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修祥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刘向《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历史文献。他本着“以史为证”、“以古鉴今”的目的，编撰《说苑》向汉成帝进谏，希望成帝读此书能“以助观览,补遗阙”。 《说苑》所采获的大量历史资料，有的可与现存典籍相互印证，有的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管子》、《庄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书》、《韩诗外传》等著作相出入，给人们探讨历史事件，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不同的文本，具有较大的价值。其中记载了近二十则有关楚庄王的历史故事。就数量和篇幅而言，远超出该书对齐桓公、晋文公历史故事的记载。它不似史书中按时间顺序来记载楚庄王的生平事迹，但却比较生动而充分地描绘出楚庄王的霸主形象，体现了楚庄王“思得贤佐”、善纳谏言、严格执法、工于权谋、洞察力强和敏于决断等政治智慧。本文试为之说，以求教于大家。

一、“思得贤佐”：在复杂的斗争中最大限度争取人才为己所用

在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人才直接关系到各诸侯国的治乱兴亡，甚至某一个人才的得失有时也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这样的例证在春秋战国时代不胜枚举。因此，重视人才、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就成为政治家们最为注重的事情。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当然深知成就霸业的关键在于是否获得人才。因此，在朝着霸业奋斗的过程中，楚庄王非常重视人才，形成了人才忧患意识：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不谷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1](P15～16)

最使庄王忧虑的是能否有“贤佐”的问题。即使是在战胜晋军之后，仍然使其处于“戚然忧恐”之中，以至于“日中忘饭”。楚庄王发现群臣没有提出比自己更高的见解，便马上想到人才不足的问题，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是高明的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之一。

除重视人才外，《说苑》中有楚庄王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记载。《说苑·君道》记载了楚庄王正面识别人才：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1](P19～20)

《说苑·正谏》记载了在楚庄王刚继位时从反面观察、识别人才：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金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1](P241)

当然，楚庄王发现人才最多的方式还是他人的推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孙叔敖的被举荐。熟知楚庄王心思的虞丘子在令尹的位置上干了十数年以后，明白自己的政治才干很难达到庄王的政治需求，于是，向庄王推荐孙叔敖：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之路，尸禄素餐，贪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孙叔敖，秀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骫，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1](P395～396)

关于虞丘子荐孙叔敖的故事在《新序·杂说一》、《韩诗外传》卷二之四、《列女传》卷二中另有不同之说，认为是樊姬批评虞丘子而促成对孙叔敖的荐举。但无论其具体细节如何，孙叔敖显然更符合庄王追求霸主的政治需求。他“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则是事实。孙叔敖相楚，促成了楚庄的霸业，也表明庄王知人善用。

刘向在《说苑》中列举庄王等许多君王尊贤的故事，有其劝谏汉成帝尊贤纳才的政治意图，但同时也说明了春秋时代尊贤的重大意义：“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维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存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1](P206～207)楚庄王无敌于天下，而宋襄公受辱于楚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充分说明当时人才对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在复杂的斗争中“思得贤佐”，最大限度争取人才为己所用就成为《说苑》楚庄王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楚王庄的第一个政治智慧。

二、善纳谏言：能在关键之时择善而从

史籍之中有许多关于楚庄王纳谏的佳话，如《史记·楚世家》中伍举、苏从谏庄王弃乐奋起的故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优孟谏庄王葬马的故事，优孟为孙叔敖死后争取应有待遇的故事等。《说苑》中也同样有楚庄王纳谏故事。《说苑·立节》有这样一段记载：

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赏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1](P102)

申公子倍夺楚庄王射得的科雉是为了让庄王躲避“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的凶兆，是勇于代楚庄王赴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之说显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当时的人们是相信的。申公子倍当时没解释其原因，楚庄王也就不知道，因此想杀申公子倍。尽管这样，楚庄王后来还是听从了大夫的劝谏，并没有逞一时之气杀掉申公子倍。由此可以看出，楚庄王是善于纳谏的，尤其是关键时候。

即使是对敌人，只要是谏者言之有理，庄王也能采纳谏言予以接受，《说苑·奉使》云：

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死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臣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1](P325)

奖赏申公子倍也好，赦免解扬使之归晋也好，都体现了庄王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的开阔胸襟与君王气度，其意在树立一种忠信的典范，以之为群臣效仿。

在《说苑》中最能体现庄王纳谏的要数庄王筑台的故事。庄王一生中对筑台颇有兴趣，这里不仅记载了他纳谏的态度，也通过筑台以展示大国博弈中霸主政治的谋略。

他首先是筑匏居台，主要是接待各诸侯国国君的别宫，但规模小而简朴。所以《国语·楚语》记载伍举的话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费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以是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2](P362)

后来于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获大胜，威震九州。庄王为安抚列国君主，建筑五仞台，邀请列国君主来此聚会，众诸侯推庄王为盟主，则完全出于当时诸侯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考量，这在《说苑·权谋》中有记载：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攻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1](P364)

由此可见，筑五仞台完全出于政治需要，而且确实收到了“远者来朝，近者入宾”的政治效果。

后来在庄王二十年(公元前594)国力雄厚，四境无事之时，享乐之心渐萌，为了筑层台曾不惜诛杀七十二大臣，但最终受诸御己谏阻而作罢。这也在《说苑·正谏》中有记载：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予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幷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幷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幷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逄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入乎！”[1](P246～247)

诸御己在“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的境况下，勇敢面对楚庄王，以自己的智慧成功地达到了讽谏的目的，使楚人免除了劳命伤财修筑层台的徭役之累，从而得到人们由衷的赞赏，同时也说明了庄王最终能接受劝谏的政治头脑。

事实上，庄王在很多情况下是从善如流的，如《说苑·正谏》记载庄王伐阳夏即如此：

楚庄王欲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谷知诎强国之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1](P244)

从以上《说苑》记载的众多楚庄王纳谏的故事中可知，楚庄王是一位善纳谏言的君主。他有非常清醒的政治头脑，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谏言，他往往能在关键之时择善而从，善纳谏言就也成了他一以贯之的做法。正因为楚庄王于关键之时择善而从，既显现出他对具体事件敏锐的判断力，同时表现出对善于谏言者的尊重。这也是他的政治智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严格执法，不避至亲

春秋早期楚国的统治者就深知法律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故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从现有资料来看，楚国的法制建设不仅起步较早，持续时间长，而且成就颇丰，成效显著。楚武王时期不仅有综合性的刑法，也有专门性的军事法规“荆尸之法”，文王有“仆区之法”，成王时的令尹子文执法如山的故事都是楚国重视法律的证明。由于他们的大力倡导，率先垂范，楚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立法、司法以及法治理念等诸多层面均走在了时代前列，为楚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庄王也深知法律所应有的威严，唯严才能立威，不避至亲，不论身份，不留空间，执法如山，方有公序。《说苑·至公》记载太子破坏“茅门之法”而被廷理依法执行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霤者，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霤。廷理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失威，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1](P400)

这则故事最先见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文字上略有出入。周代诸侯宫廷南面的宫门称作“雉门”，也称为“茅门”。为了管理雉门，楚庄王制定了“茅门之法”。廷理不因为是太子就可以违反“茅门之法”，照样执法如山。这则故事的核心内容很明了：“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与之相类的故事在《说苑·至公》中也有记载。楚国能在庄王在位期间迅速富国强兵，固然有多种因素，其中与庄王率先垂范，严于执法是分不开的。

四、工于权谋，洞察力强而敏于决断

在楚国800年的历史进程中，楚庄王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明君。在战争连年、弱肉强食的春秋时代，他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楚国在武王、文王、成王三代明君的不懈努力之下，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发展了雄厚的军事实力。楚庄王和他的谋臣武将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果敢决断的智慧，根据当时具体形势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以艰苦卓绝的进取精神，继续发展军事力量，夺取霸权，号令天下，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从《说苑》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庄王在谋取霸权的历史进程所表现的洞察力强而敏于决断的政治智慧，以《说苑·权谋》为例：

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遂取陈。[1](P360)

楚庄王伐陈，表面上是军事力量的较量，实则是国家综合力量的较量，使者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认为陈不可伐。而庄王比使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能够透过陈国“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的表象看到“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的本质。庄王认识到国家综合力量的强大与否关键在是否得民心，乘陈国为备战而劳民伤财、民怨鼎沸之时遂兴兵伐陈并取之。

庄王没有单纯的军事思想，但他深知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强力手段，而军事上最能体现统帅敏锐洞察力的就在于准确把握时机：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1](P365)

楚庄王伐陈，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吴必夜至，甲列垒坏，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吴师至楚，见成陈而还。左史倚相曰：“追之。”吴行六十里而无功，王罢卒寝。果击之，大败吴师。[1](P417)

从“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这一事件中，庄王果断地“与分吴地”，遂取东国，和“楚庄王伐陈，吴救之”，大败吴师两个战例中，可见庄王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准确判断，看准时机，果断出击，最终赢得胜利。

庄王能观兵周疆，问鼎中原，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列国尊崇的霸主，免不了强有力的军事手段，而复杂的军事斗争必须要有高明的政治智慧，其中包括对部属的态度与情感等各种内部关系的正确处理，庄王“绝缨之会”的故事即能说明问题：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二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甲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暴而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臣乃夜绝缨者也。”遂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1](P143～144)

庄王对部属的态度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尊重士卒，重于妇人之节，果断下令，“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否则，就不会有晋楚之中唐狡冲锋在前的拼死战斗，并且由于他的勇敢作战，而获得“遂斥晋军，楚得以强”的战争胜利的效果。对此，刘向《新序·杂事四》有一段“晋人伐楚”的故事更可以补充庄王勇于承担过失的精神品格：

晋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寡人之过也。如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请击之。”庄王俛泣而起，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君下其臣犹如此，所谓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未可攻也。”乃夜还师。孔子闻之曰：“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也。[3](P102)

在战争中“君下其臣”，勇于承担，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令晋军不敢轻举妄动而乘夜率师而还，庄王的谋略得到了孔夫子的高度赞赏。楚庄王在位的23年中，共指挥了约14次较大的战争，其中灭庸、伐陆浑戎、平若敖氏叛乱、伐郑、围宋、灭萧以及决定晋楚胜负的邲之战等较大的战役，无不体现出楚庄王在军事斗争中工于权谋的政治智慧。

楚庄王在位期间，取得了“并国二十六，益地三千里”的巨大武功，同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治武功，荦然卓著，在楚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楚庄王的故事在许多典籍中多有记载，而刘向《说苑》所记载的楚庄王故事，则是我们透视其政治智慧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参考文献：

[1]赵善诒．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李维琦．白话国语[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赵善诒．新序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