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云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高职部，江苏 无锡 214011)

《北里志》是唐代孙棨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成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此书生动记述了身处长安的士子和一些歌妓的生活情状，既是了解研究唐时青楼和娼妓的重要资料，也是唐末社会诸多方面的真实写照。

一、士风

有唐一代，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极大繁荣，社会风气也更加开放。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把唐代列为娼妓鼎盛时代之始。青楼、娼妓服务的对象是男性，《北里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长安士子生活的情形。唐自宣宗以后，世风渐趋末日狂欢之态，而自隋开始的科举，把天下读书人都纳入整个帝国的体系之中。太宗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1](P1578)读书人更把京城长安比作“北辰”，用来指引自己人生前进的方向。身处长安的士子“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无论成功的举子，失意的文人，还是得势失势的幕僚缙绅，都在青楼温柔乡里，挥洒着内心深处躁动不安的情怀。

晚唐杜牧《遣怀》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2](P146)随意翻开唐文献，我们能够发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流连青楼的踪迹。诗人们把狎妓青楼当成了风流佳话。《北里志》全书正文加附录共记述了郑合敬、郑光业、李标等34位有名姓的士子。这些男性的身份，包括京都侠少、豪族贵戚、举子、进士、驻京官吏等。如“天水仙哥”条，刘邺之子刘覃登第后，“但闻众誉天水，亦不知其妍丑。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增所购，终无难色”，为了一睹天水芳容，“所费已百余金”也在所不惜。郑光业及第宴饮，“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生命的消逝，都不能阻挡及第的狂欢。就连作者孙棨也毫不讳言置身北里的经历：“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离乱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渥之弟，今改名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俞洛真)”。

作者在序言中交代了唐时的规定：“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此话意味着具备朝籍者就不得随意出入青楼，但事实上，朝官仍不顾禁令出入平康，官员休息时也常来，“三朝庆谒，趋剑履转南宫；五日归休，闻歌钟于北里”[3](P1691)。“楚儿”条：“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吏部侍郎赵为山曾狎郑举举、牙娘，“皆在席”，“每因宴席，偏眷牙娘”，郑举举“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甚至宣宗女婿于琮也曾“先通洛真而纳之”。

唐人如此热衷青楼狎游，肉体的欲望满足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还存在着情感方面的因素。谚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男性和娼妓之间，本是纯粹的交易，根本没有感情可言，但赴京举子远离妻儿，孑然一身，赶考的辛酸无人倾诉，娼妓正好充当了情感填补的空缺，时间长了，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孙棨“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日久生情，小福遂愿托付终身，“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孙棨赠诗道：“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4](P1733)此谓“鸡声断爱”。只可惜，脆弱的情感经不住利禄名望的考验，但无论是孙棨还是郭昭，都不能否认其与娼妓之间产生的情愫。“张住住”条则是一篇纯粹的超越身份、金钱的士子与娼妓之间的爱情赞歌。张住住和庞佛奴早有“结发之契”，但佛奴“力窘不能致聘”，两人历尽艰辛，“终以礼聘住住，将连大第”，二人的缱绻情意终获正果。

唐人狎游青楼的另一因素是，他们把宴饮欢娱当成了应举前后的重要的社交活动。王鸿泰先生认为：“妓院是最能反映和表征城市繁华的场所，同时，它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交场所。”[5](P122)举子到青楼狎妓，少则一两人，多则数十人。“郑举举”条：“左谏王致君、右貂郑礼臣、夕拜孙文府、小天赵为山皆在席……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杜宁臣、崔勋美、赵延吉、卢文举、李茂勋等数人，多在其舍。”狎妓自然也是彼此社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馆诸生互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6](P692)一个个从四海至京城寻梦的举子，通过行卷名人、请谒权贵等方式，不断充实自己的根基，投靠，站队，结党，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对同门、同窗这样的资源的挖掘，似乎就成了其分内之事。

二、诗风

常言道：“大唐气象，诗歌盛唐。”人们总认为唐诗大雅，如霓裳羽衣，巴山夜雨，琴棋书画诗酒花，其实也不尽然。唐人也热爱生活，对现实有着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唐诗中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从《北里志》中的诗文中，也可窥见当时的诗歌创作及其诗风。

《北里志》共存诗30首。这些诗结构完备，句意明了，大多为举子和娼妓唱和之作。举子诗多轻狂艳丽，如崔垂休曾于小润大腿题诗：“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进士李标在王苏苏处欢饮之后，在窗户题诗：“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阮郎不放归。”二诗皆暧昧轻佻。除了举子的诗歌，娼妓也有存诗。娼妓自小“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长成之后，“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如天水仙哥，“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楚儿“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黯”；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王苏苏“亦颇善谐谑”；杨莱儿“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但是“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

诸妓作诗俗雅兼具，拿捏有度。俗者如杨莱儿嘲京师小辈：“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此诗通俗易懂，既嘲黄口小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又有对相好赵光远的信任与期待。当光远落第之后，莱儿酬诗道：“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此诗道出两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无奈，对未来是那么悲观，只能纵情酒色，麻醉自己。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诗歌用卓文君、《逍遥游》典故浑然天成，格律、诗意都足以为外人称道。颜令宾病入膏肓之际，感慨无法再和士子吟诗作句，红颜薄命，于是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此诗浅显，数词运用娴熟，黛玉《葬花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7](P124)诗意与此相仿。可见诸妓的诗歌创作，与饱读诗书的举子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这显然与唐时崇诗的风气密不可分。故作者也深有感慨：“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薛涛是公认的才女，和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都有唱酬交往，可见作者对诸妓才华的赞叹和钦佩。

举子和诸妓之间的诗文创作，绝大多数是狎戏之作，但这在客观上却有助于唐诗的传播和发展，进而对文学领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据李贺《花游曲序》：“寒食日，诸王妓游。贺人座，因采梁简文诗，与妓弹唱。”[8](P204)《唐诗纪事》载，宰相武元衡“善为五言，好事者传之，被之管弦[9](P511)。白居易《与元稹书》载：“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10](P162)二诗脍炙人口，诸妓对作者崇拜不已，想见背后总少不了吟咏弹唱。唐时诗歌传播概有几种方式，如手抄、编集印刷、题壁、口耳相传等。刘泰娘本是“人不知之”的北里小家女，混于同赴曲江宴的诸妓之中，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但不知泰娘住所。孙棨恰好遇泰娘坐车而返，于是题诗其舍：“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其他人听闻此诗后，争相传诵，以致泰娘门前都被马车塞满。此为文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典型。

诗歌走向市井的渠道之一，则是通过歌妓传唱。唐时，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其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各式音乐，就连唐玄宗也十分喜好乐曲。他精通音乐，宫中蓄养了数百人的乐团，并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教坊。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所载教坊曲则有324种，而这些曲调大都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娼妓能作诗解诗。当音乐和诗歌二者结合在一起时，也就产生了词的某些要素。胡适先生认为：“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11](P735)“旗亭赌唱”所传则是王昌龄、王之涣等人打赌，看歌妓所唱曲词中谁的诗句最多的典故。故王灼《碧鸡漫志》云：“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12](P110)今人曹明升认为，歌妓在词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要可以促进宋词乐调的创新，推动词人的创作，参与建构宋词的审美风格等。[13](P122)此虽言赵宋间事，但也可由此想见唐时情境。

三、民风

作为唐人描写唐时青楼的笔记小说，《北里志》保存了唐时青楼这个特殊行业的真实可信的资料。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认为，我国娼妓自殷商时代开始发端，后不断发展变化，到唐以后进入鼎盛。唐时的娼妓来源不外三种，一如《北里志》序言所云：“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即一是假母从小抚养，二是买卖良家，三为误入风尘。女子一旦进入这个藩篱，要想出去，非常困难。妓院有着非常严格的组织管理秩序。诸妓之母常称“假母”，或曰“爆炭”，她们是妓馆的经营者，是妓馆的实际负责人，如杨妙儿。也有假父，如王莲莲之假父颇厉害：“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去此家者，“或酬醉稍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这些人其实是寄生于青楼之人，类似于黑社会角色。“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如举举、绛真皆是都知。除此之外，曲内还有乐工。他们负责宴饮时助兴，或者还肩负着培训诸妓的任务，如“刘驼驼，聪爽能为曲词，或云尝私于令宾”。妓院有着严格的收支体系，不允许诸妓中饱私囊，所得必须处于监管之中。“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诸妓外出的收入，假母也要分得一杯羹。王晓娟《从〈北里志〉看唐末长安歌妓的生活》一文，便对歌妓的来源、家庭构成、技艺训练、居住环境、歌妓身份、交往对象、歌妓归宿等七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14]

除了娼妓业，唐末动荡的社会生活在书中也有诸多反映。其序言道：“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李唐开国一百年后即遭动荡，天宝之乱，玄宗出逃；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农民起义，最终灭亡。《新唐书》载：“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诸王官属相次奔命。观军容使田令孜、王若俦收合禁军扈从。四日，贼至昭应，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两班迎贼灞上。五日，贼陷京师。”[15](P6456)在国家灾难来临之际，身逢乱世的读书人也不能幸免，被卷入到滚滚洪流之中。孙棨彼时正和好友李文远乘醉同诣京城名妓俞洛真，并题诗留恋，后“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文远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约，耸辔而归。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因仓皇而回，遂乃奔窜”。乱世中落，安上门旁，战马奔腾，仓皇逃窜。这是战争在个体身上的投射，远比史书生动具体。作者对此也深有感慨，认为“真谶词也”。这是从大处着眼唐末社会。其细微者也能看出世风日下，社会秩序趋于混乱。尚书胡证“尝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王式常至北里，“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令狐滈尝狎北里，曾于“邻舍密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瘗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唐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如门籍制度、宵禁制度、街鼓制度、团保巡查等，以确保都城的稳定，但是随着自身国家功能的松弛退化，礼乐崩坏，国家纲常对人的制约趋于弱化，导致社会动荡，民风乖戾，之前的种种措施，已经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

另外，《北里志》中还有涉及唐时长安百姓各种风俗的记载。因所载较多涉及举子之事，故举子中举之后狎妓、宴饮的生活，书中也多有记载。唐时春闱放榜之后，考中进士于长安曲江池畔大摆筵席，史称“曲江盛会”。孙棨于“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孙棨当晚便寻访刘泰娘，并有题诗。裴思谦状元及第后，夜宿平康里，天亮赋诗一首：“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幸福的举子寥寥无几，更多的是落第之后的苦涩。落第者或许能在北里得到一丝苦涩的慰藉。“京师以宴下第者，谓之打毷氉。”“杨妙儿”条中，莱儿和赵光远本对考试充满了期待，但终落第，“是春莱儿毷氉，久不痊于光远”。张永禄先生《唐都长安》专门研究了长安的文化娱乐活动和节日民俗，认为其文化娱乐概有音乐舞蹈、戏剧、杂技、体育等，民俗包括元日、人胜节、上元、中和、上巳、寒食、清明等。[16](P295)“王团儿”条载：“至春上巳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孙棨在上巳日与家人在曲江祓楔时，偶然邂逅王福娘与其假母王团儿也陪人在曲江游玩。上巳是春季三月上旬的巳日。这一天，长安市民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最流行的当属祓楔和踏青。“张住住”条载，庞佛奴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张住住装病骗过家人，在邻居的帮助下，越墙与庞佛奴幽会，并商定计策，可见上巳踏青民俗的重要意义，住住也正是利用此机会，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序言载“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唐时规定，本朝帝后及先祖去世之忌日，须罢乐、废务及行香、修斋。青楼是夜夜笙歌欢愉之所，诸妓从事娱乐活动，必须要弄清楚诸帝后忌日，以免犯禁。这足以说明，国忌行香活动，是各行各业必须要遵守的规章。斗鸡在春秋时就相当流行，到了唐代，风靡一时。唐玄宗即位前，就十分喜爱斗鸡活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张住住”条载：“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斗草在晚唐也是较为流行的习俗。年轻的孙棨在长安作举子时，认识了歌妓王福娘。在众多士人赠诗中，王福娘最欣赏孙棨的“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此游戏深受女子欢迎，上至公主，下到黄口，都常进行这样的游戏，并一直延续到后代。晏殊《破阵子》有云：“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唐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各种文化交融碰撞，社会思想多元。《北里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变迁的时代。孙棨“久罹惊危”的人生经历，“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的遗老心态，都让我们了解了此书背后作者无法言说的微言大义。不仅如此，笔记中有关士人狎妓，众人赋诗，及彼时长安风土人情、社会秩序等的记述，都让我们从一个不同于史书的角度，去认识了解了唐末社会，而这些无论对于史实的研究还是风俗文化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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