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世纪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互渗

2014-03-20曹文明

武陵学刊 2014年2期

曹文明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4）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基于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认识和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因此，它被称为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一点上取得了进展[1]。社会学是基于整体社会，以人、群体、社会之间的互动为主要出发点，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状态。两学科在学科建设上虽已渐趋完善，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甚至成为学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为了突破这种囿限，18～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取向，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取向，本文尝试对这两种研究取向①进行阐述。

一

在学科发展史中，西方史学研究具有不同的思维范式。由于方法论取向不同，导致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史学研究渐趋表现为社会取向。笔者将从18世纪启蒙时代、19世纪兰克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年鉴学派史学这三个历史时期，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进行介绍。

宗教改革截断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平等、自由、人文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确立了宗教神学统治，造成了宗教和封建制度并行式对社会的控制。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再次向宗教和封建制度发起讨伐，力图恢复“近代精神”，建立理性价值体系。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来源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以牛顿力学为中心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和唯名论哲学思想的融合，在史学上表现为理性主义史学观。伏尔泰（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把理性主义作为史学理念，批判宗教和封建上层及其思想形态。伏尔泰认为理性支配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或人性与迷信、一切邪恶做斗争的历史。只有启发人们的理性，发扬理性的权威，历史才会进步[2]。

从伏尔泰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宗教极端统治和封建制度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些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性、理性发展的桎梏。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中对这些内容是批判的、否定的。进而，他把目光转移到人类社会的其它维度，聚焦于人类社会生活。基于此，伏尔泰的《风俗论》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壮观的世界人类全景图。

《风俗论》篇幅浩繁，内容庞博，所涉及的地域涵盖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导论以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变迁开篇，从环境写到宗教、人种、文化、风俗，甚至到语言文字。伏尔泰巨细而深刻的研究旨在挖掘隐藏在文化环境下的民族精神，展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早期人类社会理想调节模式，在制定法产生以后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结构、功能和协调是均衡的、自由的、和谐的。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又把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印记到社会的文化背景载体上。《风俗论》这样讲到：在这些未加工的素材里，删去那些令人生厌而不真实的战争细节，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力图从这些材料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3]1-2。自然法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适用于所有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自日本列岛的穷乡僻壤至我们西部海岸，莫不如此[3]227-228。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经过许多世纪以后，一些社会就建立起来了，进而形成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宗教、法律、政体、风俗、饮食以及书写、表达和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关系[3]21-48。因此说伏尔泰的《风俗论》从政治和战争这些传统的历史主题转向关于习俗和风俗发展的社会史研究[4]5。从这个意义讲《风俗论》是社会史萌芽形态。除此之外，欧洲博学派的复古式历史编撰和研究使史学关注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再是仅仅以政治史为中心，推动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爱德华·吉本的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对政治史进行关注，又投入大量的篇幅去阐述宗教和法律，俨然是一部社会史。德国史学家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以古物遗迹为线索完成了著作《古代美术史》，全面阐释了社会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呈现出了人类艺术的发展史。18世纪，博学派的史学研究与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进行合流，大幅度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强化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启蒙时代的历史著作来分析，理性主义史学观体现出了史学新的思维和范式，赋予史学概念以新的内涵，社会整体史观显现。历史研究向社会下层以及其它维度表现出了隐喻的、潜在的倾向性。

19世纪主要有两大思潮影响着西方史学，一是历史哲学，二是实证主义。19世纪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因崇尚自然科学经验方法论，而进行实证主义历史研究。他主张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要做到客观真实。在史料的选择上，应该把目光投向各种档案材料以及事件当事人的信件，以此来对历史进行叙述。他的史学观在其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得到明确显现。对史料进行透彻批判，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5]20。材料式的史学观念使得政治史（精英史、外交史、军事史等）成为他史学著作的主要内容。19世纪后期，兰克虽未直接拒绝社会史，但他的著作多聚焦于国家政治，以国家理性至上。兰克及其追随者把政治史推向了历史的支配地位，并最终发展成为史学的主流[4]6。他们认为社会史不能被科学地进行研究；另外一些西方史学家则以相反的理由认为社会学太抽象、太科学、太一般，以至于根本不考虑个人和事件的独特性[4]8。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是背离式的，是一种显性的拒绝转向。

兰克史学由于在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弊端，导致方法论上的局限。自此，史料的选择越来越狭窄，甚至进入误区，历史题材限于自困局面，进而引发了传统史学的危机。年鉴学派应时产生，掀起了史学革命。

1900年，法国学者亨利·贝尔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以这本杂志为媒介，贝尔阐发了他对史学发展方向的开创性认识。第一，要拓宽历史题材。应加大对政治史以外领域的历史研究。第二，对实证史学加以修正。要对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理论意义上的分析认识，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知识的前提准备。第三，历史需要综合。历史应当与其它社会科学，比如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进行交流，对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研究；历史要从叙述向解释过渡，挖掘隐藏在史料下面的普遍规律。贝尔的归纳性的认识成为了对传统史学革命的宣言，而宣言的实践执行落在早期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克和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等人的肩上。

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联合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标志着法国史学年鉴学派的诞生。费弗尔和布洛克倾力联合向兰克传统史学发起了实质性的挑战。截止20世纪60年代，与传统史学相比，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一派新的景象。

费弗尔和布洛克一致认为应该在史学范式上对传统史学进行破旧立新，正式提出“整体史学”概念，他们认为历史研究要破除学科间的樊篱，要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历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研究应该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的活动。历史的本质应体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就像费弗尔讲到的：新的史学研究应该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应该是全人类的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6]。1946年，《经济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一举动彰显着年鉴学派史学既注重跨学科又注重新内容、新领域的二元历史思维范式。1958年，布罗代尔提出了历史时段理论，把整体史研究推向了顶峰。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长时段历史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历史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计量概念上的；另一个层面是历史时间的空间，是历史发展中稳定的因素，比如自然环境、文化习俗、社会制度等，可以理解为“结构”。中时段历史是指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社会事实，即是社会生活的内容，可以用“情势”概括。短时段历史是指社会现象，可以概括为“事件”。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研究应该集中于中、长时段，重结构、解释局势，淡化事件[5]142-144。《腓力二世时代（1551-1598）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两部著作贯穿了他的史学理念，不仅使他蜚声史坛，而且把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7]。

年鉴学派发展到布罗代尔，已经把传统史学和新史学本质廓清。“整体史学”提倡跨学科研究，注重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是一种他们所说的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阐述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史学和社会学是那样地接近，都努力将人类经验视为一个整体[4]17-19。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年鉴学派史学发展到了繁荣时期，在研究内容上，彻底突围了传统史学的界限。整体史观打破了政治史的一元统治，而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领域都将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回答了什么是历史。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的结构史学研究代替了兰克传统史学的单一时间直线运动的政治史维度史学模式，强调时间相对性和多层次作用这一概念，回答了是什么构成历史[8]。年鉴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了第三代、第四代发展期。这个保持着连续性发展的西方史学流派在史学革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1999年，《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更名为《西方史学、社会科学年鉴》。

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史学研究社会取向是一次具有深度性的研究范式转变。自希罗多德开创的叙述史学以来，战争史、政治史等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仅仅抓住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个别和特殊事件，而忽略了一般、普遍的人类历史景观，难免会进入自我束缚境遇，甚至成为发展瓶颈。而最注重底蕴沉淀和修养的历史学在进行自我超越和突破制约的时候，年鉴学派成为不可逾越的阶段，为史学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认识基础，以便总结隐藏在史料下面普遍意义的规律，探索社会多元个体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所创造的文化和价值，赋予史学研究社会空间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西方史学重视了研究过程中的理论性，拓展了研究领域，加强了社会层面上的深入研究力度，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史学是解释人类社会的学科，是人类的一门知识，并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赋予人类认识论范畴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史学和哲学具有同等意义。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正是凸显此特点，切实做到一门关于“人类的学问”，是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一次反思，最大程度上赋予历史以现时、当下意义，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另外，西方史学突破学科畛域向社会学借鉴促进了实践意义和学理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史学即社会史的产生。社会史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综合研究方法，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考查社会、地理、生活（人、人口、城市、人文景观和文明遗址等）、社会组织（部落群体、家庭、社区等）以及群体社会行为、信仰和心理，进而与政治、经济史相互阐发来揭示社会的历史变迁。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史杂志出现，社会史在史学研究中拥有了学术地位[5]177。从西方社会史发展的历程来看，随着西方新史学革命的进程，欧洲、美洲社会史形成了以年鉴学派结构社会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社会史学、德国批判社会史学以及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史学四大流派。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史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学术刊物增多，除了法国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之外，荷兰创办了《国际社会史评论》、英国创办了《社会史》、德国创办了《历史和社会》等杂志，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刊物相对较多，有《社会史杂志》《女权运动研究》《迹象：社会妇女和文化期刊》《家庭史杂志》等[9]。社会史学术基地的壮大推动了社会史的研究，加之社会史研究内容的实用性，社会史走进了高校、学术研究所和研究基地，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面对新的机遇，社会史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断自我更新，重视跨学科和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1988年英国社会学学会在爱丁堡举行了主题为“社会学与史学”的年会，特别讨论了“史学的社会学式运用”，再次在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0]1。社会史研究也以此为契机，使研究内容和领域出现了新的主题，比如劳工史、农民史、妇女史、心态史、家庭史以及两性关系史等。社会史研究丰富了史学，活跃了史学研究平台。社会史已跃然进入历史舞台，成为现、当代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二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起步较晚，1838年，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一词，标志社会学的诞生。社会学的发展具有空间地域特征，先是以欧洲为中心，后转入美国。因此，欧洲和美国这两个空间区域是笔者论述社会学研究历史取向的线索。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机器和工厂生产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机械工具潜移默化地在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价值理念及其所产生的阶层精英急需一种爆发式的变革来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新秩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而革命后的社会困境和社会危机困扰着当局和有识之士。孔德用实证科学去认知社会，直面社会现实，探究社会秩序，追求人类自由、理想的社会生活。孔德实证主义区别于思辨哲学形而上空洞的终极追求，以物理学为主的自然科学形而下地去研究社会，考察社会静力状态。孔德的社会三阶段论是从不同时期社会组织形式和所对应的社会知识认知类型来进行比较的，实质上并未从历史角度理解社会变迁，并不重视历史条件所起的作用。虽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也仅仅是从人类文化形态史或人类思维方式发展史来为实证社会学做历史论证[11]23，来证明实证社会学理论的宏大和优越，而他本人是有意避开历史的。孔德认为：“历史资料是稚气的收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它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他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4]10

孔德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生活在平和、沉静的英国社会，因此，他能够深刻地去思考社会。社会有机论是斯宾塞的理论核心体系。社会个体成员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社会成员的彼此竞争促进了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增强和有机体容量增大。社会个体竞争式的上升促进了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化和结构的多样化，最终上升到一个自我整合、自我调节的社会有机体。斯宾塞的有机论是对孔德的社会静力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共时性社会秩序结构的进一步探索。由于关注现实、现时的社会，并崇尚社会有机体的整合和调节是其强大的功能，斯兵塞对历史更是轻视有加。斯宾塞声称，社会学之于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堆积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史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历史无法为建筑巨匠提供所需的素材；君主们的传记对社会学几乎不提供任何启示[4]10。可见，在社会学的创立早期阶段，两位社会学领军人物赋予社会学极大的优越性而轻视历史。这主要出于两点：一是为了争取社会学的合法地位；二是鉴于传统史学对现实社会的揭示无力，社会学家坚信能够建构适用于形而下的人类整体社会的理论解释。亦是说孔德和斯宾塞对历史是拒绝的，是不重视的。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埃米尔·迪尔凯姆、维弗雷多·帕累托和马克斯·韦伯三位社会学大师的出现，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取向，与历史进行接触，开始接纳历史。

迪尔凯姆在法国创办《社会学年鉴》，建立了社会学学术研究基地。当时的法国仍然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孔德对社会经验事实的研究，通过知识认知和思维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揭示，免不了遭非客观性的发难。斯宾塞曾指责孔德用知识类型和思想方式的变化说明社会进步的非客观性，进而提出通过研究有机体来坚持社会学的客观性[11]43。为了突出客观性，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整合的角度把社会有机体理论发展到社会团结理论。迪尔凯姆认为影响社会团结最大的威胁是社会个体的不规范和失常行为。“自杀”就是一种极端的失常行为，也是影响社会团结最大的威胁。为此迪尔凯姆写了一本专著《自杀论》。在这部著作中迪尔凯姆以历史的视角从宗教、家庭和社会来分析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迪尔凯姆晚年开始对宗教进行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考察，利用大量人类学资料，并加以史学范式分析而成书《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很多结论就是对历史材料进行二次分析得出的[12]。迪尔凯姆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整合的集体表象。迪尔凯姆时刻关注史学的发展，并在《社会学年鉴》中对历史著作进行评述，乐于欣赏那些不关注事件史的“肤浅”的历史著作。帕累托同样对历史也十分关注，在其著作《论普通社会学》中深入研究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并从中世纪意大利史中撷取例证[4]11。

韦伯对社会学的发展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初的社会学开始出现分化，从客观的研究转向对人的行为以及引导行为取向的主观意识层面的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根源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分析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指出新教伦理在特定时期文化环境内被个人接受且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趋势，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以历史背景作为分析的语境，可见韦伯对历史足够重视。1889年韦伯以《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获得博士学位，而博士后又做了《罗马农业史》的研究论文。韦伯身上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鉴于此，韦伯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把历史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支撑点。韦伯曾指出：“史学和社会学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13]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史学则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如果将他们两者相互补充，其实更为可观。从整体社会和全部人类社会行为出发，两者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4]2。

“一战”前，社会学以欧洲为中心，随后转入美国。美国成为社会学的后发基地。20世纪初期，查尔斯·霍顿·库利、罗伯特·帕克和彼得·布劳等奠定了美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基础，塔尔科特·帕森斯完成了美国现代社会学的成功转型，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帕森斯对欧洲社会学理论体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建构了AGIL模式框架，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说。结构主义社会学核心理论是基于社会整体功能的最大发挥，来构建持久的社会稳定。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秩序和懂得社会稳定的可贵。关注当世、现实成为美国社会学家的使命，因此在研究范式上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实的回归”[4]14。由于帕森斯的强力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取得了支配、正统地位，进而影响了美国社会学方法论的取向。构建模型、分析模式、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这些成为社会学研究采取的主要方法。社会学这样专业化的研究模式，使得历史的因素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消失殆尽。社会学研究竭力构建模式和理论，并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性的建议。长期的思辨分析研究以至于陷于空泛的理论性追求，忽视了社会现实问题产生的历史制约性条件以及问题解决的历史可借鉴性经验。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和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14]。社会学家逐渐偏离历史，最终摈弃了历史。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美国反帕森斯社会学流派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缓和，并再次回到社会学研究重视历史因素发展的道路上来，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境遇。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期，随着对帕森斯批判潮流的涌起，结构功能主义这种宏大的社会体系理论日益显现出了弊端：宏观地过分强调系统结构，与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联系得较少，忽略了历史发展因素对现实问题所产生结果的影响，一味地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永久万能的抽象理论模式来解释社会。赖特·米尔斯率先对美国社会学的正统堡垒展开攻击。米尔斯指出，结构功能主义过于抽象，没有融合历史和传记，不去了解宏观的社会进程如何融入个人经验和家庭经验，如何赋予他们意义，则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类之间的关系[10]1-2。任何一门科学或一项深思熟虑的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内的构想和充分利用历史资料[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像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等优秀社会学家。在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下，社会学与史学进行了一次广泛且具有深层次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产生，并以强劲的势头在社会学科领域绽放光彩，优秀著作不断呈现。西达·斯考切波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1984年）是一本集众多名家的有关方法论的论文集册，集中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丹尼斯·史密斯的著作《历史社会学的兴起》（1991年）介绍了历史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是一本入门的较好读本。从发展情境看，历史社会学正处于一个自我完善的发展时期，其学科特点采取了社会学历史取向的研究路径和策略，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历史因素的具体性和时间性，更重视理论上归纳认识，从时间、空间上推理出普遍性的价值意义。社会学的历史性引入为社会学夯实了研究基础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社会学当下正以强盛的生命力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诠释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显学地位毋庸置疑。

综合上述，西方史学研究社会取向和社会学研究历史取向是对各学科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进而实现方法论的自我完善。另外一点，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的变化符合学科科学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科学领域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新，知识也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知识本身的张力要求学科间进行融合。揆诸西方史学的发展轨迹，却顾社会学学科历史，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为两学科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两学科的繁荣发展。

注释:

①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研究在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平台。学者们多是针对两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学科，比如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进行学科自身本体论的构建。笔者认为，在西方研究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相互关系较为全面的当属英国新史学派大家彼得·伯克，他的巨著《西方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胡秋红、吴修申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一部分集中介绍了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互动以及合流，并在随后的部分分别介绍了适用社会科学的、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西方史学研究对社会学概念的借用，以及在学科跨域下社会科学学科实体构建以区别于传统方式的深度研究话语规则。国内论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多为社会学家，论述多以社会学视角，围绕着历史社会学学科定位展开。比如吴忠民的力作《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纪昌的《社会学的历史化还是西方史学的社会化——论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吴帆、吴毅的《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4期）、夏学花、薛雅丽的《历史社会学和社会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西方史学和社会学交叉关系初探》（《中州学刊》2002年第2期）。而以史学的视角，研究两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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