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秋婵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罗定527200)

在当代政党政治中，每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所谓执政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指广大民众给予积极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1］，其实质是“人心归向”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执政党理论中的“群众基础”指的是社会成员或群众对政党的支持和拥护。可见，执政合法性与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基础。共产党的执政要获得持续的合法性，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如何迎接挑战，经受考验，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执政实践，都需要作出时代的回答。

一、现实的挑战——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

“合法性”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变化，“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这就对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

(一)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挑战

一是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社会其他阶层、群体的人员不断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与提高，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更加深厚与坚实。另一方面，大规模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人力资源重新优化配置，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分化重组，传统工人比重下降，下岗工人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特点。它对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意识、阶级认同以及整体的团结带来一定的障碍，极大地增加了党对工人阶级队伍的教育、引导、凝聚的难度，对工人阶级队伍自身的建设及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也带来各种影响。

二是群众基础出现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分配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局限性，使不同的群体利益发生分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社会阶级和阶层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外，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白领阶层、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具有地域行业分布广、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观念多样、价值观念多元等特点，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出现了复杂局面，也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重大挑战。

(二)社会利益多元带来的博弈

一是贫富分化严重、群体利益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由于市场和体制的因素，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根据“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课题组”利用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库兹涅茨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收入不良指数以及五分法等贫富差距测度方法的分析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无论是全国、城镇还是农村，贫富差距状况都较为严重。有社会学者根据收入差距和利益分化情况，把中国的利益群体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2］。其中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与社会底层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较弱，加之社会缺乏向上流动的机制，在社会利益格局中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他们又可以称作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成员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来源。近年来，“晒工资”“炫富”等事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关于“官二代”“富二代”等话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这些事件或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作背景——贫富差距。在庞杂的观点中充斥着民众对“富人阶层”的仇恨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仇官”“仇富”等扭曲的社会心理不断被放大。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引发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层化结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相互对立的倾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还可能会导致较为极端的冲突［3］。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矛盾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是城乡差距显著、“三农”问题突出。城乡差距是我国利益差距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分化明显，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显著，“三农”问题突出。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1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3倍以上的差距［4］，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同时，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也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均衡，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而且在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上差距悬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加起来才占全国的48%，东部地区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近2.2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区的1.5倍多，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西部的2倍多。从近些年关注度较高的胡润富豪榜反映出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可见地区性贫富差距较为明显。

四是职业利益分化、行业差距突出。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行业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影响了社会公平，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1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称，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两极收入差距达到23倍。

(三)社会矛盾冲突带来的裂变

一是官员的腐败行为。腐败腐蚀党员干部的灵魂、破坏党的事业、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腐败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控制力的下降，表现了党执政功能的障碍，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特别重大，甚至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二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过激行为。弱势群体在改革中深切地感到相对的利益受损，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同时又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实现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比较脆弱，容易产生不满情绪。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事件的形成原因基于经济利益受损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而引发的维权事件占80%以上，这类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弱势群体，具有显见的抗争政治特性［5］。可见，如果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利益诉求，一旦有进一步激发社会矛盾的事件发生，很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社会大众的失范行为。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以及影响人们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造成了现代人的无根性、失落感和社会焦虑现象，社会信任链条断裂，引发了全社会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利益分配失衡、弱势群体失语、权力运动失范的现实又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心理，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感、孤独感和无助感，社会成员的集体责任感丧失，集体无意识行为增加，犯罪率、自杀率、离婚率、精神病发病率等无序行为迅速增长，社会成员安全感下降。近年来道德冷漠事件、社会泄愤事件、网络舆情事件频发，与这种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直接相关，是社会矛盾不断深化、利益矛盾复杂多变、社会控制弱化的危险信号，不断挑战着共产党执政的效率。

二、解决的路径——坚持执政为民，巩固执政根基

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共产党执政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失去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地位就会岌岌可危。“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论执政时间多长，不论拥有多少党员，不论创造过多么辉煌的业绩，一旦失去民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6］因此，要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满足群众需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群众利益，整合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以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

(一)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实现人民利益

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键是要代表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曾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党要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一方面既要有效地协调和处理好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合理利益，绝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回首世界政坛，一些执政多年的老党、大党纷纷失去政权，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抓好发展，人民生活长期贫穷，引起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怀疑。正如苏东剧变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时，老百姓所表达的朴素愿望:“不管什么主义，能使生活好就是好主义;不管什么样的党，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好党”。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削弱了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时强调:“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8］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而是“富人太少，穷人太多”。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我国贫富差距的最突出特征，若想要更多的人告别贫穷，还需要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弱势群体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有加快发展、更好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更加巩固。

(二)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制度，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焦点和利益诉求不一样，随着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需要也在“日益增长”。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与维护，也出于对社会民生、公共安全和社会责任的关注，越来越需要通过政治参与进行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然而，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官民有效互动的机制还未建立，制度性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9］。民主制度建设的缺陷导致了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民众的民主参与不足，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党员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素质和民主作风等，直接影响和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报告2011》对舆情热点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目前官民关系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突出性矛盾［10］。因此，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制度，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台，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制度上建立社会宣泄的“安全阀”，有助于促进党群、干群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利益表达者的理性程度，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三)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

党在政治领域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危及党执政的基础，危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党执政安全最主要的内源性风险［11］。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腐败现象对党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对人民利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党的群众基础具有极大的损害性，是侵害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警示全党:“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当前，党内消极腐败的危险严峻尖锐，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突出，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越来越大，是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最突出、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反腐败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拒腐防变的考验;才能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四)加强群众路线教育，解决“四风”问题

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背向，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领导干部作风如何，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注重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但是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容易滋长不良作风。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2］。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点到八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二是漠视群众、脱离实际，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四是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五是铺张浪费、贪图享受，六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七是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八是以权谋私、骄奢淫逸。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也尖锐指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上。“四风”是党群关系的死敌大敌顽敌，容易把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油仍是油，水仍是水，不能互相浸润)“蛙水关系”(有了利益跳下水，没有利益跳上岸)，其要害是一方面使党脱离群众、丧失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群众同党若即若离乃至离心离德。近年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广东陆丰乌坎村事件等农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表明当前社会利益冲突、结构冲突和观念冲突等更加复杂，社会整合的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有的甚至对群众的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摧毁党。可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与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异常迫切。

［1］徐晨光.执政党执政安全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113.

［2］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02.

［3］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课题组.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2)［M/OL］.［2013-09-20］.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5］杜志淳.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4.

［6］张立昌.党的建设的主题——谈保持党的先进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2.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

［10］袁卫，彭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

［11］王真，等，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3.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