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柳花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林·麦卡洛的小说《呼唤》于2003年出版，被西方文坛誉为“作者继《荆棘鸟》之后最成功的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1](P2)。小说以19世纪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为背景，围绕着主人公亚历山大·金罗斯的命运展开。亚历山大是个备受欺凌而又聪明绝顶的私生子，凭着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成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富甲一方的“金山之王”，经过英国女王亲自册封，被擢升为大不列颠贵族院的二级勋爵。最后，他选择牺牲自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妻子铺平一条幸福之路。

导致亚历山大婚姻悲剧的真正根源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及其性格缺陷。女人是男权制社会二元对立论的受害者，被剥夺了话语权。女人生来低人一等，没有自己的支配权，而且通常是被男人用来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2]在《呼唤》中，伊丽莎白就像一件商品，她16岁就被自己的父亲以60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远在新南威尔士的堂兄亚历山大。伊丽莎白在父亲眼里只是一件商品，根本没有择偶的权利。在西方认识论中，对于性别归位的二元思维方式体现了男权制文化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女人在男人统治的社会中成为一种装饰品和附属物。[3]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定义有了新的阐释，但归根到底，其核心目标就是批判父权制，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消除两性的二元对立，实现男女平等。笔者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亚历山大婚姻悲剧的根源。

一、男权社会的代言人

亚历山大的婚姻悲剧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社会原因，他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二是其自身的性格缺陷。

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男权制”与“父权制”完全重叠，可以视为同义词。父权制是相对于母系的女性家长而言，是一种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父权制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它具有三个特征，即二元思维模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3]亚历山大生活在这一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便顺理成章地履行了男性父权的职责，对伊丽莎白扮演了供养者和统治者的角色。

亚历山大娶伊丽莎白的动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他之所以娶她，有两个因素，一是报复心理，他想让伊丽莎白的父亲和默里牧师看到他拥有主宰整个世界的本事；二是想让伊丽莎白为他生几个儿子，尤其是血统纯正的继承人。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妓女出身的情人茹贝不适合做他的妻子，他当着茹贝的面如此描绘自己未过门的妻子：“我希望她是个乖巧的小东西,但她是一口袋子里的猪。当然，论贞洁，我对她有绝对的把握。”[1](P116)在亚历山大眼里，妻子首先应该具备贞洁条件，而且妻子只是他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说，亚历山大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小说第一部第四章中，伊丽莎白说：“没有人给我选择的权利，因为女人显然都没有为自己择偶的权利。男人倒是随心所欲，娶妻生子。如果给我机会，我是不会嫁给你的。”[1](P130)由此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婚姻出现了不和谐的状况，伊丽莎白的自我意识苏醒了，很显然，她不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他的。在当时男权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女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居于从属和被摧残的弱者地位，她们被束缚于男权文化的牢笼之内，毫无自由可言。相反，男人是社会的主人，控制着世间万物的生杀大权，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者。

自从伊丽莎白嫁给了亚历山大之后，她完全没有自由，一切支配权都掌握在丈夫的手里。亚历山大把她圈养在山顶的豪宅里，而他自己却经常跑到情人那里过夜。他让伊丽莎白拥有价值连城的珠宝、华贵的衣服、舒适的生活……他所做的这一切，自以为是对她关怀备至、慷慨大度，殊不知，这些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行为表现，这种所谓的“关怀备至的爱”无形中已经烙上了男权文化的烙印，骨子里散发着专制和压迫，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把伊丽莎白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买给伊丽莎白的服饰和珠宝，亚历山大从来没有征求过伊丽莎白的意见，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品味和喜好购买，他成了她思想上的主宰者和行为上的代言人。与此同时，他还认为是自己解救了伊丽莎白——把她从父亲和默里牧师的牢笼(父权制文化)里解救出来，殊不知，他在解救她的同时又把她放进了另一个牢笼(夫权制文化)里，而这个牢笼正是他亲自营造的，比以前的牢笼更加牢固。

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人类文明的正统构架是极不完善的，它只是一座按照男性的意志而建立起来的大教堂，它的顶端永远飘扬着男性的旗帜，它的钟声永远为男性鸣响。”[4](P115)亚历山大生活在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的性格已经融入了那个时代男人特有的独断与自傲，他的思想继承了男权制特有的偏见，他的内心已经深深地烙上了男权的文化烙印，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

二、亚历山大的性格特点

如果说男权社会是导致亚历山大的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那么，其自身的性格缺陷便是导致亚历山大婚姻悲剧的重要因素。每个人的命运之绳，总有一头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失败与不幸，有时往往只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5]亚历山大的婚姻悲剧很大一部分是由他自己的性格缺陷引起的。

亚历山大的身上有着许多“先进”的东西：他不倡导武力、阴谋和血腥，而主要倡导本能、想象、知识和文明的力量，倡导那种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和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智慧。他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化人物，是澳大利亚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作者并没有刻意地超越时代，掩盖他受男权文化影响下的缺陷，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刚愎自用、自负、自恋、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等等，这种性格特点也是造成其婚姻悲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他把做生意、搞企业的逻辑思维方式用到处理家务事上。他的生意合伙人查尔斯初次见面就问：“你结婚没，亚历山大？”[1](P106)亚历山大说：“我已经挑好了妻子了。”[1](P106)不难看出，在当时，妻子对丈夫来说，只是一件商品。这种征服最终证明是失败的，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了一系列的痛苦。于是，他不得不承认：“我离家的时候15岁，从那以后，可以说，无往不胜。现在，我年仅33岁，却已经成就了大多数人70岁也无法完成的事业。我有钢铁般的意志，我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然而，我却不能让她喜欢我，更不用说赢得她的芳心。”[1](P157)这也最终验证了查尔斯的老婆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凡事有得有失，亚历山大会在处理家务事上翻船。因为他可以把做生意、搞企业的逻辑用到处理这些事情上……就好像他认为根本用不着和她商量，用不着听她的意见。”[1](P106)亚历山大的这种独断专行的男权思想为自己撒下了婚姻悲剧的种子——不懂得尊重女性，一旦出现了合适的土壤(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合适的外界环境，他们的婚姻自然就亮起了红灯，如果没有及时找到根源，婚姻的红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亮，那么，婚姻悲剧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一桩和谐的婚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彼此信任，而这些恰恰是亚历山大所缺乏的。亚历山大一开始并没有全力以赴地经营他的婚姻，而是一直把情人茹贝这块“面包”放在河岸上，以防万一。而伊丽莎白自从陷入了婚姻这片沼泽地之后，她觉得，“自己不自由，不快乐，不无忧无虑。这座房子和她的生活是无法逃脱的樊笼”。[1](P210)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婚姻是畸形的、不幸的。

三、探寻解脱之路：牺牲自己，幸福他人

在小说第三部“石破天惊”中，当视如己出的继子李亲自告诉亚历山大他和伊丽莎白之间已经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时，亚历山大努力掩饰内心的痛苦，他觉得自己欠伊丽莎白的太多了，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爱她却不能让她快乐，是不可宽赦的罪过……为她不再是处于精神牢笼之中丧失活力而高兴”[1](P434)。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让李得到伊丽莎白自由之身的完全之策，“造成一个死于事故的假象——是变化莫测的命运作怪，而不是任何人的过错。”[1](P438)也就是说，他想让“大家都以为他死于矿难”。[1](P438)于是，他就像一个“伟人”一样，安排了自己生命的终结，结束了55年的辉煌人生，他为伊丽莎白铺平了一条既不会让他人产生内疚，又没有思想包袱的幸福之路。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这位“金山之王”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花了55年才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或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1](P428)。男权制度是造成他的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考林·麦卡洛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的男权价值体系，她认为理想的婚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双方是相对独立的个体，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1](澳)考林·麦卡洛.呼唤[M].李尧，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汪柳花.《呼唤》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3]孙刚.《喜福会》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10(11).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杨太光.方鸿渐的悲剧性及艺术价值[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