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施京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转变”指示精神以及中国质量（北京）大会的会议精神，10月30日，本刊“质量中国行”启动仪式暨永康·浙江制造试点动员会在浙江省永康市举办。中国质检报刊社副社长王珂珊、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阚江州、永康市市长金政、《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杂志社社长艾林等出席并讲话。来自永康市发改、经信、质监等部门和电动玩具、门业、不锈钢制品等九大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获得永康市级及以上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王珂珊副社长在启动仪式上讲话指出，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越来越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质量安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对质量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对质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尤其是9月15日召开的中国质量（北京）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政府监管、社会共治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动质量提升的叠加效应和强大合力。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转变”指示精神以及中国质量（北京）大会的会议精神，更好地反映全国各地对构建“放、管、治”三位一体的质量提升格局的落实情况及采取的新思路、新措施、新变化，并有效贯彻王勇国务委员提出的“积极营造建设质量强国舆论氛围”，由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唯一全面、深入报道质量领域工作的中央级综合性期刊《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杂志特别策划了“质量中国行”大型专题采访活动。这是媒体人贯彻落实质量大会的实际行动的体现。王珂珊说，本次活动的首站选择了浙江省，是因为浙江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为了更好地落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使“质量浙江行”能真正发挥作用，应该要向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提升质量归根到底靠企业，这是“放”的核心；二是守住质量安全的底线归政府，这是“管”的核心；三是质量的全面提升要靠社会，这是“治”的精髓。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阚江州在讲话中，对该省的质量工作进行了介绍，他说，如何提升“浙江制造”产业层次，推动企业做强做大，一直是该省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为打造一批质量卓越、技术自主、管理先进、带动力大、美誉度高、竞争力强，占据国内市场制高点和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浙江制造”品牌，推动浙江省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三个转变”，省质监局联合省政府研究室作了大量前期研究，认为打造“浙江制造”品牌可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认可、社会参与、政府监管”的思路，政府构建“浙江先进制造标准体系”的推进制度，各行业协会和优势企业制定先进的产品制造标准，第三方机构在企业自愿申明申报基础上依据先进制造标准体系组织认证，以此建立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合力打造“浙江制造”品牌的制度框架和推进机制。经过综合调研，浙江省局选择了7个县（市、区）作为“浙江制造”培育试点，分别是：永康市、湖州市南浔区、平湖市、桐乡市、绍兴市上虞区、嵊州市和温岭市。

永康市市长金政对“质量中国行”活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质量中国行”活动不仅起点高，而且意义重大。永康市在2009年作出了从“质量兴市”向“质量强市”迈进的战略抉择，把质量强市战略确立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今年1月，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复该市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永康也成为了浙江省首个获批创建该项目的县级市。目前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格局。根据浙江省强省办的部署，永康市又被确定为浙江省“浙江制造”培育试点。为了全面深入探索“浙江制造”培育工作，该市按照政府转型、精准服务的要求，围绕“浙江制造”四大特性（创新、先进、带动和责任），结合全市经济特点，主要从宣传与调研、标准与认证、管理与人才、服务与保护这四个方面内容开展浙江制造的试点工作。

《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杂志社社长艾林宣布“质量中国行”启动，他介绍说，本刊举办“质量中国行”大型专题采访活动是为了深入领会中国质量大会（北京）的会议精神，将王勇国务委员提出的“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抓紧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工作方案和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开创监管工作新局面”的指示落到实处。本次活动将深入发掘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部分省市重点地区经济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历程；在质监分级管理的新体制下，加强和改善政府质量监管的创新与改革；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提高质量水平的做法与经验。进一步探索各地在分级管理后的新形势下，媒体如何对质监系统进行宣传，推广质量工作，如何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服务探索新的宣传模式。

在启动仪式上，永康市正阳实业等企业代表还进行了发言和经验交流。上述部门或者机构敦促该住宅楼业主尽快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通过选聘渠道引入物业服务企业从事该楼的物业管理。立即责令停止电梯的使用，在征得全体业主意见后，对电梯进行检验和维护，并将所产生的费用告知全体业主。待业主委员会成立后由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收取专项维修资金交付或者由业主委员会直接收取后交付。

至于本案中的三种处理意见，本人认为都有所不妥。概括起来涉及到行政相对人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认定，前两种意见与第三种意见表面看起来有悖，但归根结底还是对违法事实成立与否的考量有异。本楼的全体业主从其生命安全出发，本应希望乘坐在检验周期内运行正常的电梯。只是没有相应的业主自治和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才造成电梯超期未检的事实。从客观上看，全体业主没有电梯超期未检的主观过错。没有过错的行为不为罚，更谈不上行政相对人的认定。至于第三种意见一味强调《特种设备安全法》中有关使用单位的法律责任指的是单位而不是个人的说法更不足取，这在行政执法的实践中不言自明。更不能以此就认定不适用《特种设备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如前所言本身该楼的全体业主就不存在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行为。

需要补充的是，为什么要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法》，该法第一条将“预防特种设备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作为该法的最根本的目的和要求。因此，一味地追求行政处罚甚至一罚了之，不仅陷于机械执法的怪圈，更于预防电梯事故、保障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无益，这才是本案对今后质监行政执法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