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习胜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2)

在思想政治教育界，“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方法和路径也在积极的探索之中。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时代命题以降，“人文关怀”不仅被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也被视为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路径。由于研究视域较窄，所得方法抽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理路尚不能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我们以更为开放的思路、更为广阔的视野去探究更为有效的方法或路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基本层面及其工作旨向

在古汉语中，“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现象的“天文”而言，其本义是指关于“人”的社会文化。“关怀”的本义是对病患者的照护，今天泛指对人或事的充分关注和关心。在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等人文精神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尊重人的特殊性，关心人的特殊要求、爱护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虽不能表达“人文关怀”的全部内涵，但足以体现“人文关怀”的主题和主旨。

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人文关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包含着对受教育者精神生活的关怀，比如，对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情感需要、价值发展的关怀等，也包含着对受教育者的物质生活的关怀，比如，对受教育者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的关怀等。丰富的内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文关怀”在本质上是多层面的，至少包含了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不同的基本层面，而且，不同的基本层面理应有其独特的工作旨向。

就物质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而言，其工作旨向应该是切实而且有效地解决被“关怀”对象的物质生活及其生存条件问题。就高校而言，及时了解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情况，对贫困学生开辟绿色入学通道，不让贫困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入学后帮助他们解决生活费和学费问题。比如，国家银行开设助学贷款；国家给予创业贷款和资助，乃至对富裕家庭的学生引导其合理消费等，无不都体现出学校、社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因为感受学校、社会、国家等“大家庭”的“温暖”，必然起到“以情感人”的效果，增强大学生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而且，学校、社会、国家等开展的人文关怀“温暖”活动，也符合广义思想政治教育之“全员化”和“全程化”的基本精神。

就精神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而言，其工作旨向应该是切实而且有效地解决被“关怀”对象的心理及其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或困惑的问题。《易经》中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笔者看来，不论是用“人文精神”、“ 人文氛围”还是用“人文素养”来“化成天下”——教育人、感染人或引导人，都需要有一个路径或平台，那就是要让“人文”能够真正深入到受教育者的“心灵”，所以，“关乎人文”最主要的是“关乎心灵”，“心灵”是“人文”之所以能够“化成天下”的平台。广义的“心灵”包含“知、情、意、信”等多种因素，其中既有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的因素，也有认识、信念、信仰等思想观念的因素。如果说在物质生活层面能够做到细致及时的照护，而且能够形成帮助和关怀的机制，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对受教育者进行“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人文关怀”就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思想观念问题极其复杂，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说明人们对同一对象有不同认识，至于在个性张扬、价值多元、文化多样、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乃至“价值发言权”，而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疏导受教育者的心理障碍、解决其思想观念中的症结问题，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背景知识，还需要切当而有效的疏导和引领的方法，甚至是某些专业性的技术支持。

如果说在物质层面的人文关怀尚可在广义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得以进行，那么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则需要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动脑筋、创新方法去应对和解决。就高校范围内而言，物质层面的人文关怀一般可以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人员运用或创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去解决，而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运用或创立相应有效的方法和理路才能获得解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实践路径的研究者，我们所要关注的恰恰是后一个层面的工作。

二、精神层面的人文关怀更要关注国外思想关怀的理路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人文学科，但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缺乏疏导受教育者心理问题、引领受教育者观念问题的方法，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方法，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而且还有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独特领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充分关注国外思想关怀的方法和理路。

(一)关注国外思想关怀的理路是适应思想政治教育新境况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确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传承、发扬和光大，但是，随着社会境况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发展，“老祖宗”的东西虽然不能丢却不能照搬，“老把式”的经验不能忘但也不能不顾对象和境况的变化而照套。面对现代媒体熏陶下的受教育者，面对远非马克思时代的历史境况，面对日益复杂的思想观念问题，需要我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开放观念去挖掘历史中的思想资源，批判性地吸收国外的有效做法。在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的自我封闭已不可能，封闭他人的“思想”更不可能，既然如此，不如以开放的心态品鉴国外的做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适合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关怀”的有效方法，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二)关注国外思想关怀的理路是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方法的需要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理念和方法是这些年学界的热点话题，但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没有“人文关怀”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就包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们一再强调“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1]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本着一种“放下包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基本方针，这些思想和方针表明“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时期”并不缺乏人文关怀的精神及其方法。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时期乃至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虽然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等，它们大多仍然属于理念性或理路性的方法，缺少具有规程性的操作技术，而国外学界在思想关怀方面不仅有理念、理路和方法，更是探索了很多便于操作的有效技术。

“方法”是实现目的的必须手段或平台，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得当事倍功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不在于我们的基础理论没有真理性和说服力，也不完全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尽力尽责，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方法不得当。既然国外学界擅长于理路的开辟和方法的创新，我们就应该有“拿来主义”的精神，批判性地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方法甚至是技术。

三、国外思想关怀的主要理路和方法

纵观国外学界开辟和运用的思想关怀理路和方法，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即成熟的理路和方法与新近的理路和方法。成熟的理路和方法有的正在使用和发展之中，有的曾经发挥过作用，形成蔚然思潮，今天逐渐淡出学界的视野，但仍然对我们有技术层面的启示的；新近的理路和方法是近几十年来逐渐形成气候的，而且大有成为新思潮之势，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

(一)成熟的理路和方法

其一，心理咨询。心理咨询的直接对象是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却也关涉到人的认知信念问题。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心理咨询活动，伴随着临床心理学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诸多流派，比如，精神分析、行为疗法、完形疗法、认知疗法，等等。早期的心理咨询是把来访者当作“病人”看待的，治疗就是治病。治病是通过求助者当下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追问病人疾病生成的“情结”或病史，然后结合药物和行为矫正进行施治。今天的心理咨询越来越把来访者所持的信念和信仰的因素考虑进去，心理咨询不再仅仅是治病，而是在心理层面进行的“咨商”，与来访者讨论其所持信念和信仰的合理性问题。就目前心理咨询界较为看好的CBT(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疗法而言，它所关注的不是如何使用丙咪嗪(常用的抗抑郁药物)问题，而是如何通过谈话进行心理治疗。它们认为，特定的心理障碍总有其特有的信念和行为策略造成的，因此，CBT工作图式就是要从更加深层的认知维度去挖掘造成求助者心理障碍的认知信念方面的原因，揭示潜藏于其自动思维(自动而又信以为真)下的信息处理的模式——规则——态度：这种模式往往是从孩提时期开始形成，受到众多人生经验的影响，包括父母的管教和示范，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同辈的经验、创伤和成就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透过其自动思维模式——“如果……就会……，应该……”等，可以揭示其信念假设，特别是其核心信念假设——对自我(与自尊相关，不可爱或不能胜任)、他人与社会的基本观念。在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下，采取共情、支持、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等手段，营造良好的治疗环境，帮助来访者逐步修正其核心信念，达到解决其心理问题或治愈其心理障碍的目的。

其二，体谅德育。体谅德育又称为体谅关怀，持这种理论者主张道德教育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要动之以情，以情感人，而不只是关注学生的道德思维、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等道德理性问题。为此，他们建立了以道德情感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学会关心的体谅德育模式(the consideration model)。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榜样、对话、实践和认可。所谓“榜样”，主要指教师，教师要承担榜样的角色，让学生体验到怎么被关心。所谓“对话”，是师生之间的事情，通过平等而开放的的对话，寻求师生彼此间的理解、同情和欣赏。所谓“实践”，是在学生学会“设身处地”思考——“如果是你、会怎样做”的基础上，提供给学生各种践行“关心”的机会[2]。所谓认可，就是要让学生将自己的理解付诸行动，成为融入自己血液中不可剥离的一种德性和品行。

其三，价值澄清。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价值澄清理论，主要是应对青年人面临的价值多元、价值混乱乃至价值茫然等问题，而着重于提高人们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能力。这个学派的创建者设计了多达19种易于操作的价值澄清策略，包括书写策略、对话策略、讨论策略、提高对后果的认识策略，等等[3]。对象的情况不同，他们便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针对价值观不明确的对象，他们将采取澄清应答法。这种做法是以短暂的、非正式的对话方式在一些非正规的偶遇场合，对被澄清认识的对象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作出反应，促使其提出问题，反省自己的生活、行为和思想，从而澄清他们的价值观[3]87。再如，对于一些不大适合于口头交换意见价值问题，如日常话题中涉及到的金钱、爱情、职业、闲暇、性、政治、宗教等问题，则采取价值单填写法。这种方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深层次的价值观思考，先由被澄清对象独立完成价值单，鼓励他们公开自己的答案,并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以达到澄清价值认识的目的。总体来看，价值澄清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即选择——对不同的价值倾向经过自己的思考做出选择；珍爱——珍惜和爱护自己经过慎重选择的价值倾向，并愿意公开而与他人分享；践行——将自己选择和认定的价值观贯彻到实际生活之中，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四，意义治疗。它本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但却具有较好的人文关怀意蕴而受到思想关怀研究者的青睐。这种方法是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E.Frankl)创建的。弗兰克尔用Logotherapy命名他的治疗思想。他要强调是Logos，而不是therapy。古希腊词Logos的原意是指思想、言辞、规律、意义等，而“意义”既有事实层面的语义，也有价值层面的语义，同一个Logos，就可以作为两种语义的过渡平台。在弗兰克尔看来，人对“意义”的追寻是其生命的初级动机，唯有意义的实现才是生命价值的实现，而只有当人发现自己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的责任之后，才能真正发现自己所要追求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激发倍感无聊、遭受挫折者追寻生命意义的热情呢？他发明了几个方法。其一是反省的方法。比如，对于绝望、无聊的人，让其躺在临终床上回顾其一生，感悟生命的意义；[4]其二是矛盾施治方法。对于恐惧、因过度期望而焦虑的人则采取矛盾预期的方法，不是竭力让其避免可能产生的“坏”结果，而是鼓励求助者希望发生他所担心的事情，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最坏的结果。在弗兰克尔看来，生活态度改变了，必然会改变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看法。至于在哪里可以追寻到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也给出了三个路径，即“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的态度”[4]136。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所要揭示的是：人类具有反省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思想关怀”所要培育的基本能力，不培育这样的能力，被关怀对象的思想症结就无法在观念层面真正获得消解。

其五，宗教灵修。“宗教的魅力在于通过神灵信仰获得对人生和世界的特定解释，这一解释以感性融摄理性的形式而获得强化，使人获得超稳定的心理和生理能量。”[5]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宗教信仰，虽然所信教义不同，但正统的宗教总是教导人们宽容和向善，在宽容和向善的教导中，往往可以部分地化解人们思想中的怨愤和恶念，解除思想观念中的困惑和痛苦。比如，基督教学者从古希腊哲人那里吸收并发挥了其教义的“灵魂治疗”功能。他们认为，灵魂之所以生病，思想之所以纠结，精神之所以痛苦，“要么是因为意见的误导，灵魂爱上不应该爱的事物，陷入痛苦之中；要么是因为获得了知识却不按知识实践”[6]，基督宗教的神职人员的神圣职责就是要教导信徒或者其他听众，要坚持信仰的真理，而有了信仰的真理之后就要践行这种真理，过有神圣信仰的生活。过神圣信仰生活的信徒，他们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祛除灵魂之病，消解精神痛苦。为此，基督教还特别要通过决志祷告、洗礼、忏悔、告解等一系列的仪文形式，强化其牧灵与辅导的“圣化”功能，为教徒净化灵魂，开解思想的困惑。

(二)新近的理路和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本义是要弘扬苏格拉底式哲学精神，拓展现代哲学的生存空间，让“爱智慧”的哲学为常人的日常生活服务，欧美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探索现代哲学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问题，由此而兴起了一场了“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practice)运动。有人也称这种运动是“哲学探询”(Philosophical Inquiry)、“哲学顾问”(Philosophical Mentoring)、“哲学指导”(Phi1osophical Guidance)、 “哲学辅导”(Philosophical Coaching)、“哲学交心”(Philosophical Encounter)、“哲学交谈”(philosophical Consultation)[7]，等等，它们的名称虽然有别，但其主旨却是相似或相同的——不是要重新“讲哲学”、“写哲学”，而是要“做哲学”。这种“做哲学”运动也是以开启人们思维智慧，祛除人们思想困惑和精神痛苦为取向的。其中，以美国学者马利诺夫(L.Marinoff)、德国学者阿肯巴赫(G. Achenbach)、加拿大学者拉伯(P.Raabe)、英国学者利波恩(T.LeBon)、以及法国人苏特( M. Sautet)等为代表。国外已经形成了哲学咨询方面的认证和评估机制，而且有自己的操作规程，比如，马利诺夫提出了“宁静法”：首先，辨析问题之所在。其次，反思由这种问题所引发的情绪。再次，列出并评估解决问题的选择性方案。最后，总体地思考由问题到解决方案之间的一致性，为付诸行动做好准备。再如，拉伯提出了四阶段法：首先，营造适合于无压力的对话和分析的环境；其次，分析问题的性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次，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之后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意向性；最后，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之中，从当下思想困苦中超脱出来[8]。这些方法在国外哲学咨商领域已被广泛传播，而且被付诸实践。据说，消解了不少人的思想困苦。台湾学界从2000年前后关注到这一运动，组建了台湾哲学咨商学会，在台湾高校和社会中开展哲学咨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治疗效果。

四、对国外思想关怀及其理路的批判

国外虽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名，却有将其融入宗教信仰和政治社会化理论等教育之实。在人文关怀方面，欧美国家素有推崇人文精神的社会文化传统，不乏人本主义的价值主张，虽然在现代社会阶段出现过工具理性的不当扩张，但其人文关怀的理念已渗透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具体学科的教育之中，同时还创造了一批实用方法乃至操作技术。应该说，在人文关怀方面，国外的发展比我们较为优先，其理论较为丰富和系统，其方法和技术也相对成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外的人文关怀思想虽然“包含着维护人的尊严、发展人的个性、颂扬人的价值的合理成分，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但由于其根植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土壤中”[9]，这样的人文关怀思想及其理论，与我们所主张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倡导的人文关怀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中，我们逐渐发现，在开解人们思想症结、引导其人生观方面，在一些基本层面上我们有交叉重叠的部分，比如，我们都赞同引导被关怀对象树立“正向积极的人生观”，而所谓“正向积极”就是要过积极进取的生活，要关心自己、社会和他人，要认识自己的责任，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有利于自己、他人和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但是，在人生的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方面，我们与国外境外学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首先是历史观的区别。我们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国外学界基本是持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目标的解释是不同的，进而对处于历史发展中的个体的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解释是不同。我们认为，为共产主义的努力是终极目标，而唯心主义学者特别是宗教领域的学者则将天堂看作是最终归宿。所谓在“正向积极”的基本层面之后，我们在最后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方面存有本质区别的。

其次是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不同的历史观必然要反映到思想开解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之上，要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引导受教育者时必然要将其主张的人生价值观乃至其理想信念贯彻进去，尤其是在核心价值方面必然存在本质的区别，径直地说，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不论是何种类型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乃至人文关怀，在核心价值方面总要有所主张，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取向不同，在人生价值的引导方面也就必然不同。

此外，国外的思想关怀很多理路和方法对操作程序特别关注，过于偏重于形式，同时，又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容易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从而在价值引导层面陷入“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困境。

总之，国外人文关怀的理念及其做法，其价值诉求是为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服务的，而且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其方法虽可借鉴，但其基本理念却不能直接移植。为此，我们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道德资源，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关怀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为此，笔者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在总结自己实施的思想咨商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国外思想关怀的方法精华、吸收国内学者的初步成果[10]的基础上，在台湾辅仁大学2013年12月8日召开的主题为“基督性、人文性与生命的意义”的“天主教信仰与人文关怀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式“思想关怀”的初步构图，即倾听、叫停自动思维、问题化、逻辑分析、化解认知症结、意义指引、思想开解等“七步法”[11]。当然，这套方法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验证，其推广效用性也还有待于更多的检测和评估，我们期待学界给予关注，共同为创建具有实效性的中国式“思想关怀”的理路和方法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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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路易斯·拉思斯.价值与教学[M].魏贤超，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52-162.

[4][美]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M].吕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46-147.

[5]杨维中.佛教在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中的意义[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3)：149-157.

[6]梅谦立，汪聂才.奥古斯丁的修辞学: 灵魂治疗与基督宗教修辞[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71-78.

[7]欧阳谦.哲学咨询：一种返本开新的实践哲学[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0-25.

[8]黎建球.哲学咨商的理论与实务[J].哲学与文化，2004，(1)：3-20.

[9]陈思坤.体谅关怀德育模式的伦理内涵及实践价值[J].现代教育管理，2010，(4)：112-115.

[10]潘天群.分析何以能够治疗：思想分析的方法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540-543.

[11]王习胜.“思想分析”在大陆[C]//辅仁大学天主教学术研究中心.天主教信仰与人文关怀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3：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