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元,凌 俊，周树高，李淑琦

(1.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2.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许多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居民消费信息成本等对居民消费有重要影响[1-3]，研究也表明居民消费对GDP的影响要超过政府消费，因此，扩大内需应着眼于促进居民消费，而不是提高政府消费[4]。臧旭恒和孙文祥两位学者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收入水平、消费环境、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城乡消费结构的优化要从提高农村收入、深化各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入手。[5]鉴于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同时使用静态分析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进行详细研究，探讨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所处阶段和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据此提出了统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静态分析

(一)广州居民收支情况

广州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城市居民高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1.79倍，农村居民高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1.83倍；城市和农村同一收入层次人群相比，城市可支配收入大约为农村的2.4倍。可见，城乡收入差距要大于其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70%以上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收入大约只有60%是工资收入，这也随收入层次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占据较大比重(占16%以上)，收入越低转移性收入也越大，其他收入来源所占比重都比较少；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较少(约5%)，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财产性纯收入占10%以上，即家庭自主经营对收入有较大影响。从收入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也较大。因此，应增加城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拓宽收入来源；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增加转移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支出。

(二)2010年居民消费结构特征

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消费性支出有较大差异。城镇高收入户消费支出是低收入户的3.6倍，农村为2.3倍。从各项消费支出的实际值看，收入层次越高，消费支出额也越高，这主要是受到不同人群收入差距影响。下面从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进行具体分析。

1.食品支出。居民收入越高，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就会越小。城市居民食品支出平均比重为33.29%，其中低收入户为47.48%，高收入户为26.53%。食品支出中，饮食服务(主要是在外饮食)和肉禽蛋水产品类的消费比重分别为11.68%和9.49%，收入层次越高对前者消费就越多，对后者消费就越少。其他消费项目支出比重较少，即各收入层次的支出比重差异较小。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5.91%，其中低收入户为46.1%，高收入户为36.75%；且主要是用于副食支出(29.96%)，其中肉禽蛋奶及制品占13.49%。这表明城市各阶层居民生活水平比农村差异大，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而言要比城市低。农村消费仍然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城市居民生活大多处于富裕水平，侧重于饮食的科学营养。

2.衣着支出。随着收入增加，广州居民对衣着的消费支出比重会增加。城市高收入户的衣着支出比重要比城市中等收入户低。城市居民对衣着的支出比重的最小、最大以及平均值分别为4.08%、8.55%和7.53%，主要是用于服装支出(比重为5.24%)；农村则分别为3.43%、4.87%和4.22%，即农村居民对衣着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相对城市要低。可见，收入越高，居民越会追求衣着个性化、成衣化、时尚化。

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都较小，平均分别为7.09%和4.89%，主要是因为这些支出项目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城市居民该项支出主要是花费在耐用消费品以及家庭日用杂品上，支出比重最大的是中等偏上和高收入户。农村居民该项消费仍有一定扩大空间。

4.医疗保健支出。城市居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略高于与农村居民，但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都比较低。总的来说，医疗保健的比重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并没有显著差异，约为5%。城市居民对医疗保健支出主要用于支付药品费和医疗费，以及购买滋补保健品；收入增加，药品费比重会降低。其中，滋补保健品的消费主要集中于中高收入人群，医疗费集中于中低收入户。这说明广州的医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5.交通和通讯支出。交通和通讯是城市居民一大消费热点，约占消费支出16%，收入层次越高比重越大。其中，低收入户为10.29%，高收入户为18.85%。就城市居民而言，交通方面支出比重较大(平均为9.24%)，收入高相应支出也会高。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对于家庭交通工具支出比重分别为3.29%和6.41%；中等及以下收入户则非常小，最高才0.6%。这主要是因为私家汽车在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家庭中较为普及。通信支出平均比重为6.68%，其中主要是通信服务消费支出(平均比重为5.68%)。农村交通和通讯支出也占据较大比重(11.94%)，比重最大的仍旧是中等偏上(15.85%)和高收入(16.42%)家庭。因此，未来收入分配政策应偏重于增加中低收入户的收入，增加其在该方面的支出。

6.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教育文化娱乐在城市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次于食品，最低为15.19%(低收入户)，最高为20.64%(高收入户)。收入层次越高花费在文化娱乐服务(主要是团体旅游)上消费比重就会越高，教育的支出比重则比较低。反之，收入越低，用于文化娱乐服务的比重就会比较少，教育比重较大。例如高收入户的文化娱乐服务比重为12.26%(其中团体旅游为10.26%)，教育的比重仅为4.54%；而低收入户的比重则分别为2.4%(其中团体旅游0.21%)和8.96%。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收入人群比较注重精神上享受；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支出已成为生活消费的必需，对不同收入人群而言差异并不大。农村居民对该项支出比重也比较大，总平均为12.31%，各收入层次的家庭基本持平，并没有明显差异。

7.居住支出。居住支出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占据比较大的比重，总平均为13.44%，仅次于食品。高收入和低收入户的比重最大，分别为18.25%和16.12%。城市居民的居住比重相对较小一些，总平均为7.88%；并且和农村一样，比重最大的也是高收入和低收入户，分别为9.13%和9.65%。其中，城市居民居住支出主要是用于住房消费(大部分为水电燃料及其他费用)。这主要是高收入户会用较多的收入购房，而低收入户必须把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交付房租等费用。这说明住房问题亟需加大力度解决。

8.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城市居民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的比重相对农村来说要大一些，具体分别为4.43%和2.1%。但在各种不同层次收入户中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居民消费中较为固定的一部分“必需”支出。

总而言之，广州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通讯；在居住、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上的支出也占据一定比例，总平均在7%-8%之间；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则较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食品、居住、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以及交通通信上，他们的消费支出累积达83.6%；其他的支出均比较少，且没有明显差异。可见广州居民，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消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通讯都占据比较大的比重。此外，城镇居民尤其是高收入户的居民已经向追求享乐型生活转化，农村居民偏向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但正处于不断升级的消费阶段。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分析

(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通过ELES系统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知，城市居民总消费边际倾向为0.813。对剩余收入的消费分配中，主要用于食品(0.22)、教育文化娱乐服务(0.169)和交通通讯(0.159)的消费。具体来说，就是增加1元收入，22%用于食品消费，16.9%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以及15.9%用于交通和通讯，具体见表1。

表1 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居民总消费边际倾向(0.739)要比城市居民的小，增加的收入(除了储蓄外)主要用于食品(0.334)、交通通讯(0.133)、居住(0.107)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0.079)，见表2。由此可知，城市和农村对新增收入的消费分配是有差异的，即使对食品的消费分配都是最大的，但城镇居民的食品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小于农村。城市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讯的边际支出较大，而对居住的边际支出较小。与城市相比，农村则对居住边际支出较大，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讯的边际支出则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城乡居民对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讯的边际支出都比较大。综上，广州居民对满足基本生活上的消费支出仍占据主要份额，但已经明显下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讯将成为广州居民消费的热点，将对带动居民扩大消费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表2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回归估计结果

(二)消费收入弹性分析

从居民收入弹性上看，城市居民弹性大于1的是交通和通讯(2.62)、医疗保健(1.7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1.65)和衣着(1.33)，最小的是食品(0.63)，即当居民收入增加时对这些消费项目的支出增加速度将更快。其余消费项目弹性均小于1。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弹性最大的是交通通讯(1.83)、衣着(1.42)、居住(1.17)、医疗保健(1.17)。食品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趋于单位弹性，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杂项商品和服务弹性小于1。这表明，随着广州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未来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衣着的消费支出会有良好的增长势头；同时，城市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特别是文化娱乐)支出，以及农村的居住支出，也都将有较好增长势头。这也说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期，各项消费支出往后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三、优化消费结构的对策与建议

(一)广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阐明的广州城乡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状，并运用ELES系统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动态分析，主要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和消费收入弹性分析。基于此我们发现广州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消费率偏低；其次，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方面的支出比重偏低；再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过大，包括城乡差距和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差距。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下面将提出几点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

(二)优化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首先，采取综合性措施全面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全省消费市场规模。包括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保持良好的收入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鼓励企业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提高服务质量。其次，将政府消费重点由行政采购转向投资公共设施与教育、医疗保健上，加大对金融服务业的投资，这些措施会激励居民对于公共设施、教育文化服务、保健医疗等方面的消费，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再次，构建新的信息平台，降低居民消费信息成本。升级传统商业网络格局，打破原有的地方性商业保护壁垒，强化对新兴商业布局的规划，发展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辐射的消费信息网络，这些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最后，建立和完善消费信贷体制。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信贷能够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对增加消费有重要作用。[6]从广州市目前的消费信贷形势来看，居民购房、购车对消费信贷需求较大。城镇中等偏上以上阶层居民对小汽车的购买力增强，农村高收入者对于汽车购买也呈上升趋势，市场潜力巨大，而消费信贷有助于实现这一购买力，这可能将成为广州市消费热点之一。

2.推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低收入及中低收入阶层居民从着重基础生活消费向新产品和新服务消费转变，从着重简单商品消费向复杂商品与服务消费转变，从生存消费阶段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阶段转变。出台相关的消费刺激政策，例如完善消费信贷机制、推行新的消费理念、引领消费时尚等，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3.缩小收入差距，分层次促进居民消费。由前文分析可知，不同收入层级的居民其消费方式是不同的。对于高收入阶层，应加以科学引导，促进大额消费；建立合理的消费环境和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促进他们在旅游等文化服务的消费，重点是提升其消费品位，丰富其消费内容；建立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于一些不良消费行为，加强规范和引导，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提高其收入以保持其持续稳定增长消费的信心，完善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改革制度，促进其在教育文化娱乐与交通通讯上的消费。对于低等收入阶层，则提高其收入，增强购买力，政府可采取税收和补贴的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4.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广州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采取措施增加广州农村居民的收入。鉴于农村家庭经营与财产收入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可以构建一个服务平台，为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支持，使家庭经营运作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潘成夫.我国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2006,26(7):10-14.

[2]田堃,田银华.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降低消费信息成本[J].消费经济,2006,22(6):12-15.

[3]郭平,李恒.居民收入分配规范函数及其福利评价——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32(18):17-27.

[4]武晓健.我国居民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8.

[5]臧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122-126.

[6]宁军明,涂大坤.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基于钱纳里一般工业化模型[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