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偷书贼说

还是想说说“旧天堂”。

倒不是说他死一年了。而是因为我自己不快乐。

这一年，我升职了。从一个埋头写稿的愣头青，升到公关三部经理，手下有四五人，天天晚上带着美女去应酬、喝酒、唱歌，甚至找小姐，把客户搞得晕晕乎乎，然后签下合同。公司给的提成很高，老板见了我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你也”。手下的美女一个月工资有时候高过别的部门经理，每次有大客户都抢着去，我看着她们一脸的壮烈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你也”。

钱包和啤酒肚臌胀着，一天比一天明显。有个晚上，美女同事送我回家，问我怎么还住城中村？她的意思，我应该买房了，或者至少租个高档点的地方。我说，小婷，我不是跟你讲醉话，我喜欢住在这里，是因为这棵大榕树。

那天晚上，我真的没醉。但我得在客户、手下面前装醉。这样，客户才会满意，手下的美女才有借口替我喝酒，然后一杯杯发起反攻，直到敌我混乱、是非不分。每次从包房外推门进来，看到手下已经坐到客户的大腿上，我就悄悄退出，要么点根烟守在门前，像个保安禁止打扰；要么返回洗手间，把没吐干净的吐干净。吐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他妈的，一年前，我还说自己是个纯洁的人。

今天，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的两周年纪念。我一毕业就来到深圳，因为我无处可去。我毕业的大学不算太差，至少是一类本科。求职简历印了一百份，我想，这些充满真诚的句子，撒向人间都应该是爱，都应该得到善报。结果，屁，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成都还有老家长沙，都没有一个城市愿意收留我。我不可能真的卷着铺盖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镇，我必须找个去处。

我就这样到了深圳。在一个初中同学的介绍下，进了罗湖一家私人医院，编一本非法刊物。从网上找一些少女堕落、少妇出轨、换妻俱乐部的“口述实录”，配上一些日本AV女郎照片，每一篇文章后面跟着医院的各项业务：皮肤病、肝炎、妇科……

这些杂志成箱成箱地拖到菜市场门口、超市门口，免费派发。

我在这个医院干了三个月就遇见了他。

他是收二手书的。

后来熟了，每次他来医院找我，前台小妹都会打内线给我，唐哥，那个收破烂的又来找你了，可以上来吗？我总是纠正说，人家不是收破烂的，人家是收旧书的，你别瞧不起人。小妹操着一口烂普通话反问，不一个意思吗？

那天早上，我正把杂志分给派送工人，他站在一边要了一本看。他骑着一辆三轮车，一件白衬衫被汗水几乎浸了个全湿。白衬衫扎在黑西裤里，穿着皮鞋。大热天，手上戴着白手套。手套是纱线的，显得特别笨。翻杂志的时候，用嘴咬掉手套，才能翻过一页。咬着手套，一边看，一边嘿嘿地笑。

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是你编的杂志？

我说，是啊。

他说，你是个诗人呐。

我说，你也是诗人？

我们互相嘿嘿地笑。杂志里每篇文章的标题，我都给改了，全部改成了诗，如讲少女堕落的，我就用徐志摩的诗句“别拧我，疼”，讲少妇出轨的，我就用戴望舒的“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有时候我还用博尔赫斯的“在黑暗的守夜里将他吸引”。

他在一张报纸上写上一个地址，撕给我，说，你有空可以来我的书店看书，很多诗集。

那个地址离我有点远。南山区了。至少我每次坐车都会晕吐一次。但去了一次之后，我就总盼着第二次。

他的书店全是二手书，安置在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很好找，因为书店是在一楼，而且门口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根系发达，盘横裸露，像老人暴突的青筋，看得我十分震惊。

书店的面积大约是四十平方，结构是一房一厅。房也是厅，厅也是房，因为都站着书架。客人都不多，甚至是很少，零零星星的，穿白背心的老人、孕妇裙的妇女，还有背着彩色书包的小孩。都是翻一翻、看一看，买的不多。

倒是书真的是很多。啥都有，天文地理、文学医学、课本杂志。有的书旧得一打开，订书针裂成两半，一看，六几年出版的。

他总是穿着长袖白衬衫、黑西裤、皮鞋，我都怀疑他只有一身衣服，晚上睡前洗干净，第二天早晨再穿上。

他叫我唐诗人。然后拉着我的手，转到一个书架前，说，你的最爱。

每次他都拉我的手，领我到诗集书架。一个大男人拉一个大男人的手，像个同性恋似的，我不习惯。但无法拒绝。

为了缩短去书店的路程，我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并且就租住在书店的楼上。

运气算好，找到了现在这家公关公司。我整整写了三百六十五天的公关稿，产品介绍、新闻通稿、话题炒作，雇佣“水军”、买通版面、诬陷对手等等。要么恶心自己，要么恶心别人。

有次，我跟部门经理说，干不下去了。经理说，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必须这样。少不更事的我，一副傻鸟样，说，这是个肮脏的世界，我是个纯洁的人。

好在有他的书店。

不管有多晚，有多累，我都会去他的书店里呆一会，像只傻鸟，被他牵着手，来到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集书架。我有时会打开一本读了部分内容的诗集，找到折过的页码，在白炽灯管下默念一首短诗。有时什么都不干，靠在书架上，喘口气，休息几分钟。这种感觉很美好，像我高中时第一次写诗，然后被同学发现，被老师发现，被文学社发现，然后发表在黑板报上、校园小刊物上。那种悄悄地被流传、被议论的感觉，真的很美。

他从来不过来打扰我。我一直以为他有一天会过来跟我谈论一首诗，一个句子，或者一种写法。但是从来都没有。我怀疑他不懂诗。

有天晚上，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我偷了他的一本诗集，《博尔赫斯诗选》，记得很清楚，绿色封皮。可能是心虚，我把博尔赫斯放进包里，然后假装买了一本顾城。

这是我第一次在书店里花钱，三元。他很高兴，说顾城是个纯洁的人。

我心虚极了，反问一句，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个纯洁的人？

他说，你不是。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他知道我偷了他的书？怎么可能！

我故作镇静，哈哈一笑，现在还有谁是纯洁的人？

他接过话，我。

我这个偷书贼，再也不敢说自己是纯洁的人。有一次，经理打趣我，纯洁的人，晚上部门去酒吧HAPPY，准时到啊。我反驳说，我不是纯洁的人。

确实，自那之后，我去书店的次数少了，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想买车，我想找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再牛叉的博尔赫斯给不了我一个汽车轮子，一次不慌不慢的床第之欢。

我开始主动出击，参加各种活动，展示实力，混个脸熟，请客吃饭，私拉客户，积攒人脉，最后成立公关三部，带领一帮打了鸡血的愣头青，打入食品行业，做危机公关，找内线、黑客、水军，帮人灭火、擦屁股、补漏子，混淆视听、转移话题……

不要脸，不要脸，坚持不要脸。

你黑，我更黑，我更黑黑黑。

就这样，我成功了，成了车主，成了领导，成了请客买单者，成了合同乙方签字负责人，成了在女人床上打滚的烂人。

成功意味着没有了时间。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书店，还有纯洁的他。但半年多来，我们再也没有一次交集。这么说吧，半年，一百八十天，有六十天，我在外地拜访客户，或者请客户游山玩水玩女人；有六十天，在公司里加班到天亮，讨论方案，修改稿子，精疲力尽睡在格子间下面；剩下的六十天时间，倒没那么悲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不是我勾引别人，就是别人勾引我，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凌晨两点后才罢休（因为酒吧都是凌晨两点打烊）。这狂欢六十天，有三十天以上不是睡在酒店里，就是睡在女人的家里。

有一次，半夜，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按开灯，看到两只硕大的老鼠在床上吱吱叫。它们也不怕我，仿佛这是它们的床，一前一后，嬉戏的样子，像在求欢。这让我想起，我刚来这个城市时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里编黄色小报，就经常找一些夫妻做爱的技巧文章。两者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却我莫名难过起来，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他妈的好荒唐。

我下到一楼，看着关闭着的书店，情不自禁地轻轻叩了下玻璃窗。无人应。我看到门与窗之间的墙上，钉着一副新招牌：旧天堂。三个字是用木棍拼起的。木棍钉在板上，板钉在墙上。趁着亮光，还看到，木板右下角用毛笔写着营业时间：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一点。

那晚我在楼下没呆到十分钟，困意就上来了。回到小屋，赶走老鼠，定好闹钟，呼呼大睡。更多的客户、单子、女人等着我去消灭，瞬间的感触，一文不值，就是一个屁，放出来完了就完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等我再一次想起书店和他的时候。一切都完了。消失了。有人说他是出家了。我认为是死了。但不管是出家，还是死，真的就像放了一个屁。轻得没一点重量，甚至，连点臭味都没有。

二 大榕树说

我就是书店门口那棵树啦。大榕树，枝叶茂密，根系发达；下雨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躲雨，大太阳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乘凉；还可以在我下面摆摊，烧烤，啤酒，喝醉了唱歌跳舞；深夜，人们散去，还可以靠在我身上，男女抱着接吻、抚摸。都可以，我乐意看到人间处处欢乐。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截埋在土里的树根，水泥盖着我，呼吸都困难，简直可以用“垂死”二字来形容。

我的上半身怎么没了呢？还不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国际化城市。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小区，三十年历史啦（我也就是三十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房屋不高、间距宽敞、绿树成荫、邻里和睦，干吗非得拆掉重建呢？真搞不懂。

拆掉重建，一开始是很多人反对的。他们选出代表到管理处闹过，还打过横幅，上过报纸。我想，这些人还是重感情的，念旧的，心里很高兴。

其实我傻。他们到管理处闹，打横幅反对，是因为房地产商给的补偿太少，他们要一比二的面积补偿，还要送精装修和终身免物业管理费。房地产商只答应一比一点五。

我以为他们真的是念旧，是留恋这份延续了三十年的生活气息和共同记忆。屁哦。

谈判谈了两个月，就达成了协定。一比一点六的面积补偿，终身免物业管理费。

协定一达成，反对的横幅改成了“热烈庆祝我市首个旧城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电视台来采访，居民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

旧城改造规划时间是五年。但我是第一个被改造的。按理说，大家都有保护意识，我顶多是被迁移走，不至于牺牲。谁知，开放商一队人在勘测时，一个大胖子说，整个小区五十多棵树中，就数我的根部最庞大，碗口大的根须吃到建筑下了，不移植，会影响到规划，移植，工程会很大，预算要增加……唧唧歪歪的话说了一堆，最后胖子潇洒地挥了下手，轻声说了句，无所谓啦。

无所谓让我有所谓。没有人开会讨论，没有人声张反对。一把电锯让我从此深埋地下，一瓢水泥稠浆让我从此呼吸困难。

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只能靠着回忆维持最后的生命。

所以，我想同你们说说“旧天堂”。

毕竟，那三个字就是从我身上折下的木条。想起那些木条，我就觉得自己还活在光明世界里。

他上午出去收书，下午回来营业。有个习惯，下午开门，头一件事，是把收到的书从袋子里取出来，码上书架，这个过程很快的，因为他在收书的时候就已经暗地分好类了。那天却没有直接码书，而是打了个电话。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歪靠在书架上，边打电话，边瞅着书，很高兴的样子。

电话打完后，啥事没发生。第二天下午两点，一个女孩出现了。白T恤，牛仔裤，头发扎得高高的，长得蛮漂亮。他从桌子下拿出那本厚书，交给女孩。两人说着笑着，走出来，坐在我的树荫下。

那本书叫《丛林故事》，封面上写着罗德亚德·吉卜林，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大家，童话小说巨匠。

看到头发扎得高高，我想起，之前，这个女孩来过一次书店，也是下午两点多的样子。每次来，看她眼神，都好像没睡够似的，泡着个眼，脸上血色也不多。那天，女孩在书架上转了一圈，然后给他留下一个纸条，想必那纸条上就是“丛林故事”这四个字。

一个爱看童话书的女孩，好少见。

他是单身啦。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有女朋友。他第一次追着人出门，喊住她，问她的电话是多少。女孩又在纸条上补了一行字。女孩走了，他半天没回过神，依依不舍的样子。鬼都看得出，这小子动了芳心。

难怪，找到《丛林故事》后，他那么开心。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我看到的是，隔三岔五，下午两点多的样子，女孩来书店，取不同的童话书。他们蛮聊得来，总是走出书店，在树荫下依依送别。

过了很久，有一个晚上，女孩破天荒地出现在书店门口，那天晚上好像都快过了十二点了吧。书店没关门，好像特意在等她。换了个人似的，她打扮得好妖艳，短裙、高跟鞋、头发打着卷，从背后就可以猜得到她肯定还化着浓妆。他们搬着凳子，坐在树荫下。我闻到浓浓的香水味。听他们一聊，事情明白了一大半。

这个女孩是夜总会里的“公主”，站在门口迎接宾客，帮人点歌，拿小费。通宵工作。我们伟大的书店老板，早就摸清了情况。一次跟踪就够了。几个月的交往中，他不停地鼓励女孩辞去夜总会工作，找个白天上班的工作，再报个大专班，两年后拿个文凭，比什么都好。女孩被说动了。他当天就帮她报了名，交了一年的学费。“公主”连夜把职辞了。

就这样，女孩找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做前台，晚上上夜校。他们自然成了一对，情投意合。书店生意好不好，我不晓得，但那段时间，他的脸上是笑眯眯的。两年后，女孩还真拿到了大专文凭，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上班第一天，黑西裤黑西装，一身利索。

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我身上折下一堆小木棍，在木板上钉出“旧天堂”三个字。

他说，这个店名，他早想好了。就是想等到一个心爱的人，一起把它挂上去。

女孩在律师事务所当的是律师助理。

就是这个助理当坏了事。不出一周，女孩就开始不准点地出现在书店里。接着，一个月后，就压根看不到人啦。

这个城市很多事情，变化得比台风还无常。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要来，结果影都没有。书店老板和律师助理的爱情，也是这样，眼看呼之欲出，结果，影都没有。

律师助理有了更好的出息，丢下一个灯影暗淡下的瘦男人。

恢复单身的瘦男人，倒没看出他有多伤心，或者消沉。照旧，上午收书，下午营业。我经常看到他打女孩的电话，手握一本书，花花绿绿的封面，无疑还是童话书。有时见他和女孩通着电话，但都很短暂。有时候，看他皱着个眉头，然后把手机合上，十有八九是对方没接。没接，没关系，他把书名发短信告诉她。

女孩始终没有来拿她的童话书。那些童话书被藏在桌子下，被我们的痴心爱人用牛皮纸包着，谁也不卖。

他们俩的事，我能讲的，就这么多。

后来，女孩是否回心转意，是否回来取她的童话书，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被埋到了地下。

三 准爸爸说

今天我辞职了。昨天，我还是一家新闻周刊的记者、主笔，负责封面报道的专题策划、统筹。这本全彩色铜版纸杂志，收益很好，记者的工资高过同城党报、都市报。但我厌烦了。我不想贯彻主编的三项基本原则：要么揭秘，要么娱乐，如果这两个都不靠，那就实惠点，换点广告创点收。我不想让每条新闻都被改成《××行业大揭秘》、《××骗局大起底》，我也不想采访每个名人都绕着弯子问，你和那个明星是怎么回事。

回顾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我问自己，策划的专题报道，大大小小，近百个，有哪个是可以留底欣赏的？没有。

在我辞职之前，有个报道，我想“做一回自己”。因为，我马上要当父亲了，我不想天天唯唯诺诺地过着。我想给未来的孩子做个榜样。

这个报道就是“旧天堂”事件。提交选题时，我说，这三万本书，扫地出门，扔在地上，天一下雨，全部泡汤，要报道，拯救这三万本书，关注民营书店的生存；可以不发封面报道，但至少可以发阅读版。

主编说话很犀利：咱们周刊确实有阅读版，但那都是书商给钱买的版面。要搞文化，也可以，但，钟二毛，我问你，每天多少本新书出来，有哪本书是必读不可的？有哪本书是必报道不可的？没有！没有利益关系的书，我们为啥给他做宣传？任何版面都是钱，版面也是生产力。当然，也包括阅读版。

主编顿了顿，又呵呵地笑着说，当然，也可以破例搞一回，但你要想一个问题，报道出去了，万一没有人响应，拯救不了怎么办？这涉及到我们杂志的影响力。影响力也是生产力。所以，我要一个圆满。你能圆满，就去报道。

好。我豁出去了。不管怎样，我都要把这个事搞圆满。

报道一：

这么大个城市，容不下一个“旧天堂”？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旧天堂。一个二手书店的名字。一个关于书的悲情故事。

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和书店名字一样美：田园诗。田园诗十年独自一人坚守“旧天堂”，做着他的书店梦。书店就是家，家就是书店。连厨房、卫生间都摞满了书，晚上就在书垛上铺一门板，枕书而眠。

一个月前，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门外，三万本书也失去了栖身之所，撒在门前空地上。一周前，他说去广州找买家，就再也没回来。他在“旧天堂”招牌背面留下三个字：书无罪。多名逛过书店的书友，自发找来硬纸板、塑料泡沫，把书垫起来，免得书受潮。但随着雨季来临，书的命运揪着爱书人的心。田园诗的六旬老父天天拨打儿子电话，却换来一遍一遍的“暂时无法接通”……

书店梦：让所有人都爱看书

“旧天堂”藏匿在偌大的旧城改造小区里，很不好找，但只要问问小区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详细的路线。可见，这个书店，街坊邻居很熟悉。找到“旧天堂”，书店变成了露天书摊。满眼旧书暴露在空地上，一排排的书架摆放在楼梯前，一个老者——田园诗的父亲，正在招呼零星的两三位顾客。“这还是微博转发后，才有这么多人。”热心书友姚先生说。

田园诗的父亲说，儿子被赶出来之后，就喊他过来帮忙。他来的第二天，儿子说他要去广州找买家，第二天中午回来，还交代他晚上别走，书不能离人。结果第二天没回，第三天没回，第四天接到电话。电话里，儿子让他办三件事：拖车要还给十二栋三零一的黄老板；借楼上二零三全老弟的两千元，先还上；书堆里有一捆书，是油纸包起的，全是童话，不要卖，直接烧掉，一定要烧掉。这个电话之后，儿子就音讯全无了。

在父亲的记忆中，田园诗高中毕业从老家月拢沙出来，几乎身无分文，一路扒车先去了北京，再下广州，之后来到深圳。这一离家就十年了。在父亲印象中，田园诗内向，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前些年，应该是积攒了些钱，他搬到这个小区，租了个一楼的房子开旧书店。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田园诗都会打电话回去，让父母不要担心，说他在城里要开一个最大的二手书市场，让每个来的人都有收获，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要让不爱看书的人都跑来看书，闲着没事的人也跑来看书。

爱书成痴：完全不是在做生意

“每个爱书的人都有一个书店梦”。熟悉田园诗的朋友说，他的梦做得太无边无际。

光顾过“旧天堂”的朋友，向记者回忆起田园诗的一些事情。楼上住户邢先生说，他搜集来的书，种类繁多，人文、历史、哲学、科技、文学、自然，无所不包。有爱书之人曾在他这儿淘到了三联版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合著的《莎剧论集》。但有时候觉得他就是一个怪人，完全超出了做生意的样子。每次收了旧书回来，田园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每本书细细擦拭，然后挨页翻，缺页的书就不要了，破损的地方则修补好，折角的地方给抻平。一本旧书折腾半天，还做笔记。

艺术家坚果回忆说，旧书无价，碰到顾客喜欢，讨价还价是常事，但田园诗碰到聊书聊得高兴的，不仅便宜卖，还附赠几本书；费孝通的《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在网上，这书得四十块，他才卖五块钱。坚果感叹，他完全不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经营书，他坚守的是关于书的理想。

隔壁一栋的李先生这么评价田园诗，对旧书太执着，个性内向，不善经营，太过理想化，收书只因兴趣不为利益，是他书店失败的原因。“两年前，我就说他会失败，”李老先生说，“他天天吃馒头，但是卖书却很便宜，我跟他说定价要保证不能低于同行的半价，但他却半卖半送。遇到爱书的人买完书，还问人家有没零钱坐车，两块、三块，给人送路费。”

众多热心书友都在出谋划策找线索，希望田园诗早日出现，让他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他，把“旧天堂”继续经营下去，完成他未完成的梦。而对田父来说，他只想让儿子尽早回来，把书处理完，回家种田去，因为“睡在书上，很难受”。

报道二：

“旧天堂”事件追踪报道

田园诗疑已出家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一周过去，“旧天堂”主人田园诗仍未现身，手机仍然联系不上。天降大雨，幸好有众多书友伸出援手，拉起防雨毛毡布，盖住了三万册旧书。本刊独家报道刊发后，全城媒体跟进报道，同时微博上也有网友呼吁大家关注这家旧书店的命运。很多读者周末以购书的方式，支持“旧天堂”。

记者在协助田父整理旧书的过程中，翻出了田园诗的两三本笔记本。里面有账目，有读书文摘，也有零星类似日记的感想，并夹杂了他与寺院的书信往来。笔记本里记有一些寺院的电话，包括六祖寺、南普陀寺、广化寺等。

借过钱给田园诗的全弟推测，田园诗极有可能已经出家，因为他本来就是佛教徒。全弟说，他被房东驱出门外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病过两次，“一次感冒，半夜吐得厉害，我去看他，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医院贵，他准备去一个小门诊拿点药吃。但他最终连这个小门诊都没去。他还有肾病。有次，痛起来，他头抵着书，骂了句粗口，说自己连乞丐都不如。”

记者试着联系了小区管理处，能否先将书存放在他们那里，以确保不淋雨，田父也不至于睡在露天书摊上。管理处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可不可以存放还要请示领导。

也有几家旧书店打来电话，表示要一口气全部买走。但价钱开得很低，用书友们的话说，“简直是趁火打劫”。

几个热心的书友商量，继续发动热心市民，关注“旧天堂”，在田园诗出现之前，保护书，卖书，确保每一本书都能找到它应有的归宿。

报道三：

“旧天堂”事件追踪报道

悲情故事有了圆满结局

本刊讯（记者钟二毛）田园诗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一个与书有关的悲情故事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一个多月来，在热心书友的帮助下，旧书终于有了归宿。截至昨日，三万多册旧书全部售出，这一结局多少给众多牵挂此事的书友们增添了几许暖意。

值得提到的是，昨日，被挑选下的一万多册旧书，由一神秘男子悉数买走。他说，书无好坏、时髦土旧，任何一本书都会有适合它阅读的人，这些挑剩的书仍有价值；田园诗是个有理想的人，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甚远，他愿意为他把梦圆完；希望每个人为理想活着，并祝福所有坚持理想的人们。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