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予西，郭瞻予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正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论析
——兼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杨予西，郭瞻予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正念是对自己思维、情感以及对于视觉、感觉、行为、他人、外部物体的注意和接受。研究结果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正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正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将近1/3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实现的。

正念；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

一、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1]，它是能够直观有效地标示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容，也是评价个体乃至社会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2]。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早期重点是调查幸福感，中期重点是解释幸福感，近期重点是测量幸福感，而未来的核心则是提升幸福感，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构建幸福社会[3]。近年来，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确实表现出迅猛的发展趋势，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现状的描述和影响因素的探析[4]，关于如何进行幸福感的提升的研究则甚少。

在现有的关于幸福感提升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使用正念训练的方法进行主观幸福感的干预。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同时也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Seligman教授所提出的增进身心愉悦的三大要素中就包括了正念[5]。正念技术是源于东方禅宗冥想练习的注意力集中的方法[6]，它是第三代行为治疗的核心概念之一[7]，由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的Kabat-Zinn博士在1979年通过使用西方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实证范式进行去宗教化，并采用标准、严格的团体训练，将之发展成为现代身心保健的重要方法,包括躯体扫描、正念呼吸、正念散步、正念瑜伽等核心技术[8]。简单地说，正念是一种特殊的注意方式，是一种对于“此时此刻”的高度集中注意，是对自己的思维、情感以及对于视觉、感觉、行为、他人、外部物体的接受，“觉”即有意识的注意，而“知”则代表了“了知、认可和接纳”，“觉知”即“有意识的、不判断的、对此时此刻的注意”[9]，其核心是在练习中观察和体验当下的情绪与感受，保持清醒的觉知[10]。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正念训练的方法进行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Arenda,Adriaan,Bert和Welmet使用单组前后测设计对47名癌症患者进行了正念干预，后测时研究者发现，被试报告了更高的整体生活质量，更多的生活愉悦度，更少的情绪压力和生理症状，这些变化甚至在一年后的追踪测验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11]。Carmody和Bear招募了206名成人进行正念训练，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正念水平、幸福感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被试的压力和心理症状也明显减少[12]。Schonert-Reichl和Lawlor使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以246名4到7年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正念训练，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被试的幸福感有了显著的提升[13]。虽然很多研究证明正念训练能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无论是Kristeller和Hallett进行的以正念为基础的训练对暴食症的干预效果的研究，还是Shapiro,Brown和Biegd对一所大学83名在同一学期参加三门不同的心理学课程的研究生的研究，都得出了正念训练不能显著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结论。在Collard,Avny和Boniwelly的研究中，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虽有所提高，但是并有没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由此，研究者提出，正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应该有第三变量在起作用[1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是对管理自己情绪状态的一种能力感[15]。Caprara,Steca,Gerbino,Paciello和Vecchio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各成分可以提高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望、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感知到生活的幸福，从而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6]。Caprara和Steca此前的一项研究还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效能感和共情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通过作用于人际关系效能感与共情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关系质量、情绪状态及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逐渐提高，这不仅证明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于行为的作用，也证明了主观幸福感与它之间的关系[17]。董彦等综合已有研究，提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18]。不仅如此，国内的干预研究还证实，通过正念训练，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到了显著提升[19]。

既然正念训练能够有效地提升个体的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又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心理学界也有将正念视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的分类[20]，那么，就有理由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角度来探讨正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二、方法

（一）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法，在沈阳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城建学院和周口师范学院等四所高校进行问卷施测，发放问卷486份，回收问卷467份，回收率96.1%。对无效问卷进行剔除，最终得到有效被试442人，其中男性145人，女性265人，另有32人未填写性别。

（二）测量

1.正念的测量

采用的是五因素正念量表，共有39个题目，包括五个基本维度：观察、描述、不判断、对内部体验不做反应、有觉知地行动。测量计算觉知量表的总成绩和分量表成绩，分数越高，表明觉知水平越高[21]。问卷的中文版由邓玉琴，刘兴华等翻译校正完成并进行了试测[22]。

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是Caprara在2008年修订的第三版量表，但是在国内施测的过程中，虽然量表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这种情况，田学英等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对2008版量表进行了中国化修订并试测，结果证明，修订量表具有良好的适用性[23]，本研究将采用田学英的修订量表进行施测。

3.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采用Campel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共9个题项，其中包括8个情绪词和一个生活满意度问题，量表采用7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幸福感越高。

（三）数据处理

采用安装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Preacher和Hayes于2004年开发的脚本（该脚本采用Bootstrap抽样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能更准确地估计总体效应和间接效应）[24]的SPSS18.0软件，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等。

三、结果

（一）正念、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对正念(X)、情绪调节自我效能(M)和主观幸福感(Y)三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者呈显著的正相关 (rXY=0.330,p＜0.01;rXY=0.236,p＜0.01;rXM=0.345, p＜0.01)。因此，有理由相信，正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个第三变量的作用，但正如前文提到的，究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调节变量还是中介变量，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表1 正念、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是指变量X与变量Y之间的关系受到变量M的影响，变量M能够影响Y与X之间的方向和强弱。调节分析使用温忠麟等提出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25]：将变量中心化之后做Y=aX+bM+cXM+e的层次回归分析，通过偏回归系数c的显著性或测定系数的变化来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

表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2 呈现的是调节效应分析的步骤，其中，第二步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是有常数项的，这是因为虽然所有的变量都做了中心化，但是XM项并不是中心化变量，因此，这里使用的是偏回归系数。第二步回归中XM的偏回归系数不显著(t=-0.688,R2的变化约为0.8%)，所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M)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温忠麟等提出了一个由分步回归分析和Sobel检验组成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26]，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Preacher和Hayes开发的一个在SPSS中使用Bootstrap抽样法计算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脚本能比前面提到的检验方法更加准确地估计总体效应和间接效应[24]。本研究使用该脚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这里在原始数据(n=442)中选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

表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c=b(XY)=0.3371(t=7.3243,p＜0. 001)，a=b(MX)=0.3440(t=7.7058,p＜0.001)，b=b(YM.X)=0. 1424(t=2.9227,p＜0.01)，c’=b(YX.M)=0.2881(t=5.9260,p＜0. 001)。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即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实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effectm=0.3440×0.2881/0.3371=29.4%，即正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将近1/3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实现的。

四、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正念、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从情绪调节的角度探讨了正念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正念、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正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

文章对正念是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关系和正念是如何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答。正念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即正念水平提高会带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进而会使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提高。当然这种推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中介效应的解释程度刚刚达到29.4%，仅仅是部分中介效应，说明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其他的可能路径。同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综合来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这一发现进一步扩展了对正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提示在将来的干预研究中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干预手段来控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好地使用正念的手段来改善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达到维护个体的心身健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1]Diener,E.SubjectiveWell-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 (3):542-575.

[2]Diener,E.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 (1):34-43.

[3]苗元江.跨越与发展—主观幸福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23-128.

[4]尹华站,苏琴,黄希庭.国内十年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内容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5):100-105.

[5]Seligman M.Authentic happiness,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M].New York:Random House Australia,2002.

[6]吴九君,郑日昌.心智觉知干预述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 148-151.

[7]朱婷婷.第三代行为治疗的核心概念：心智觉知[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9):32-34.

[8]Kabat-Zinn J.Full Catastrophe living,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mind to face stress,pain,and illness[M].New York: Dell,1990：285.

[10]徐慰,刘兴华.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综述[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3):197-202.

[11]Arenda,K.,Adriaan,V.,Bert,G.,Welmet,H.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training for encology patients:Patients’appraisal and changes in well-being[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08,72(3):436-442.

[12]Carmody,J.,&Baer,R.A.Relationships between mindfulness practice and levels of mindfulness,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well-being in a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program[J].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2008, 31:23-33.

[13]Schonert-Reichl,K.A.,&Lawlor,M.S.The Effects of a Mindfulness-Based Education Programon Pre- and Early Adolescents’Well-Being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J].Mindfulness,2010,1:137-151.

[14]Collard,P.,Avny,N.,Boniwelly,I.Teaching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to students:The effects ofMBCT on the levels of Mindful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Counselling PsychologyQuarterly,2008,21(4):323-336.

[15]Bandura,A.,Caprara,G.V.,Barbaranelli,C.,Gerbino,M.,& Pastorelli,C.Roleof Affective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in Diverse Spheres of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J].Child Development, 2003,74(3):769-782.

[16]Caprara,G.V.,&Steca,P.The contribution of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beliefs in managing affect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positivity and hedonic balance[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6,25:603-627.

[17]Caprara,G.V.,&Steca,P.Selfefficacy beliefs as determinantof prosocial behavior conducive to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ages[J]. JournalofSocialand ClinicalPsychology,2005,24:191-217.

[18]汤冬玲,董妍,俞国良,文书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4):598-604.

[19]李晓云.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正念干预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20]黄徐姝,罗跃嘉.情绪调节方法的分类和效果[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4):526-529.

[21]Baer,R.A.,Smith,G.T.,Hopkins,J.,et al.Using self-report assessmentmethodstoexplore factsofmindfulness[J].Assessment, 2006,13:27-45.

[22]邓玉琴,刘兴华,梁耀坚,等.觉知抗抑郁训练对参与者抑郁情绪干预初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6:813-816.

[23]朱伟方,田学英,黄洪基.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现状调查及教育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12,9:104-107.

[24]Preacher,K.J.,&Hayes,A.F.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effects in simplemediationmodels.[J]Behavior ResearchMethods,Instruments,andComputers,2004,36:717-731.

[25]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26]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责任编辑 赵 伟】

B842

A

1674-5450（2014）03-0155-03

2014-01-19

杨予西，男，河南焦作人，沈阳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郭瞻予，女，辽宁黑山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