜水》)时，周作人颇现怅触，其间似不无废名所说“保存”的深心。

“药草堂随笔”总计50篇，周氏直称为“语录”，可见偏好和推尊之意。平心静气的语调加以常识的论调，确定了全书的基调。书中常及怀旧之意，如“恐更后将无人能解此语矣”(《鼠数钱》)、“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琐事闲录》)、“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汴宋竹枝词》)等等，上述“基调”实系于此。传统或传说的资料乃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五祖肉身》的肉身多事，付之荼毗，固然自身可以干净了结，然而家人与国人呢?深感“一说便俗”(倪云林语)的周作人公然在1941年初接受伪教育总署督办职，也许正如他所援引的许敬宗所说，是在用思想来保身家、全家乃至国家吧。

[1]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周作人.过去的工作[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德]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M]//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鲁迅.朝花夕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朱丕智.论抗战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奠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