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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城市·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03-23阳,文

大连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郭敬明网络文学作家

李 阳,文 景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2014年6月3日至4日,“年代·城市·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大学创想宾馆国际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与大连本地作家和批评家,就当代文学的剧烈变化展开了深入研讨。

作为大会的首位发言人,孟繁华对当代文学的剧变做了总体性的描述。他认为中国漫长的乡村文明正在走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城市文明。他列举了2010-2011年“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和第四节“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奖作品的名单,指出其中没有一部是乡土题材的作品。以此为据,孟繁华认为作家已经普遍敏感到了这场正在发生着的文化巨变。但是,他对现有城市文学的水平表示不满。通过分析方方的小说、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等大量创作实例,孟繁华提出当代城市文学存在着三个明显缺憾:第一,尚未创造出足以代表城市文明的人物形象。孟繁华认为,从法国的“局外人”到俄国的“当代英雄”,从“十七年”文学中的梁生宝到“知青文学”中的受难者,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总能生产出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而当代的“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尽管在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是它始终未能创造出时代性的人物。第二,青春的气息逐渐淡出文学作品。青春形象的退隐,是当下文学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始终未能走出纪实性的困境。孟繁华认为,没有大规模地受到浪漫主义犀利的中国文学,一直保持着与现实的“反映”关系,而文学毕竟是一个虚构的领域,想象力才是让文学飞翔的翅膀。

这段纲领性的发言引发了多位学者的回应。新锐批评家李云雷认为,城市文学正在形成之中,但引起他关注的不是它缺乏什么,而是它创造了什么。在李云雷看来,城市文学不仅表现了当代城市剧烈变动的生成史,也会经常性地展现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城市上层与底层之间的断裂。此外,李云雷又提出从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出发观察今天的中国城市文学。他认为中西城市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和错位。陈福民对这一错位做出了进一步的概括:西方的中产阶级继承了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文学却是以冒犯传统文学趣味和道德标准而建成的。诸如此类的细节辨认,对于描述中国城市文学的独特性来说颇具启发性。

青年学者杨庆祥同样坚持国际视野,并且更加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他将城市文学看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将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视为城市文学的两大传统。杨庆祥认为,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分别是这两大传统在西方城市文学中的代表,而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历史上,新感觉派和茅盾可以被视为代表性的作家。以城市文学的双重传统为参照,杨庆祥表达了他对当下年轻作家城市书写的不满。他认为城市文学应当开拓“新的人性、新的意义、新的审美,要用先锋的姿态来挖掘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却是以村上村树为标准的。他们的创作不仅存在着平面化、单一化、程式化等诸多弊病,而且缺乏中国城市写作的自己的标准。最后,他将这种写作视为“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文学。

杨庆祥发言中关于城市文学的渊源和脉络的讨论,得到了著名学者李林荣的回应。李林荣认同西方城市文学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源头的说法,但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原本就有城市文学的传统;当代城市文学存在着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两个源流。而在陈啸看来,城市文学是古典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它虽然产生略晚,却与主流政治文学和性灵文学一同构成了古典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和这个理论色彩较浓的文学史问题相比,与会者对当下城市文学中的种种新生的文学现象表现出的热情更高。诸如8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隐含其后的媒介革命和文学生产方式转型等问题,成为了本次大会的讨论焦点。

邵燕君就“网络时代的文学性”问题做了精彩的长篇发言。在邵燕君看来,媒介的革命对于文学的形态、人们的文学生活与文学趣味,乃至文学性本身,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她把一切在网络空间生成、传播的文学作品视为网络文学。那些后来被录入网络的印刷文学和在网络首发的文学,则不在这个定义之列。邵燕君特别强调网络文学的即时性、互动性和生成性等特点。她认为即时性和一次性使得网络文学与允许被反复阅读的传统文学区别开来,文学的永恒性消失了。由于网络文学具有互动性、生成性和流动性等特点,网络文学事件就是作者在与读者的互动中生成的。网络文学的这些新特征,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等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思维上的脱胎换骨,不得不突破我们安身立命的以印刷位方式的文学形式和情感特征,不得不正视印刷文明的迫不得已和无奈。在发言的末尾,邵燕君预告她接下来将关注游戏文本。她并不打算把游戏文本视为与文学精神相悖的拙劣的文化产品,相反,她相信“爱和活力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

邵燕君对网络文学的肯定态度,得到了许多与会专家的正面回应。陈福民指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建设和中国当代文学最新元素的成长建构,实际上是通过网络文学完成的。网络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目前很少有人愿意写或能够写出有效讨论网络文学文本的论文。在这个意义上,邵燕君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刘川鄂提到媒介对于表意符号的革命性影响,以及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深刻改变。大连市批评家王晓峰则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肯定了网络文学为广大无法由精英文学包揽的文学人口提供了服务,因而应当与“自费文学”、“精短文学”等其他常受歧视的文学“类型”,在文坛共享一席之地。他明确提出,文学精英不应该占据文学的主要地位,文学领域应该遵循民主的原则。

针对肯定网络文学的声音,上海作协的理论家周立民提醒大家注意对文学新事物的辨认。他认为,如果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观察,那么许多看似新生的文学现象其实并不新鲜。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传统书场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难道不具备即时性吗?张恨水在报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写作,与今天网络文学的每日跟帖又有多大差别?今天的博客文学与传统的文人笔记何其相似?除了这些细处的辩驳,周立民还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强调,知识分子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新事物时,首先要自我坚持,避免焦虑情绪,这样才能确立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周立民的发言中有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譬如,他认为更能代表时代的文学并非小说,而是毛尖式的散文或杂文。这个看法有力地质疑了其他研究者开展论述的材料前提。

除了媒介问题以外,代际问题也是一个切入新型城市文学的重要角度。在这个论域里,杨庆祥的讨论方式被后续发言者较为普遍沿袭下来。大家将各种各样的价值尺度用作批评郭敬明的依据,譬如徐肖楠从人文精神的立场出发,将郭敬明的精神特质概括为“无价值性”和“价值的虚无性”。乔世华也不满于郭敬明“以物质的方式来把握人、表现人”,批评郭敬明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时代。此外,乔世华也注意到了隐含在郭敬明流行背后的文学读者群分化的问题。乔世华发现,刘心武等老作家的文学世界依然停留在80年代,而郭敬明拜物教式的写作却能够更好地再现时代的本性,他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青年读者。因此,作为批判对象的郭敬明,同时被当作能够照见正统文学缺点的镜子来看待。与这些学者不同,青年学人李阳刻意强调将郭敬明他者化隐含着危险,并试图对电影《小时代》进行一种生产性的阅读。李阳没有将《小时代》放在当代文学的脉络里考察,而是在指出影片的漫画和动画色彩之后,将它放在青年亚文化的脉络中考察。李阳认为,《小时代》隐含着这一代成长在“旷野的废墟”上的年轻人对于现实既失望又妥协,并最终选择自我放弃和娱乐至死的复杂心理。

媒介的变革也好,代际的分野也好,这些引发争议的话题都指向了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给城市文学格局带来的分化。关于这一点,周立民在发言中谈到,传统文学与新的文学样式目前形成了一种并立并存但互不交锋之势。他把这种文学图景描述为“小径分叉的花园”。李林荣接续了周立民的讨论,他认为这种无交锋的并立意味着双方可以互相理解的、越界共享的内容越来越少。根据这一思路,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年轻作家的城市书写,就不能被放在新旧更替的线性时间观中来讨论,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受到一整套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支撑的文学读写空间。这个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由媒介技术、资本市场、文学劳工、年轻读者等诸多方面构成,一切受它支持的新的文学现象,都可以无视正统文学体制的批判而继续生产。在这个层面上,徐肖楠的发言就显得颇具启发性了。他将资本视为一个可以同时为老一辈或新一辈作家享用的资源,双方都可以通过创办刊物传播自己的文学趣味和文学主张。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同样会受到资本的束缚。按照这样的眼光,媒介和资本都不是区分两种文学空间的标尺。究竟应该如何区分由两代人所代表的两个文学空间,如何解释两个文学空间的关联,这就成了大会遗留下来的有待探究的问题。

女性学者的讨论为本次大会增添了不少光彩。常彬教授从性别、阶级、民族三个方面入手,创造性地考察了共和国五套人民币中各种币值上的图像的历史演变。她在大量细节分析的基础上,展现了人民币的历史变迁中记录下来的共和国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女性获得解放和独立的进程。其余与会女性学者大多选择从性别角度切入本次大会的主题。她们讨论了孙慧芬、素素、迟子建、林白、严歌苓、王安忆等多位女作家的创作,而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将本次大会的讨论重心暂时性地带离了城市。郭力教授对上述女作家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进行了一次宏观扫描,进而认为当前女性写作与五四退潮后的女性写作有着相似的动向——从城市转入乡村。不过,她并不认为女性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是对城市文明的背离,相反地,她把女性乡土写作看作与城市文明崛起相伴而生的现象。王宇教授的讨论恰好与之呼应,她断言90年代侧重表达都市知识女性经验的女性文学已经走向末路,同时认为,中国女性的本土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乡土叙事。罗雪松在分析林白小说人物与乡土的关系之后,认为林白对乡村的逃离是以拒绝回归为前提的,因此是彻底地反传统的。她对林白与乡土关系的这一看法虽然看似与其他女性学者的观点相左,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关联——逃离乡村与逃离城市同样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

李林荣对女性作家的讨论同样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女作家描写的生命细节很能凸显历史感性的力量。譬如孙慧芬的《上塘书》表现了一个作家对当今农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忧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个少数民族被现代社会和中华民族接纳的过程,铁凝的《笨花》凸显了农耕社会与本民族历史的本真理解。这些主题的表达都建立在大量的感性的细节书写的基础上。此外,他也在徐坤的《厨房》、方方的《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池莉的《云破处》等作品中,看到了身体书写对历史叙事权威的解构。

张莉女士的关注点不在于女性叙事,而在于当前城市文学中存在的某种僵化的叙事模式,即富人都是坏的,穷人都是善良的。这种僵化的叙事模式,隐含了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又容易促发网络上的极端情绪。因为在这种城市书写下,罪恶与物质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可能得到表现。《名作欣赏》杂志主编傅书华的讨论视角与批评家略有区别。他更关注杂志的服务对象,更关心一份文学刊物究竟应该为它的作者还是为读者服务的问题,亦即文学刊物与文学体制的关系问题。广西学者王志明和郑立峰讨论了广西文学的民族性和代际性问题,他们认为广西文学表现出了一种融入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倾向。

6月4日,大会安排了批评家与大连作家的交流专场。孙慧芬在发言中谈到,她觉得城市与乡村都离她很远:乡村已不再是记忆中的乡村,而城市对她来说又是一个纠结的场域,因而是一种让她感到无法把握的“暗物质”。素素谈到地理位置对于大连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的影响。她认为大连处在关内外的交界处,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和写作,让她感到的混乱和喧嚣。素素以其作家特有的敏感,提出改革带来的并非人的解放,而是人欲的解禁。马晓丽更多地谈到城市给人的无根感,她把城市看作现代人想要摆脱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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