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一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是一位表达文化杂合理想的作家。在当代帕慕克的批评与研究中，这样的观点俯拾皆是。如土耳其学者贝拉克斯肯·艾琳：“如何理解土耳其?帕慕克提供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式的、混合了东方与西方、永远介于两者之间的视角。”［1］205美国作家伯曼说：“《白色城堡》中亲密的、令人困惑的情感是否可以说明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欧洲与中东之间的世代仇恨让它们相隔近1 300年，但是，有恨的地方，往往也有爱存在。”［2］39再如，“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3］88、“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帕慕克的一贯主张是文化整合……提出了‘双重身份’的理想”，［4］54-59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不同，但其内容无多少差别——东西文化的杂合。客观地说，这一表述有一定合理性，帕慕克确实在多个场合、多部著作中谈到文化杂合问题：“东方不是东方，西方不是西方”［5］135、“每个人都有时是东方人，有时是西方人”［6］370、“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与文明的桥梁，这样便可以置身事外观察这两种文明。”［7］问题在于，帕慕克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文化杂合，也表现了文化冲突：在《寂静的房子》中，是塞拉哈亭与妻子法蒂玛持续了一生的争吵，在《白色城堡》中，是霍加与威尼斯学者“我”的博弈;在《新人生》中，是妙医师与现代化进程的对抗;在《我的名字加红》中，是细密画与透视画的斗争;在《雪》中，是世俗军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角逐……而且，在帕式的文学网络中，“冲突”的内容似乎远远大于“杂合”的象征。难怪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库利说，帕慕克的文学创作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8］340——但这却是当代帕慕克研究中一个微小的声音。同时，帕慕克还说过许多与“杂合”论格格不入的话:“所有关于东西方的归纳都是泛泛而论，别相信它们……”［7］、“我是一个西化主义者，我为西化的进程而高兴”［6］369、“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某些简便方式来解决文化冲突的人都是愚蠢的，最后，它会给这一问题带来新的麻烦。”［9］更重要的是，在帕慕克的作品中，人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明晰的、确切的文化杂合的象征体系，充其量是一些点缀、闪现或巧合(如《白色城堡》中的“多皮欧堡”、《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红”)。或者说，文化杂合论难以落到实处，它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抑或一个被忽视的情节?这是“文化杂合派”也是帕慕克研究领域未能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回首反思，这一观点大致是源自于2006年的诺奖评语:“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段评语马上会让人联想到霍米·巴巴的一些文化杂合思想，如“混杂性”“第三空间”等。可是，仔细推敲这段话，会发现仅以“文化杂合”这一概念替代之，会遗漏太多重要的信息:“故乡”(native city)指代什么?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几乎一生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忧郁”是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什么是“交织”?这一问题不难回答，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下文也会论及。那么，什么是“新象征”，即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似乎是这段话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未能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带着这一问题，让我们进入帕慕克研究中的另一个误读或空白。

二

《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主人公“黑”(人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10］、一个“线索型人物”［11］115“局外人”，［11］116黑与谢库瑞的爱情也是《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最失败的一部分”。［12］23《雪》中的主人公卡是一个“只能让人怅惘、难以赢得同情”［13］9的诗人，让人“啼笑皆非”，［13］9他与女主人公伊佩珂的爱情也实在是“太离谱、太轻贱了”。［13］9一些学者甚至说，帕慕克是一个“媚俗”［14］11作家，他小说中的爱情、冲突或谋杀只是一些“俗套不过”的大众套路，［14］11等等。依此观点，帕慕克真的成了一个不怎么高明的作家。为什么?因为帕慕克几乎在每一部小说中都会放置一段忧伤的爱情，这段爱情中的“罗密欧”也往往是小说的主人公:如《杰夫代特先生》(1982)中的雷非克与裴丽汉、《寂静的房子》(1983)中的倪尔君与哈桑、《黑书》(1990)中的卡利普与如梦、《新人生》(1994)中的奥斯曼与嘉娜、《我的名字加红》(1998)中的黑与谢库瑞、《雪》(2002)中的卡与伊佩珂、新作《纯真博物馆》(2008)中的凯末尔与芙颂。这几乎包括了帕慕克的所有作品。帕慕克真的如此不高明、媚俗吗?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观点。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媚俗”“轻贱”的背后隐藏着另一层仍未被认知的含义。那么，这些“无足轻重”的主人公、这些“失败”的爱情描写是否就是诺评中所说的“新象征”呢?乍一听来，这有一点故作惊人之语。但如果将帕慕克研究中这些困惑与土耳其的现实处境、帕慕克的创作渊源结合起来，然后重读其作品，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

让我们从帕慕克创作的基本模式与结构谈起。帕慕克之所以大书特书爱情罗曼司，与“文化冲突”这一叙事(有时，表现为谋杀案，有时是公开决斗，抑或其他)是分不开的，即所谓的“俗套”的畅销小说模式。细读帕慕克的小说会发现，大部分爱情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东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洪流中:黑与谢库瑞 /细密画与透视画的冲突、卡与伊佩珂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争斗、奥斯曼与嘉娜 /妙医师与现代化的对抗，等等。因此，实际上，每一位主人公都深处两个语境中，一是男女之爱，一是文化冲突的大背景。那么，这些主人公是如何面对这一切呢?答案是放下自我与身份，沉浸于爱情之中，忘乎所以。这种选择取向与帕慕克小说主人公的一个宗教人物原型有关——苏非。［15］苏非即 suf，也即伊斯兰神秘主义信徒。作为土耳其文化史的主要脉络之一，苏非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我对苏非思想很感兴趣……视苏非文学为文学珍宝”［6］261、“我的小说受到了双重滋养:一是西方的伟大小说艺术、小说写作，一是传统的苏非伊斯兰作品。”［16］那么，苏非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一般来讲，他具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外在特征：一是“恋之奴仆”，另一是心灵上的超世和对身体的摒弃。第一个特点对应于帕慕克小说主人公对爱情的狂热与沉迷。且听他们的爱情观：卡：“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更能让人幸福了。”［17］420黑：“我之所以能够乐观地接受生命与世界，完全有赖于谢库瑞与自己对她的痴情。”［18］33奥斯曼：“爱应该快速急切把握，并且同舟共济。那是一种怀抱另一半，把世界置之度外的激情。它是为灵魂之舟找一个安全港湾停泊的渴求。”［19］245不夸张地说，在故事中，他们除了幻想婚姻与爱情，追逐恋人之外，几乎什么也没干。实际上，一些批评家都已发现了这一点，如戴维斯：“黑的所有时间、经历都用在对一个美丽女人的颠狂恋爱中。”［10］在谈到《新人生》时，帕慕克曾对此直言不讳：“在小说中，我试着展现一个梦者的恋爱之感……那种爱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叙事者坠入另一个世界、开始另一种人生。它是一部关于在爱中成熟——抵达意识上的更高层次——的作品。”［20］因此，帕慕克的小说被贴上了“浪漫小说”“媚俗”的标签。第二个特点对应于主人公对自我与身份的拒斥。个体是鱼，社会是水。在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卡利普、黑、卡都难逃卷入分辨“我们”与“他们”、东方与西方、世俗与伊斯兰的斗争中：黑深入禁宫、调查凶案、被凶手跟踪、与凶手搏斗，卡被军人监控、被恐怖分子质问、目睹枪杀案、经历政变，奥斯曼离家出走、历经无数车祸、被撞得头破血流……这一切读来让人惊心动魄。这是一种大众的、市场化的暴力“俗套”吗?或许只有外人这么看，土耳其本土读者大概永远不会得出此类结论，因为这是天天发生在土耳其的赤裸裸的现实，现在、过去，都是如此：梅内门事件、1926年总统谋杀案、伊斯兰大百科全书事件、托钵僧叛乱、当代头巾风波、1950至1997年的4次军事政变、2010年的“大锤”政变计划以及数不清的种种流血冲突，无数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简言之，这只是帕慕克对土耳其本土文化冲突的一种直陈与记述。可是，在身体的毁灭与蹂躏中，主人公们在心灵上却永远是独立自由的。他们不站在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可以与任何人谈心交友，他们更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土耳其人、西方人，还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对“自我”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我无法做 自 己 ”［21］420、“一 个 人 的 存 在 就 是 做 别人”［21］116、“我的体内有两个灵魂”。［17］287这一性格特征成为了批评家生发帕慕克之文化杂合思想的根据地。可实际上，这不过是对苏非价值观的一种现代诠释，而且，帕慕克在小说中确实没有大力推崇什么“文化杂合”之类的思想或主张。最后，要强调的是，这两部分内容是互融在一起的，构成了一种教徒式的人主之爱：主人公身体上在文化冲突中经受历练，心灵上摒弃了自我与身份，醉心于恋爱与相思，难以自拔。这两者加起来基本上是帕慕克小说的全部内容了。

三

帕慕克不是一个苏非信徒，而是一个后现代倾向的小说家：“我生长在一个世俗化、西化、半无神论、实证主义的家庭中。我的祖母经常给我们朗诵无神论诗，其他人也一样……”［22］21、“理性是我生命的中心。”［6］262他只是利用了苏非主义，他另有其表征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诺评中的“新象征”。要知道，在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帕慕克都是站在主人公的身后的。当主人公拒绝东西方、世俗与宗教的划分，否定了文化冲突时，帕慕克也说：“在我看来，不论是来自西方的冲突，还是来自东方的冲突，也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命名与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7］当主人公怜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也同情世俗精英，以至于成了一个“双面间谍”［17］371时，帕慕克也说：“不存在什么真空中的伊斯兰”［23］41、“在外人看来，土耳其有好人——世俗者、民主主义分子、自由主义者，也有坏人——民族主义者、政治伊斯兰、保守派、独裁分子。不!一般来说，对土耳其人而言，这二者是并存在一起的。”［24］91这样，主人公就在小说中实践了一种销毁与瓦解文化冲突的诗学功能。同时，在“爱情”这一情节中，帕慕克同样是站在主人公这一边的。当主人公忘记外部的霍乱，醉心于相思与甜蜜时，帕慕克说：“我不想说，这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实际上，小说是一种对幸福的呼唤:生命苦短，应当珍惜，带上你的女孩，远走高飞”［24］156。如果问，我们能在帕慕克小说中寻找到什么的话，那么，它一定不是文化冲突，或是文化杂合，抑或其他的宏大理论，而是一种对个体的怜悯和对生命的求索——这亦是帕慕克和他的小说主人公的共同诉求:“用不着把任何事情都看得那么认真，生命难道不美妙吗?更多的关注一下生命中的细节吧。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幸福。”［24］156如果我们能重新审视这些“线索型人物”、文化冲突的“局外人”，会发现他们在文化冲突的时代中所垂范出的意义与价值:如果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能像他们一样忘记自我与身份，谦逊、知足、勤勉、缄默，沉浸于个体的爱情与幸福，这个世界或许会少一些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以至于这一切会自行消亡、化为乌有——一切冲突皆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引起、产生和构成。虽然他们的爱情梦想最终在文化冲突的洪流中被毁灭:《寂静的房子》中哈桑伤及了倪尔君，导致她的死亡;《黑书》中，卡利普与妻子如梦未能团聚，只能在记忆中采摘过去的浪漫;《新人生》中，嘉娜远走高飞，奥斯曼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的名字叫红》中黑的右臂被砍伤，成了残废，与谢库瑞度过了忧伤的一生;《雪》中的卡与伊佩珂最终劳燕分飞，卡在法兰克福被枪杀;《纯真博物馆》中，芙颂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凯末尔在收集、抚摸芙颂的物品中度过余生……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笔法，也是帕慕克对东西文化冲突的又一次抨击与控诉。

生命苦短，宇宙浩瀚，与个体的生命相比，世俗、伊斯兰、东西方文化冲突或许不值一文，这些虚伪空洞、“泛泛而论”的概念也许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巨大敌人。这种伊壁鸠鲁主义式的人文关怀或许就是帕慕克作为一个文学家(而非理论家、政治家)在追求伊斯坦布尔忧郁的灵魂时发现的“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个主张或许不够深邃、惊人，但在一个政治化的国家与年代里，它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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