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艳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内代际支持不仅对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意义重大，而且对其心理健康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1]55-61。尤其是在我国将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家庭在老年保障中的巨大作用，对于缓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养老基础设施和养老保障政策都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来自于家庭代际间的支持尤为重要。

一、老年人家庭代际间的非经济支持

一般来说，针对老年人的来自于家庭的支持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从这3个方面来看，目前与将来影响我国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都不是经济上的支持，而是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问题。这是因为伴随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会从两个方面得到实现，即自我支持和家庭支持。这种自我支持在城市主要是通过养老金，在农村主要通过土地供养得以实现。而家庭支持则是指儿女从其收入中支取部分用于老年人的赡养。同时，伴随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与完善，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方面则不然，因为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主要还是通过家庭成员的供给来完成的。而未来家庭功能的弱化与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家庭内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支持造成巨大影响，而且，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抚慰是关系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健康老龄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本文中，把来自于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的支持称为非经济支持与来自于老人家庭代际间的经济支持相区分。

二、影响老年人家庭代际间非经济支持的因素分析

影响老年人家庭代际间非经济支持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老年人自身因素，包括老年人群体的年龄结构因素和老年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变迁的因素，包括人口流动、家庭结构的变化。

(一)年龄结构

在对影响家庭代际间非经济支持因素进行分析以前，需要对我国老年人群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讲，并不是一个无差异的群体。基于此，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不同的。这里所说的老年人群体的差异，主要是基于老年人不同年龄的基础上提出的，即由于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其内部的异质性的增加。因此，不能将所有的老年人口简单而同质地归类。

Weeks将老年人口具体区分为第3年龄(较年轻的老年人口)和第4年龄老年人口(高龄老年人口)。第3年龄老年人口存在的问题基本是社会性的，而第4年龄为高龄老年人口，其主要的问题是生物特征的变化，其问题是生物力量主导，如疾病、伤残与死亡[2]。第3年龄段的老年人口由于身体状况基本良好，基本不需要对其进行老年日常活动照料。而第4阶段高龄老年人口则由于身体状况不良，需要更多的老年日常活动照料支持。因此，在研究家庭对老年非经济支持问题时，将老年人口进行归类细分为低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年人口十分有必要。也就是说，伴随健康老龄化工作的推动，低龄老年人依然是生产的参与者，至少其可以达到基本生活自理，这部分人口并不会对家庭代际支持力构成严重挑战，而只有老龄化中高龄化比重上升才会对我国家庭代际非经济支持力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谢安对我国老年人口的未来预测[3]50-53，可以将2000—2050年我国的老龄化划分为两个时期：从2000—2025年，是我国老龄化的第1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老龄化人口比重有一个较大的增加，在2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倍，从2000年的7%，迅速增加到2025年的14.3%。而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的增长趋势虽然也比较的快，但是，其总量不是很大，只是占到总人口的2.46%，但绝对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从2000—2050年，是我国老龄化发展的第2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老龄化速度加快，尤其是高龄化速度迅速提高。从2025年的2.46%迅速增至2050年的8.38%。

(二)身体状况

根据老年人的不同的身体状况可以把他们分为：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和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度量通常有两个指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fe)和“操作性生活活动能力”(IADL，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ADL衡量的是老年人在一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自理能力，这些活动包括：吃饭、穿脱衣服、室内活动、洗澡和上厕所，上述5项活动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无论哪一项活动不能完全自理，都会导致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严重依赖，被视为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丧失[4]119-122。因此，完全不能自理阶段就是指5项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中有一项不能完全自理的时期，这时候的老年人处于日常生活活动的完全不能自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老年人需要对其进行长期照料。

IADL则是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事务的料理能力的一个测度指标，它测度的活动主要有：做饭、管理财务、上下一层楼、走半里路或二、三百米以及购物等。相对于ADL而言，IADL的缺损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要小一些，但也会增加老人对他人照料的需求。如果老年人在IADL中有一项不能自理的阶段，作为不能完全自理阶段。

一般来说，处于生命不同阶段的老人们，其身体状况不同，活动能力不同，所需要的照料不同，相应的需要家庭所提供的非经济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同。只有当老人处于不能完全自理阶段和完全不能自理阶段的时候，来自于家庭的非经济支持才显现出其必要性，对于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尤显重要。

(三)家庭结构

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是核心家庭日益增多,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逐渐减少。因此，家庭结构的变化，核心家庭的增多，会对来自于家庭的非经济支持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不会造成子女另立门户就不再赡养老人或意味着老年人不再关怀下一代而独守空巢。尽管两代过着分居生活,实际上是分而不离,两代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高，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高，其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从而要求子女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因此，影响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比例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家庭户规模的变小或核心家庭的数目增加，而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因此，家庭结构的变化不能成为影响家庭代际间非经济支持的关键因素。

(四)人口流动

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动对流动者个体﹑家庭和所在的社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就老人家庭而言，人口流动除了会对子女给予老人的经济支持产生影响，同样也会对来自于家庭的非经济支持带来变化。就经济支持而言，外出务工使得经济状况较好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提供经济支持的数量也越多；如果父母为其照料未成年子女，或者提供劳务帮助，子女将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5]68-79。当然，这要视流动子女的经济状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就非经济支持而言，子女的外出流动，使得子女和老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大，日常接触的机会减少，不管子女能不能从经济支持上给老人以补偿，对老人来说，子女的外出流动，对老人的非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的降低。

另外，从宏观视角来看，人口流动对农村老年人带来“事实空巢家庭”的冲击。在中国，农民是人口流动的主力，而流动的人口中又是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因此大量的老年人被留在了农村。这势必造成农村老年人“事实空巢家庭”的增多。从而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农村家庭的老年支持力。宋斌文通过定量分析出得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客观上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削弱了传统的养老方式(即家庭养老)，研究表明，在控制人口流动(r)的因素和人口自然增长率(y)的因素后，未来农村总人口P(x)即实际存在的人口，可用公式表示P(x)=P(1+y)z-rt，从而得出2010—2030年农村的实际老龄化比例[6]74-79，详见表1。

表1 2010—2030年60岁以上老人数量及农村老龄化比例

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前30年里，我国农村的实际老龄化比例是呈现显著上升态势的。农村人口的流动对老年人“事实空巢家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为家庭代际间的非经济支持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结语

家庭代际支持，尤其是其非经济支持对健康老龄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家庭代际支持，一直以来是我国老年保障的基本支柱，将来也仍是老年保障的重要支柱之一。就影响家庭代际间的非经济支持因素来看，老人的年龄结构及身体状况是最主要的；而家庭结构的变动则并不会对来自于代际间的非经济支持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则会对代际间的非经济支持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从长远看，必须对家庭代际支持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积极构建老年保障的社会支持系统，尤其对农村地区而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青壮年劳动人口流动，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亟迫。

参考文献：

[1] 张 震.家庭代际支持对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2(5).

[2] John. R.Weeks.population:anintroductiontoconceptsandissues. Spectrum publisher services inc. 1996.

[3] 谢 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统计研究,2004(8).

[4] 贾云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2(5).

[5] 张文娟.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2(5).

[6] 宋斌文.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对策建议[J].公共管理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