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光明

(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卡隆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科技知识是科学活动中各种自然、社会要素在其所组成的网络中共同作用的结果。哀牢山区的哈尼族为实现民族生长繁衍的目的，在与地理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必要的科技知识，实现了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满足了哈尼人世代发展的需要。地理环境在哈尼人的作用下也不断变化，促使哈尼族生产生活方式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形成两者间连续的互动博弈过程。

一、自然-社会博弈中对地理环境的认识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研究其产生和发展应以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实践为基础，以其生产者的活动为出发点。因此，研究哈尼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历史地考察哀牢山区每一代哈尼人在自然-社会统一体中认识、利用地理环境的实践过程。

定居于哀牢山区后，哈尼人开始了哈尼社会与哀牢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博弈的历史。拉图尔说，“由于一个争论的解决是自然的表征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们永远不能用产物，即自然，来解释一个争论是如何解决和为什么被解决的”［1］166。拉图尔认为，知识建构过程中自然图景展现在人类实践中，各种社会资源参与探求这一图景产生的原因、获取科学知识的活动。对于初到哀牢山区的哈尼人来说，哀牢山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其生产生活新的场所，必须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去探索其中各种自然图景产生的原因，获得相应的知识，为最终的利用提供指导。因此，认识、利用哀牢山及其各自然要素成为哈尼民族共同解决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哀牢山气温、雨水、地形等自然条件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与哈尼社会各要素聚合成巨大的网络，各种人与非人的因素参与其中成为网络的一员。网络中的哀牢山或哈尼社会不是彼此孤立的行动者，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影响网络运行。经过历代共同努力，构建了哈尼人长期生产生活于这一独特环境特有的知识体系，满足了哈尼社会世代生存发展的需要。

哈尼人世代生活于哀牢山中，保持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不能割裂哀牢山与哈尼社会间的整体性，在两者长期共处的关系中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一个共生体。在哈尼的科学实践中，纯粹自然的或社会的因素都不复存在，两者已成为一个整体。因此，ANT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ANT中的“行动者”包括科学实践中一切人及非人因素。科学实践过程中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存在于一切实践和关系之中。拉图尔等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过程中产生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结构共同演进，并不具有因果关系。”［2］

ANT广义对称性原则认为，在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应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一切人和非人的因素，科学实践中自然和社会要素构成的网络中，研究对象不是单纯自然的或社会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自然、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自然与社会、人与非人的因素都在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着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哈尼人世代生产生活的场所，哈尼社会与哀牢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哈尼族为了永久地在这里生存繁衍，必须寻求两者间的和谐共生的途径。为此需要充分把握地理环境的特征与本质，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这就要求哈尼社会调动一切资源去认识哀牢山区、获取相关知识。从哈尼人的认识对象或科学实践对象来看，似乎就是纯粹的自然——哀牢山区。但实际上，哈尼人长期生产生活的成果——村寨、梯田、寨神林、溪流等都已渗入地理环境之中，成为哀牢山环境的一部分，并不可避免地对哈尼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影响。

从哈尼社会投入科学实践的资源来看，似乎就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实际上并非如此。自然要素同样也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自始至终地作为社会要素的一部分反作用于自然，只是不同时期和条件下程度有所差异。如哈尼族“四度共构”［3］生态体系中的“溪流”或“沟渠”。不可否认，初到哀牢山区的哈尼人更多情况下只是利用哀牢山的天然溪流，但随着哈尼社会逐步安定下来，人们会发现这种自然利用存在很多不足，使现实生活生产中人们对水的需求有较大限制，为此他们开凿了一道道人工“沟渠”。人工沟渠很多是天然溪流的加工改造，即便完全是人工产品，其中对地形、地势的利用仍然在改造后的人工“作品”嵌入了自然的要素。而人工“沟渠”与天然“溪流”一起被用于科学实践之中，实现了自然要素与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

由此可见，在哈尼人认识哀牢山区的科学实践中，各种自然、社会要素在自然-社会的统一体中发挥着同等的作用，难分彼此。它们在哈尼人长期与哀牢山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已经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过程。人类社会之中融入了自然的要素，自然之中则烙下了人类的印记，形成了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哈尼人科学实践中自然-社会因素共同产生作用，一起影响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应当对吸收和控制人类和非人类资源的努力加以对称的考虑。”［1］241拉图尔指出，广义对称性原则“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更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4］自然和社会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同一个舞台，已分不出彼此。

ANT认为，科学实践中各要素在其构建的网络中都是实际的行动者，但这些行动者的利益不同，行动方式也存在差异。ANT的网络是一系列的行动，网络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行动者各自所关注的对象趋同的过程。网络建构者如果把网络的利益变成所有行动者的共同利益，那么网络就建成了。正如卡龙所言，“我们想你们所想，你们就应该与我们结盟，支持我们的研究。而这样你们就更可能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4］因此，在网络建构与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行动者为了共同利益结成联盟，为实现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共同利益成为联盟内所有行动者活动的目标，成为凝聚各种人及非人要素的纽带。网络中的行动没有止尽，一个行动结束，另一个行动随之而起，网络就是无数个行动编织成的知识体系。

哈尼族对于哀牢山区的知识也是如此。哈尼人的共同利益就是能在哀牢山区永续生殖、繁衍。实现该利益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哈尼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哀牢山地理环境的和谐共生状态。这个利益成为历代哈尼人的共同目标，是所有利益的“必经之点”，由此聚汇了哈尼社会一切资源，不同行动者围绕这一利益结成联盟。因此，哈尼族关于哀牢山区的知识体系是在一个动态过程实现的，是历代哈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代、每个人都会产生对所处环境的认识，无数世代、无数人、无数不同认识的总和，构成今天哈尼族的知识体系。而且，行动还在继续，自然和社会仍然处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因此，哈尼族关于哀牢山与哈尼社会的知识体系仍在发展之中，在一步步地趋向自然-社会关系的本真。其间不断出现新认识的产生、旧的不合理的认识的抛弃，最后传承下来的，是关于自然-社会的最客观认识，也是最适合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认识。

综上，出于获取哀牢山雨水、地貌等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的目的，哈尼人调动一切社会因素投入宏大的科学实践中。所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要素都成为实际的行动者，在其共同构建的网络中相互博弈，共同影响实践活动。最终产生了哈尼族关于哀牢山的知识体系，并长期指导哈尼族在哀牢山区的实践活动。哈尼族“四度共构”的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即是自然与社会中各种人与非人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相互博弈的最终成果。

二、自然-社会博弈中对地理环境的利用

在改造、利用哀牢山自然环境的实践中，在已有知识体系指导下，哈尼人整合、利用各种自然和社会要素，使所有行动者参与网络的构建及其在网络中的利益博弈，实现哈尼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及两者的和谐发展。

因此，在哈尼族的实践中，实践的对象不只是自然，也并非仅有自然要素是行动者，哈尼社会的所有人、非人的一切因素也都参与其中，完成彼此利益的博弈，都是行动者。众所周知，哈尼族改造自然的模式主要体现为“四度共构”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即寨神林、村寨、梯田、溪流构成的生态农业格局。拉图尔说:“要是那些被调动起来帮助我们建构断言的人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选择周围其他的道路，那就太好了。”［1］189哈尼人的共同利益就是充分利用哀牢山山区的资源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服务。因此，地形、雨水等自然条件于其利益的实现至关重要，哀牢山即是每一代哈尼人利益的必经之点。如巴斯德实验室一样，哀牢山区即是哈尼人的实验室。在该实验室中，行动者既包括所有自然要素，也包括梯田、村寨、哈尼人、科学与技术、观念与习俗、社会组织等一切社会要素。巴斯德的成功在于他把诸多行动者的利益与其实验室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以实验室为核心的包括所有行动者的巨大网络。而哈尼族，也须构建一张包括所有行动者的网络，使个体行动者的利益在网络运行中逐步统一。因此，只有找到一套与哀牢山独特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生活模式，才能使所有行动者认同并追随之，这套模式便是“四度共构”。这套模式体现了哈尼族对自然、社会和谐关系于民族生存、发展意义的深刻领悟，把森林、村寨、梯田、溪流四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实现了人地关系的和谐共生及地理环境的永续利用。这一模式最终成为全民族认可、并忠实执行的资源利用方式。

对哀牢山的改造和利用，充分体现了哈尼社会资源与地理环境相互博弈的过程。哀牢山雨水充沛，但因地势陡峭，大量降水流入山谷，居住在半山的哈尼人从山谷获取生产生活用水极为不便。如何有效、合理地解决用水问题，十分迫切。哈尼人便发掘了森林涵养水源的特性。哈尼大小村寨都被森林包围，人们认为森林中各种神灵保护着村寨中的人和牲畜，为村寨提供水源，是村寨的保护神。人们对其充满敬畏，不能随意进入林中，禁止在森林中打猎、伐木、砍柴等活动。每年要在十月年后或春节后第二属牛日祭祀寨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及村寨安宁、人畜兴旺。这种传统观念使哈尼人养成了保护森林的生态意识，客观上起到保护水源的作用。因此，以传统习俗或神灵信仰而产生的世俗结构为媒介，实现了社会要素和自然系统的联系，在双方互动中，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被用于哈尼族的生产生活。

哀牢山区哈尼族多在半山腰建村立寨，这里气候适中，四季如春，是理想的居住地。还可避免住在河谷或山脚所面临的瘴疠、蚊虫、蚂蟥、毒蛇等以及经常性的山洪对生存和健康的威胁。更主要的是，这种选择与梯田农耕经济密切相关。因为下半山气温高，适于稻谷生长，在半山腰立寨有利于增加梯田面积。而且，下山种田既能节约时间，又能减轻体力消耗，保证充沛的劳动精力。此外，哈尼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冲肥”的施肥经验。人们把农家肥运到流经村寨的沟渠边，利用水流把肥料冲进梯田。可以一家一户单独冲肥，也可整个村寨集体进行。有学者认为哈尼村寨选址有三个特殊内涵和意义，即中半山区冬暖夏凉的气候环境宜于人类生活、高山森林常年下流的泉水可为村寨人畜用水提供保证、下半山区辟为梯田既有利于稻谷生长又有利于管理等［5］。以传统经验和科技知识为基础，哈尼人把村寨选址与农业生产活动以及自然要素充分结合起来，体现了自然与社会博弈过程中传统科技知识与地理环境的综合利用。

哈尼梯田稻作农耕体系直观地展现了哈尼族智慧、管理技术、制度等社会要素与地形、水源、土壤、植被等自然要素博弈的过程。因此，哈尼梯田是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6］32。哈尼梯田依山势而建，充分利用哀牢山区地貌、气候等的立体分布特征及土壤土质黏重、保水保肥性强等特点，经过人工选址和精妙的技术过程制作而成。先把平缓的山坡开垦成旱地，经过几年耕作趋向平坦;如灌溉条件较好，将被改造为台地使其不断熟化;最后成水田。田埂一般自最下层逐级向上垒砌，多用黏土石块，经反复整压、抿捶，以确保保土、保水、保肥功效。梯田稻作生产是哈尼族长期适应特殊生存条件的结果，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哈尼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最终决定其生产、生活方式［7］。哈尼梯田稻作模式是传统山地农耕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8］，在选址、制作和管理等环节把自然、社会中各行动者构建为一个网络，通过双方的相互作用，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从中获取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

在长期梯田耕作实践中，哈尼族创造性地发明了稻田养鱼、养鸭的生态经济模式。《哈尼族礼仪习俗歌》生动描写了稻田放鸭和鸭子吃虫的情景:“把鸭放在山坳里的水田里，……小鸭蹲在埂壁上晒太阳，大鸭歇在田埂壁上啄翅虫。”［9］90-95稻鱼共生系统也是哈尼族梯田混作农业的一大特色［7］，具有悠久历史。《哈尼族古歌》唱道:“中间的三丘田，是留下来养鱼的田，养鱼的田分给你，客人来了拿不出鱼招待。”［7］稻田养鱼、养鸭不需喂养，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群等就是天然鱼饲料。稻田中鱼、鸭的移动带动田水流动，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有助于稻田中水土的氧化，抑制病菌生长。鱼、鸭还能疏松泥土，防治杂草，鱼粪和鸭粪是良好的有机肥料;以及捉食虫卵、水稻害虫和病菌孢子。都体现了哈尼族在梯田稻作农业实践中充分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使两种获得良性发展的民族智慧。

水是哈尼族梯田稻作农业的命脉，是寨神林、村寨和梯田之间的纽带。因此，哈尼人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哈尼族老人常教导子孙，“树是水的命根，水是田的命根，田是人的命根”［6］41。从中可见树、水、田三者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森林是林中泉水、溪流长流不息的涵养地，泉水、溪流则是梯田稻谷生长发育的基础，梯田收获的稻谷则是哈尼人世代生存繁衍的物质条件。只有保护好森林这个“天然水库”，才能确保哈尼族生产生活有用之不竭的水源。如上所述，哈尼人认识到森林资源的丰富与完整是梯田农业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森林作为神灵供奉，确保生产生活的充足水源。哈尼人也极为重视水，他们认为水就是肥。《哈尼族古歌》唱到:夏季“是雨水最旺的季节，天神不洒下雨水，大地就没有肥料，山也不会转绿，庄稼也不会生长。”［9］237哈尼族水即是肥的观念，除因“冲肥”外，溪流、泉水把森林里的腐质殖等营养成分冲进田中，是丰富的肥料资源。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哈尼人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开沟挖渠，修建水坝，把水引进村寨和梯田，创造出一套独特的人工水资源循环运送系统。

结论:哈尼族认识与改造、利用哀牢山的科学实践保持了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长期和谐，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哈尼族“四度共构”的生产生活模式，正是历代哈尼社会各种因素参与实践和自然因素相互博弈，总结出来的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农业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哈尼族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满足了哈尼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坚持这一传统模式对于哈尼族未来农业发展以及保护哈尼族的梯田稻作文化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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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俊立.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科学意蕴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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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世风.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67-71.

［5］王清华.哀牢山自然生态与哈尼族生存空间格局［J］.云南社会科学，1998(2):71-74.

［6］薛达元.民族地区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传统技术［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7］严火其，李琦.自然主义的哈尼稻作及其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史，2008(3):33-43.

［8］角媛梅.亚热带山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实证研究［J］.山地学报，2002，20(3):266-271.

［9］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哈尼族礼仪习俗歌［M］.白碧波，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