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宁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陕西西安710062)

方东美于1976年在台湾辅仁大学讲授“宋明清儒家哲学”，只讲到张载，即因病辍讲，次年逝世。后讲授录音结集以《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为名出版，这部未完成的讲录堪称方东美的“绝笔”，张载关学则成为“绝笔”之卒章。依据方东美这部凝聚着毕生研究心血的著作，本文力求就其对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作系统的考察。

一、大气磅礴: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

方东美指出，从思想史上看，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审慎收敛型，宋明儒以至于清儒大致是这样的，从大处着想而从小处着手，如周敦颐在宇宙论、本体论上不敢自立体系，越写胆子越小，越写气魄越小，原始儒家中孔孟精神也越来越淡薄了;二是大气磅礴型，例如先秦道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气魄宏大、才气纵横、淋漓尽致，至荀子趋向精细化，格局偏小，故两汉经学难以为继。在方东美看来，宋儒基本上只会说话，话又说得很杂乱，缺乏条理，不能将格言、语录从头到尾一气贯串成为统一完整的思想，如周敦颐的《通书》、邵雍的《皇极经世》皆有这样断裂杂糅的毛病。

但恰恰是在审慎收敛的宋儒当中，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是极为殊异而非同凡响的。方东美认为，考察一种学术思想，在时间上要有时代性，在空间上要有地域性，所谓“北宋五子”也主要是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来谈的。宋代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学派，“就地域上来分，第一个就是所谓‘关学’，‘关学’就是张横渠的学说，因为张横渠是陕西人。”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03页，第291页。方东美对张载关学评价非常之高，他指出:“有这样子大气磅礴的思想表现，最有精神，最有气魄，在宋儒中首推张横渠!”②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03页，第291页。这个看法与黄宗羲相似，都是对张载关学精神气质的高度肯定。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横渠学案》的案语中称:“横渠气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③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横渠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7页。

方东美指出真正的儒家有着尽物性、赞化育、参天地的精神，犹如韩愈于唐“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张载在北宋重振儒家精神气魄，真正做到了“思起百代之衰”④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5页。。他极力称许张载的《正蒙》是有宋一代思想最集中、组织最完整的哲学著作，尤其是《西铭》，更是一篇精炼的煌煌大文，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是张载有真性情，二是有大气魄，三是立论缜密又有极好的行文手段。张载的真性情是从“报始反本”的孝之本心开始的，从人类的家庭扩充到人类的社会，再扩充到整个宇宙，方东美认为张载把自己的真性情发泄出来，去体会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精神，养成“浩然之气”。例如《西铭》从“乾称父、坤称母”而下，一气贯注，直到“存，吾顺事;殁，吾宁也”，中间行文毫无松懈，“因为他能够真正体会到先秦的儒家思想，从社会的家庭组织里面，把人类的真性情给流露出来了。……而使‘孝道’扩充了成为一个尊重生命的‘宇宙情操’。”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91页。

方东美明确提出，张载之所以在宋儒群体中迥异特出，体现出这样丰沛的精神气魄，是与他上接孟子和《中庸》的精神相关的。孟子和《中庸》中洋溢着哲学与宗教上的“Creative impulse”(创造的冲动)，这反映了思孟学派普遍的观念。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的致思，《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命题，从“天”讲到“天性”，再由“天命”讲到“人性”，实现人的生命理想，将人的创造精神发挥广大，从而培养“浩然之气”，这是从孔子到曾子，再到思孟学派的儒家一贯的精神发展线索。

值得玩味的是，方东美与张岱年都注意到张载的“气”，并作出了不同向度的解读与诠释。张岱年认为张载的“气”是物质之“气”，从唯物论层面肯定张载是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说:“宋以后哲学中，唯物论表现为唯气论，唯气论成立于张横渠，……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西文唯物论原子，乃是唯质或唯料的意思，乃谓质料为基本，而气即是气料的意思，所以唯物论译作唯气论，亦无不可。张子的唯气论并无多大势力，继起的理气论与唯心论，都较唯气论为盛。到清代，唯气论的潮流乃一发而不可遏，王船山、颜习斋，先后不相谋的都讲唯气。”②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第273页。“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③张岱年:《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新综合哲学要旨》，《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394页。而他就是自觉地以继承和发展“气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的。他指出，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主潮是唯物论，主流哲学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因此，“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④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第273页。方东美从精神气质立论，认为张载的“气”是气魄之“气”，生气之“气”，大气之“气”⑤方东美指出，“气”范畴包括三种含义:“(甲)物质基子，可形成物理罗聚状态，或生物结构组织;(乙)能元流动，散而无形，遇中媒，聚则成体，是生某物，具实以存;与(丙)生气或精气，其说因人而异，如机械(唯物)论者唯气论者或唯生论者。……自余观之，张载之立场，非唯气论即唯生论。”(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第337页。)，并以之评价衡断张载关学乃至中国哲学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这主要是基于其生命哲学的立场作出的诠释。方东美认为，儒学的核心在于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儒者的使命就是将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推到极处，发扬光大。然而，中华民族经过晚唐、五代之黑暗时代后，文化堕落，民族精神萎缩，学术理想丧失净尽。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审视宋代的思想文化，可以见出以张载为代表的宋儒身上所具有的立身治学的伟大风范，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道义担当。他们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平抱负和不懈追求，坚持道德重整的重任，往往砥砺志节，振衰起敝，力学有成，其学说一经提出，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上的精神力量，转变堕落败坏的社会风气，发挥澄清天下的效果。张载关学还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二人对张载关学有不同向度的解读，各具特色，但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论述是从理学思潮崛起的气象与格局作出的高度评价，与张岱年的观点异曲同工，这也为张载关学在现代的多元诠释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思路。

二、儒道融通:张载关学的思想圆融

宋代理学思潮崛起需要从“三教调和”的历史趋势中加以透视，理学家们往往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对佛老既有吸收，又有批评，其中儒道关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方东美指出，道家有一种与宇宙同体的精神，“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是从艺术的审美性抒发出来的，而非从理论的抽象性得出，故而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宋儒的思想来源和思考背景，才会“特别亲切感人”。

儒道关系涉及到宋代儒学开宗立派的发轫者的问题。周敦颐是最早作援道入儒努力的理学家，朱熹誉之为“伊洛渊源”，张栻尊之为“道学宗主”，学界一般也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黄宗炎明确指出了周敦颐所面对的是“合老庄于儒”的历史任务，但缘于对周氏《太极图》来历的质疑，周敦颐的学术纯洁性和融会儒道的努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如陆九渊反对“以无极字加于太极之上”，认为这属于“老氏宗旨”。黄宗炎毫不隐晦地说:“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实与老庄之长生久视，又属旁门。”①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濂溪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二，第514页。毛奇龄则认为周敦颐、邵雍等“纂道教于儒书之间”，“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②毛奇龄:《辨圣学非道学文》，《西河文集》，清嘉庆元年刻本。方东美肯定了周敦颐的历史贡献，肯认周濂溪是五代以后第一个走上哲学思想正路的人，有道德品格，富有正气，但又指出他开而不创，尚不具备开创者的资格。因为周敦颐一方面企图复兴儒家思想，但对原始儒家的创造精神未能发挥，精神气质趋于萎缩，未得“孔孟真传”;另一方面，他又援道入儒，而于道家真正的精髓难有体会，故不能放胆开拓境界，不够宽宏广大。至于邵雍富有才气，因受道教的影响，偏于“霸才”，不能保持儒家的“圣者气象”。方东美指出如果将周敦颐确立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宗主，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从理学思潮发展的高度，他认为若“讲前期的宋代儒学，要救周濂溪的弊病，最好直接就接着讲张横渠”③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19页，第217－218页。。方东美强调:“假定宋儒里面只有一个周濂溪，要谈文化复兴，我想一定很困难。要等到张横渠这一位才气纵横的陕西好汉出现了，宋学才有了生气。”④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19页，第217－218页。他认为张载关学可救濂溪思想偏狭敛缩之弊，“首推”张载的宋代儒学“发轫者”角色，实际上是肯定了张载作为理学典范的历史地位。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了“谁是道学的创立者”的问题，指出将周敦颐视为道学的创立者，只是一个误会，真正的道学奠基者应该是张载与二程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李泽厚在《宋明理学片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周敦颐被尊为“宋儒之首”，“这其实是朱熹抬出来以建立‘道统’的结果，并不真正符合历史和思想史的真实。关于宋代理学的形成逻辑应有新的叙述和解释。”⑥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脚注1，第222页，第223页。所以，在李泽厚看来，“周、邵都不过是开端发引，真正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的，是提出‘心统性情’、‘天理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和《西铭》这些宋明理学基本命题和基本原则的张载。张载《正蒙》一书……在表现宋明理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体系结构上，具有非常鲜明的代表意义。”⑦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脚注1，第222页，第223页。他也注意到张载关学的崇尚生气、气魄的特点:“张载以充满了运动、变化、发展、对立诸辩证观念的气一元论，……闪烁着生气勃勃的力量和颇为博大的气魄。”⑧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脚注1，第222页，第223页。近年，刘述先亦对张载在宋代理学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濂溪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其实这样的理解并未必符合当时思想史发展的线索”⑨刘述先:《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儒家文化研究》(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页，第19页。，而张载“兴趣宽广，创思不竭，虽有苦心力索之象，却开启了多方面的可能性，……有本体宇宙论的欣趣，而归之于心性论的实践。而横渠有更强烈的宇宙发生论的玄思，思想的表述由释老二氏翻出，不落传统窠臼”⑩刘述先:《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儒家文化研究》(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页，第19页。。因此真正会通儒道、开创理学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张载身上，通过关学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

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张载关学的原创性即缘于其思想来源的多元和包容。因为老庄和孔孟都是大气磅礴的，张载采取辗转的从道家思想中来寻找儒家的路径，故而于宋儒之中成就一代气魄雄浑的思想家。张载关学有两大范畴，一曰“太和”，一曰“太虚”。方东美对此指出:“‘太和’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太虚’是道家的根本思想，这儒道两家的思想如何融会贯通起来，成为一体，而摆在一个统一的思想结构里面。”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304页，第305－306页。“太和”的涵义明确，肯定宇宙是一广大和谐、生机充沛的动力系统，人与万物旁通交感，镕融浃化，统于太一。他进一步又用“太和”诠释“太虚”，以儒摄道，批评过去将张载“太虚即气”理解为“气涵太虚”或“气等同太虚”的错误观点，指出“太虚”与“气”是一种相摄互入的蕴含关系，即“太虚摄气，气摄太虚;太虚入气，气入太虚。二者……实和合而无间”②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第338页，第338页。。张载“力陈天、地、人三极一贯，圆道周流，唯是生生之大用流行，而即用显体，以示太虚本体无形而至真。其哲学公式，厥为太虚与太和，体用显微之间，通一无二”③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第338页，第338页。。

在方东美看来，如何融通儒道是事关张载哲学建构的大关键，体现了张载关学思想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主张。黄宗羲充分肯定张载强调从初学工夫入手，然后才能够达致最高境界的主张，认为这样就坚持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和立场，否则便“荡而无可持守，早已入漆园篱落”④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横渠学案下》，《宋元学案》卷十八，第777页。，从而与周敦颐“合老庄于儒”且又“以道家为学”的学术性格作了明确地区隔与划分。所以，张载在北宋时期既援道入儒，又以儒摄道，以儒家道德理性融合道家艺术精神从而焕发中国文化的异彩，较好地解决了儒道融通的历史使命，使自身的哲学体系建构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二程认为横渠学问“从驳杂中来”，批评张载把道家精神援引到儒家里面来。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张载融通儒道的取向，却没有从儒道融合的时代背景审视理学思潮的崛起，非公允持平之见。

三、中西比较:张载关学的价值归致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在思路上是“接着讲”，在方法上是“对着讲”，即在行文中处处照应中西哲学的特点。本文试以方东美对《大心》和《诚明》的相关分析为例，就此作出说明。

(一)“因身发智”与“以性成身”

张载在《大心》篇中有一段富有宗教色彩的话:“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⑤张载:《正蒙·大心》，《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页。方东美认为这揭示了中西思想的不同特点。“因身发智”构成了西方思想的一条主要途径，“以物质为起点，由身体而推进，继之以心灵的发展，生命的提升，终于逐渐形成精神”⑥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304页，第305－306页。，但基于物质发展而来的精神有可能半途而废，不能臻于极高明的哲学和宗教境界，是张载所反对的。中国思想走的是“以性成身”的路线，以人格为中心，而且这样的人格是基于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而获得的，然后推广扩充，就能够笼罩整个宇宙客体，故而“大其心而能体天下之物”，哲学家“用广大悉备的心灵去观察宇宙，才可以得到广大的和谐。用深度的心灵去看宇宙的本体，才可以揭开宇宙的表层，透见它深微奥妙的内容。”⑦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304页，第305－306页。因此，究竟是以物质为起点，还是以人格为中心;究竟是“因身发智”，还是“以性成身”，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分判。

(二)“自明诚”与“自诚明”

再如《诚明》篇提出:“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⑧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第20页。这是从《中庸》阐发出来的新观点。张载从本体功夫论上揭示了“自明诚”与“自诚明”的区别。他说:“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出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⑨张载:《张子语录》下，《张载集》，第330页。“自诚明”类似于“尊德性”，“自明诚”类似于“道问学”，二者都是达到“性与天道合一”最高境界的途径。而方东美从现代学术的立场注意到张载提到了两种知识:一是见解的知识，也即感觉的知识、对感性世界的认识，属于“见闻小知”，称之为“自明诚”，在方东美看来，这是科学思想的出发点，而非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会造成许多理论上的困难，尤其是对价值问题把握不住，无法构成一个究竟圆满的系统;二是德性的知识，以天之至神为精神的根本出发点，然后加以析分，划分出道德领域讨论“善”，划分出美的领域谈审美，划分出价值领域考察“真”，既包括科学真理，也包括哲学真理，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满的系统。前者是西方的思想路线，后者是中国的思想路线，相形之下中国思想在系统上更加究竟圆满，更加有理论价值上的优越性。“这样一来，我们从哲学再回到宗教上面，不是采取‘自明诚’这个途径，而是‘自诚明’这个途径。”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

方东美通过这种“对着讲”的方式，旨在凸显宋代学术的理论价值和中国思想的根本特点，因为“一个民族的学术如果要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它应该可以支配那一个民族里面的个人的生命、国家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可以保障民族的安全、国家的安全、个人的安全。”②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任何一种价值总有相对性，美与丑，善与恶，所以讲价值，还要把负价值提升为正价值。一旦将最高的价值揭示出来，即可以推广引申来说明一切宇宙及生命存在的理由。

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都有一种上下隔阂、二元对立的情况，尽管近代努力将科学转化为哲学，又使哲学从宇宙论、本体论向上发展，企图找出柏拉图所谓的“价值学的统一”，即在艺术领域形成美的世界，在道德领域形成道德宇宙——善的世界，在科学领域把真理的相对性转化成绝对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将真善美三种价值贯通统一起来。但在西方思想中，三种价值并列起来始终不能够融而为一。而以张载为代表的宋儒主张“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类似于道家的“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一方面，生命充分利用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发展自身的创造性。“在这生命创造性里，你穷理穷到极处，尽心尽到极处，尽性尽到极处，然后从‘Cosmic feeling of life’(宇宙生命情感)的里面，明瞭到你个人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人类集体的生命，乃至万物大而化之集体的生命，它们不是茫然无所归宿、无所凭依，而是把物理、性情、心灵的作用，从知识上作充分的发展，从价值上作充分的努力。然后这样子一来，把生命在它向上的根原上再找出一个共同的来源。”③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

这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可以避免西方文化的内在危机。他提出从西方人空间观看来，立体化为平面，平面化为线，线化为点，从体、面、线、点都可以自成一个孤立的系统;从时间观看来，往昔的时间消逝了，新的时间犹未继生，等到新的时间继生之际，而过去已然过去与现在不相衔接。基于这种误解，“由广大宇宙的截然分判，到人生活动的上下悬绝，而在历史的演变上又形成虚妄的进步观念。然后再以这个观念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泛观近代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衰微，哲学智慧衰微。”④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而中国文化是一个旁通统贯、广大悉备的立体结构，体现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现实的人生、现实世界，向上层层超升，一直追求到价值高妙的领域，具有永恒的理境;而后成立一个系统的世界观，作为吾人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⑤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假使你成就一种价值，就同别的价值联接起来，再导引其他的价值。如此彼此涵蕴，交光相映……把个体的生命安排在客观世界的各种境界、各种层级之中，实现艺术的美、道德的善。换言之，美善相因，一致贯串于宗教的神圣价值，全般体现在哲学智慧中，而成为真理!”⑥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未来应当汇通世界各文化的精髓，“使一切生类与人类的生命胞与同情、气类相感，而显现神圣的生命，成就最崇高的精神价值。”⑦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08页，第14－15页，第298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5页。应当说，方东美对张载文本的“对着讲”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思路和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凸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并通过发扬中国思想的精神汇通世界文化，实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归致，以避免西方文化的危机。这诚然是方东美“孤诣”和“微言”⑧方东美:《弁言》，《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1页。之所在，对于当代文化理论有深刻的启示。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虽然简短，但哲学定位准确，理论意蕴丰赡，在20世纪张载关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别具慧眼，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