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辽宁 铁岭 112000)

邢福义先生在《汉语语法三百问》一书中论述量词时指出，绝大多数量词是理据性量词，如“一块肉”和“一片肉”，前者一定是块状的，后者一定是薄而成片的，且理据性量词都有惯用的习俗性的一面。[1](P103)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会出现如“一只小鸟从伞下掠过，拂一丝清新的诗意给我”(林桂珍《雨之思》)中的理据性量词“丝”和表抽象事物的词语“诗意”这样的超常搭配。本文沿用邢福义先生的理据性术语，将这种超常搭配称作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2]，并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种语言现象加以论说。

一、理据性量词非理据性用法的常用结构类型

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往往体现为抽象名词或名物化的形容词与理据性量词的搭配，通常有两种类型较为常用，即数词+理据性量词+抽象名词和数词+理据性量词+形容词。[2]在这两个固定的结构中，充当这三个成分的词，不是其所属词类中所有的词，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数词、量词和被计量的成分。

该结构中的数词很受限制，多用“一”、“两”、“几”、“千”、“万”充当，且多不能和其他的数词自由替换。例如：“但心中仍不免时时逸出一丝两丝一缕几缕一片几片的对活生生的人的沟通欲望。”(刘心武《人情似纸》)这句话里用作和“欲望”搭配的数量短语有三个，若将其中的数词“一”和“几”换作“三”或“三”以上的基数词，虽然在语法组合上没有错，但却使得整个句子不符合表达习惯，失去了整体的表达效果。

该结构中的量词包括除了复合量词以外的全部量词。不管是专用量词还是借用量词，只要是符合表达需要的有理据性的，都可以充当此结构中的量词，尤其以下面四种量词居多：第一，表示相关形状的，如点状的点、粒、颗、滴，线状的线、丝、条、缕，面状的面、片、幅、方，以及块、团、圈、朵、轮等；第二，表示相关动态的，如串、堆、叠、挂、担、封、挑、捆、抱、束、卷、搂、捧、包等；第三，表示相关数量的，如对、双、副等；第四，表示凭借的，如幕、阵等。用于这种非理据性搭配中的量词，已不单单是对有形事物不同内容的计量，而是用这种适合于有形事物的量词，来充当无形抽象事物的计量单位，达到一种把此物当彼物的修辞效果，且量词本身也往往要求具有形态特征，以满足抽象事物具体化的表达需要。例如：

(1)草和灌木就像一大堆记忆簇拥着它。(学群《旧船》)

(2)秋风中的落叶日渐增多，傍晚依了楼头，当着萧瑟的新寒，我于乡怀之外不禁又添了一重无名的眷恋。(叶灵凤《憔悴的弦声》)

(3)握一把苍凉献给你，在这不见红叶的秋天，趁着还没降，你也许还能觉出一点我们握手的余温吧？(司马中原《握一把苍凉》)

以上三例中，抽象名词和形容词语义中抽象的东西，分别通过“堆”、“重”、“把”三个有可感性的量词体现了出来。

与理据性量词的理据性搭配不同，非理据性搭配中，量词后面的成分除了抽象名词之外，还可以是形容词。因为数量名组合是我们常见的形式，所以这里不再赘述，只就量词后的形容词成分做一简单说明。理据性量词+形容词构成的非理据性搭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夹杂着修辞色彩，多出现在诗歌或散文的语言表达之中，以增强诗体语言的美感。例如：

(4)多情绕雨后斜辉 秀竹/莫名情思牵我肃然伫立/一粒自豪 又在心头复苏(叶文福《武侯竹林赋》)

(5)据说人只是世上的一个长客。对于我，它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烦恼。(秦文君《女孩子》)

以上这些与量词搭配的形容词，既包括状态形容词，也包括性质形容词。它们在进入具体句子的时候，在性质上有向名词依靠的倾向，即消失了一部分形容词的特点，同时又取得了一部分名词的特征，即产生了“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3]，所以可以进入到数量名的结构之中，产生前文所示的超常搭配。

二、非理据性用法的表达效果

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可以达到很好的表达效果。

(一)体现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

人们运用量词修饰名词，可以达到化抽象为具体，化平淡为生动的效果，使原本不可琢磨的概念变成可见可感的具象，将深奥的抽象道理说得形象，而且浅显易于明白。例如:

(6)一池的绿，一池无声的歌，在乡间不惹眼的路边——岂只有哲学书中才有真理？

这里用抽象代具体，以“绿”代“绿色的荷花”。如此生动形象的比喻，真难为作者想得出来。作者采用超出常规的用法，选用了一个常和水连用的量词“池”来和“歌”搭配，既生动又贴切。

(7)我们有何等的荣幸，能掬一握莹白，抱一怀宁静的清芬。(张晓风 《归去》)

“握”、“怀”将只能诉诸视觉的“白”和诉诸嗅觉的“芬”形象化，强烈凸显了水姜花颜色之莹白，气味之清芬以及自己对水姜花的喜爱之情。诸多意蕴，只通过这两个量词的选用就达到了。

(8)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一腔温柔，一片勃勃然的生气。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宛转的气流。我抬头望天，却又把自己误为明灿的阳光……(张晓风《画晴》)

“团”、“腔”、“片”、“缕”将抽象化具象，不仅表达了对晴日里田野风光的喜欢之情，而且更加形象，增强了读者的感知程度。

(二)体现语言的感情色彩，增强语言的情趣性。

有些原本不具备褒贬意味的量词，一经使用，便带上了特殊的感情色彩，使得句子风趣幽默，更具情趣性。例如:

(9)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呵欠。像一切人，鸿渐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呵欠，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他立刻闭嘴。(钱钟书《围城》)

任何人打呵欠都是无法精确计算其嘴巴面积的，也无人会想到要去计算这种面积。“一方寸的呵欠”表明孙柔嘉对方鸿渐的议论没有任何兴趣，同时使其听话时心不在焉的状态描写得更形象生动逼真。

(10)最近又读到几篇文章，是谈“五四”的，也有谈相关问题的，有长有短，有深有浅，都是得些启发……我读到的几个文章谈“民间立场”的，虽然冠以“五四”的名望，我以为是有悖于“五四”风貌的。(穆涛《时代烙印还是时尚趣味》)

用表示物件的量词“个”来修饰“文章”，在表达上既新颖奇特，又别具深沉婉约的韵致，表达出自己的否定态度和厌恶情感，使句子大为增色。

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中的这种量词的超常搭配，又有暂时性的特点。其既然是超出常规，自然就具有不稳定性，是临时性的暂时的搭配组合。换句话说，其只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而不是约定俗成的普遍的搭配规律。如马全省的《野魂·马嵬坡》这首诗，有这样的诗句：“皇帝用一层薄薄的叹息/匆匆覆盖/草草掩埋。”“一层叹息”这个量词超常搭配只能在这首诗中出现，不能随意地普遍使用。

三、非理据性用法的成因

量词是汉语语法民族性特点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加之汉民族感性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基础，这些因素都为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与汉民族特有的具象性、整体性思维特征有关。汉民族的文学和词语都是一个个具体的表象。汉语词和词之间，可以很容易地触发人脑海里储存的一个个有关表象的联想。这种量词和抽象名词乃至名物化的形容词的搭配，正是汉族人思维方式的一种外部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将抽象的概念、思想借助丰富的量词，以语言的形式显现出来，进而传达内在的信息，能使抽象变为具体，无形变为有形，并增强名词或形容词的表现力。这为异常搭配提供了存在的可能。

这种非理据性的用法，也体现出人们在运用语言时求新求异的心理。如一把苍凉、一片烂漫、一重眷恋、一粒豪情等，借助于量词的可感性和修辞色彩，在把抽象具体化的过程中，也增强了语言的陌生感和新奇感。正如语言学家帕墨所言：“人们听到一个东西老是直来直去的那么一种说法，就会厌倦，而那种需要听话人费力去想象思考的超常规的说法则往往使人感到兴奋。”[4]这也为非理据性用法提供了存在的第二个理由。

当然，这样一种语言现象的出现，有着多方面因素，包括外在的语法以及内在的心理认知结构。[5]总之，理据性量词的非理据性用法是一种超常规用法，可以产生更为积极的艺术效果，但要恰当准确地使用它，会有一定的难度。随着认知语言学对语法领域的涉入，定会从认知理论上对这一现象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使用和驾驭这种方法。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汉语语法三百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冯广艺.量词研究三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3]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中国语文，1994(2).

[4]贺建平.新异性——比喻的内动力[J].修辞学习，1995(3).

[5]李小陆.牵强搭配的认知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