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龙，王慧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39。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升华的表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从社会互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审视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视角

社会互构论(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 theory)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它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全球社会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阐释的一种社会学理论”［2］591。所谓互构，是我们对参与互构主体间的关系的本质刻画，即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相应性是共变状态的基本特征。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位，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具体而言，这种理论将个人和社会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主体，将二者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元问题(meta-problem)，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重点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社会互构论将整个社会系统分为两大子系统，即“社会自然”和“社会人文”。换言之，该理论将“自然”有规定地纳入了“社会”这个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主体中。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不同，这个理论中所说的“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与人要结成关系”［3］402。简言之，社会就是由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大关系构成的统一体。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浓缩的生态环境兴衰史，也是人类文明随着生态环境的兴衰而兴衰的历史。现如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已成为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性越大，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报复性也越强烈。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559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社会互构论对社会两大子系统——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交互构建的分析和研究，弥补了以往社会结构理论仅仅关注和分析人文社会结构的局限性，表达了社会学理论对以往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实践的指导。

二、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看，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主体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塑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使各社会行动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正向谐变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1］6，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严峻;自然界的“反人化”表现日益突出，这些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正向谐变。

社会互构论认为，“个人”、“社会”和“自然”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自身的各种关系和纽带的基础。人与自然的正向谐变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所谓正向谐变，是指参与互构各方，其行动关联和关系相应地朝着共识互信、合作协调、互惠双赢等和谐的向度与量级的发展、推进。”［3］530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1］39，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161，恩格斯也特别告诫:“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4］560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启示我们，在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若违背自然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6］。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这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也告诫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正向谐变［7］。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社会与自然正向谐变的迫切要求

社会互构论确信，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从历史上看，社会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主要表现在: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物质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殖民掠夺和利用先进技术开采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非可再生性或可耗尽资源的基础上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不可持续性的行为，势必造成生产能力、消费欲望的无限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有限承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破坏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此外，这种不和谐关系还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问题上态度、立场和责任担当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效应所致，必须在追溯历史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减排任务的分配;而发达国家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大幅度减排的义务。实际上，许多环境问题同各国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要实现社会与自然的正向谐变，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演进的联动性与可持续性，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上，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等要求，积极落实“巴厘路线图”，最终实现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的正向谐变，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构建。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和谐互构的内在要求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框架。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8］。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在其著作《风险社会》(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中指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险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9］64而且进一步指出，生态的脆弱性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想象，自然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恢复的能力越来越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10］18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为应对严峻形势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包含着各文明之间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各文明之间的和谐互构。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强调先进的工业文明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正向谐变，使人们在享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保持和享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成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着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关系，反映着这些关系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的制度保证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分别体现着生态文明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所创造的生态环境、生态理念、生态道德和生态社会等，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互构、正向谐变的有机统一体。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互构机制

机制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11］33。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互构机制，就是社会行动主体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这一过程包含着对社会主体的行动及意义具有推进、调节、创新功能的机制”［3］539。它是由情性调节机制、智性逻辑机制、意志驱动机制和实践反思机制等所构成的综合性创新机制。

(一)情性调节机制

情性调节机制，主要是对各社会参与主体的欲望、冲动以及由此所作出的行动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调适，以期实现各主体间的正向谐变。在现代生活中，各种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由富有情感的人来驱动和运作的。然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述，人的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虽然这种理论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但他提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是无可置疑的，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对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和功利性思维及行动进行调适和节制使之合理化”［3］539。为此，我们人类对自然、对社会所作出的任何行动必须建立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也要考虑到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要坚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之路，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之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尽可能地避免遭到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从而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智性逻辑机制

智性逻辑机制，就是使各社会行动主体“运用各种智性和逻辑的方式(如认知、判断、推论以及归纳和演绎)，展开理性的思考、构想等，对自我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行动效益和代价，进行预先评估、度量、权衡，促成对行动过程的调适、修正、创新等”［3］539。这就要求我们在将计划付诸行动时，不仅要注重对社会行动主体的利益和目标进行理性计算，而且要更加注重对社会行动后果的责任意识和公众的直接感受，使各项行动都进一步规范化和理性化。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树立整体意识、责任意识和生态意识。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求我们把眼光放在国家和世界的高度，凡事从国家利益出发，增强节约和环保意识，合理规划，勇于担当，把解决环境问题与增强本国的可持续能力紧密结合起来，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意志驱动机制

意志驱动机制，就是指社会各主体在互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成正向谐变的既定目标，实现互构各方合作发展和互惠共赢。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难免会发生各种利益纠纷，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应对，化解矛盾，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每一个公民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类持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只有我们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宣传生态文明观，大力倡导节能环保，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从我做起，坚持不懈，勇于克服困难，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落实到每位公民、每个国家中去，“和谐世界”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四)实践反思机制

实践反思机制，就是指互构各方要不间断地对自我进行批判性思考，及时纠正实践过程中各种不妥的行为方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众所周知，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完善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也是我们实践反思的参照标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1］41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统筹兼顾，及时督查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解决生态问题。

从社会互构的视角来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质上就是建塑和型构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使社会各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情性调节机制、智性逻辑机制、意志驱动机制和实践反思机制实现优化整合的过程，是往复调适、自我演进、无限更新和交互建塑的过程。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王亚楠.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5－18.

［7］蒋俊明.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3 －17.

［8］刘江翔.论生态文明建设的消费法治化视角［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6).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张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