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薇等

摘要：江淮地区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是当时该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考古材料，以史前重要遗址为例，结合历史学研究方法对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略作探讨，梳理史前玉器功能的演变规律：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玉器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其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关键词：玉器；玉文化；江淮地区；史前文明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4606

江淮地区以安徽为中心，地域辽阔，这个区域内包含多支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这些文化区域又分属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本文所论及的是狭义的江淮地区，大致划定在今天的安徽省境内。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江淮地区不局限于安徽，但主要在安徽。讲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主要是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1]。自2004年起，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史前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寄寓在玉器上的思维观念及其发展演变，应格外予以关注。目前，安徽江淮地区已发现很多精美的玉器、大量的刻画文字，包括祭坛在内的礼仪性建筑遗存，这些遗存均能构成该地区古代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凌家滩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罕见的玉器，使得很多专家认定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可能是有别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又一个琢玉中心，认为当时已经出现文明的萌芽或曙光。

一、文明起源的标准与多样性

1983年之前，中国学者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标志问题几乎没有做过有意识

的探索。直到夏鼐先生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划时代的文献，他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文明”一词是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明的三要素：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这也肯定了考古学方法是解决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1986年，苏秉琦先生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明确提出了“区域类型”的著名理论[3]，将中国古代文明划分为中原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东部区系（以山东为中心）、北方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东南部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南部区系（以郡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西南区系（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等六大区系。苏先生进一步指出：“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并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呈现出多源头、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一理论打破了曾经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原中心论”，在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依然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导意义。

目前，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形成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即文明的三要素）和文明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国家政权、阶级等）两方面着手予以研究和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因素十分复杂，研究这一问题，一定不能拘泥于理论本身，更要注意到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首先，社会权力向上等权贵阶层转移。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贵族阶级在敛财渠道增加之余，彰显权力的形式更加丰富，礼器的制作就是其中的一种。生产用于宗教政治活动的玉器和青铜器需要极其复杂的工艺，而这类工艺完全被上层社会所掌握。其次，为了维系国家政权的稳定，宗法制在国家制度创立的伊始便与其紧密相连。宗法制中，各种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为主要内容的仪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且这些仪式呈现出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趋势。第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并非出于对商业经济的考虑建立，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控制色彩，城市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实施统治的场所和角逐权力的舞台。

总之，相关因素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挥作用实际上是贯穿了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伴随着权贵阶层对权利垄断的愈演愈烈。礼、礼制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先秦时期的礼制不能局限于等级制度，同时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礼制文明的物质载体是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器，玉礼器则因规格高、地位显要，因而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

史前玉器的早期发展阶段与考古学上所讲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基本相符，这是建立在众多考古资料基础上的认识。玉器最初是为满足先民对美的渴望而生，是平民实用装饰的标志，实用工具非常少见，出现这种状况，与玉料十分稀有、磨制加工有难度等因素相关。冶玉业作为一种手工业，是制造石器工业门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工匠生产的玉饰装饰品，达到了当时各种手工业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距今约6 000年左右，中国迎来了玉器发展的首个高峰期，一条纵贯南北的玉器文化带形成了，它从辽东半岛延伸至山东半岛，从江淮地区到达太湖地区。这一时期的玉器，器形小而工艺简单的装饰品仍占一定比例，但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则是玉礼器。 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玉器功能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祭”作为一种行为，需要运用一定的物质载体予以具体表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品、祭具和场所。基于考古资料，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仪中心遗址或规模较大的祭坛之中，一般都集中出土了大量玉器。随葬玉器的数量并非无规律可循，而是与祭坛、墓葬的规格及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吻合。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祭坛，坐北朝南，位于遗址的北部，向南俯视居住区。祭坛中间高，四周低，高差达一米，处于整个凌家滩墓地的中心位置[4]。此外，祭坛周围分布了一批墓葬，其中出土较多玉器的大墓基本上在祭坛第一层的南面呈东西一线（从M7向西至M29）。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发掘的M4和1998年发掘的M29中出土的玉龟、玉版、玉鹰、玉龙均非普通的实用器而明显具有礼器的性质。李修松先生认为，“凌家滩玉龙盘曲勾连，正是因为作为礼仪性器物或佩饰，勾连起来便于串系佩挂的缘故” [5]。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件玉人或坐或立，双臂弯曲，双手张开紧贴胸前，头上带有冠饰，面部表情严肃，颇似祈祷之态。这些现象更加说明大墓的埋葬具有一定宗教和祭祀含义，作为重要随葬品的玉器，它在当时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也就不言而喻。

（二）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6]即古人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六种玉器祭祀。六器之外，史前时代晚期还有不少仪仗用器，作为权力的象征。最典型的器物是钺、刀。钺的祖形字是斧，而“王”在甲骨文中即为装有柄的钺的象形。作为仪杖用器的玉刀不仅器形宏大，还钻有很多小孔，可见是方便佩戴，不是普通生活用品，而是象征着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

新石器时代早期，玉戈、玉斧、玉钺、玉刀等主要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大不一样。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戈（编号98M29∶80），长18.5厘米、孔径1厘米。器呈扁长三角形。刃口钝厚，内中对钻圆孔，上面有捆绑摩擦的痕迹。刀刃并未开口，表明不是实用器，应当为礼仪性兵器，即氏族贵族在战争仪式或农作仪式上使用的礼仪用器，代表使用者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三）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和发展，出现了一群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等礼仪活动的巫师、祭司。《说文解字》中释“巫”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觋”为“能齐肃事神明也”。这些人以礼器为媒介，施咒作法，与神灵沟通。玉礼器形成后，实际成为巫觋手中的重要法器，用以沟通天地神灵。考古发现中的玉礼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形制的分析再结合具体的出土情况，不难判断出其主人的身份就是当时的巫师、祭司等，有的甚至还掌管军事权力和身兼部落统领。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个玉人可能代表的就是巫师的形象。严文明先生指出：“玉人可能是代表六个不同的神，凌家滩几座大墓的主人不但拥有比较多的财富，还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执事人员或祭司。”[7]此外，凌家滩遗址中的玉龙、玉龟、玉猪等动物型玉器也可能属于巫师的辅助工具。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众多带装饰功能的玉器，已超出单一饰品的范畴，开始有了等级的划分，初具礼器的性质，有的还可能是巫师所拥有的法器。

总之，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原始居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类石材、石料的纹理、质地及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在制造石器时，慢慢注意到石材的色泽。由于玉石的颜色迷人，晶莹剔透，人们出于喜爱就有了用它做装饰品的尝试。可见，玉器虽起源于实用器，但因质地罕见、工艺难琢等因素，惟有族长、祭司等具备特殊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这一现象促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玉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寄寓了社会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是礼制文明的重要载体。

三、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

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决不是一蹴而成的，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就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而言，显现出它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某些特定含义和重要作用。

（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

祭坛是上古先民祭祀天地祖先之类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与文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密切。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有许多都集中出土于大型祭坛或礼仪中心遗址中。祭坛、墓葬和随葬玉礼器的规模和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祭坛的规模决定了埋在祭坛下的墓葬的规格，而墓葬的规格又决定了其中随葬的玉礼器的规格和数量[8]。

凌家滩遗址的祭坛位于墓地中心最高处，其南部、西部、北部是一平台，在中部开始向东部倾斜。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面积为600多平方米。祭坛分三层，最下面系以纯净黄斑土铺底，然后以较大石块和石英、黄沙和硅质岩类的小石子铺设，最上面的一层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垫而成。在祭坛第一层表面还发现有三处祭祀坑和四处积石圈。另外，在祭坛以南处发现了包含较多红烧土块和颗粒的遗迹，这很可能是使用火进行埋葬或祭祀行为的区域。可见，祭坛本身和其他附属遗迹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功能单纯的特殊场合，而且在其周围至少百米范围内，也未曾发现灰坑、房址等普通生活遗迹，因而它绝非一处普通的生活场所。

从内涵上看，这处祭坛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人工营建的性质。（2）筑土、石成台，具有相对比较规整的形质。（3）早期的建造结构比较精细，往后则显得相对粗糙。（4）用料上具有极强的选择性。（5）时间上具有较长的延续性。（6）附近有祭祀坑、积石圈、红烧土遗迹等附属建筑。（7）与之相邻发现大批墓葬，说明它与当时居民的丧葬有密切的关系。（8）从地理环境上而言，它处在山岗的顶部附近，是整个遗址所在地域的相对最高处，并坐北朝南，背靠岗顶，面向河流，与居住区距离较近又相对独立。（9）从人文环境上而言，凌家滩遗址本身具有相对发达的文化，它周围还有若干小的遗址环绕，是附近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这处祭坛又在中心遗址中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9]。

凌家滩大型祭坛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江淮地区已有了从事宗教职能的专业人员，并且队伍规模处于不断扩张之中，可以视为神职阶层已经出现，这一时期原始宗教从个人行为的分散性、零星性向公众行为的共同性、集体性过渡。以大型祭坛的出现为特征，各个区域产生了一批祭祀中心，它使得聚落或聚落群中的祭祀活动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也使神—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神权也相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并由对“神—人”沟通的独占而形成专有神权，因而在上层建筑的核心领域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地区形成一个以薛家岗、凌家滩为中心聚落遗址的聚落群，从地理位置上看，凌家滩遗址处在巢湖流域的中心，薛家岗遗址处在皖河流域的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在薛家岗遗址周围皖河流域附近半径约50公里范围内，有30多处同类型遗址[10]。这些遗址的规模大小不一，其中薛家岗遗址规模最大，大型聚落遗址绝不是先民们的一般居住地，而一定是当时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们不仅面积大，堆积厚，而且延续时间长。特别是遗址中一些大墓，无论墓穴的规模，葬具还是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品种等，都远非一般墓葬所能比拟，这是社会内部分层和成员之间出现分化的重要证据。所以，中心聚落与其周围地区的一些普通聚落，存在着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是迈向文明时代的一条必经之路[11]。

其实，将中心聚落遗址与一般聚落遗址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面积大，规格高；二是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三是聚敛的财富多；四是社会分化突出。以薛家岗遗址为例，它的面积有6～10万平方米，石制生产工具的出土比例高达每1 200平方米160件（与实际发掘面积相比）。玉器出土数量多达170余件，且种类繁多、工艺精美。从单个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看，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其他遗址快得多[12]。

上述情况表明，这种聚落群的所处地域和活动范围已经相对固定，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聚落群的出现，代表了区域经济的进步，军事联盟的发展，更是符合了该地区政治变化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性，比如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文化水平、宗教崇拜，它已具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在聚落群中，已经有了地位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的权力组织。

（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便是礼制文明，它不仅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教化的手段、法令制度的准绳，也是统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用以维护关系他们利益的等级制度。王国维考证殷墟卜辞中的“禮”（礼）字，认为古人最初“行礼以玉”，即以玉为敬神求福的重要“礼品”，这是首次将玉器具有沟通天地神人功能的这种神性或灵性与礼相联系。由此可见，礼与玉在史前社会即有着密切的关系。 礼始于祭祀，《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及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不同玉器在当时的祭祀功能。

在史前诸文化中，一些特殊玉器的使用已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具有一套基本固定的使用模式，其使用器类，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变化。如红山文化中的勾云形器，良渚文化中的琮、璧、钺，龙山文化中的圭、璋、刀等，这些玉器的种类和造型，作为三代时期玉礼器之源，已初具“礼”的雏形。从考古材料看，良渚文化等玉器墓中，存在随葬用玉不等的现象，这种等级差别应是早期玉礼制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而处在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和薛家岗遗址的墓葬均存在这种现象。《周礼·冬官·玉人》记有：“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垺，玉石半，相垺也。”按照《说文解字》里许慎的解读，全即纯玉，龙为四玉一石，瓒为三玉二石，垺是玉石皆半。《周礼》中的这段内容其实就是体现了不同等级人物之间用玉的差别。

以玉喻礼，是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紧密联系的。它反映了此时氏族、部落内部原有的血缘关系和氏族习惯法则已被打破，神权与王权的建立需要一种新的秩序来维持。这些特殊玉器的出现，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新秩序建立的物化表现形式，表明在社会观念上已赋予了礼制的内涵，礼制已逐步成为上层建筑规范社会行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3]。凌家滩出土的玉礼器，不但工艺精美而且品味极高，突出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凌家滩社会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14]。像玉鹰、玉龟、玉龙、玉猪等器物既是工艺品，也是原始崇拜的产物，而一套玉龟板则与原始巫术密切相关。凌家滩出土了两组玉人，分立姿、坐姿两种，每种三件，上部造型一致，均头戴冠饰作祈祷状，这应该是偶像崇拜，是人神结合的产物。凌家滩神人偶像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表明当时氏族社会内神权的存在，以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2]。

新石器时代江淮地区用玉器随葬比较常见，玉器中除珠、管、饰外，镯、环、璜、玦较多，此外还有鱼、龙、鹰等特殊器形。从凌家滩、薛家岗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玉器的现象看，在当时的社会从崇玉、佩玉到葬玉十分流行，大量使用玉器隐喻着一种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的出现应是氏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目的是维系氏族部落内部的秩序和稳定，保障氏族社会组织正常运行。

四、结语

江淮地区史前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是玉器生产、玉文化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的丰富，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玉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视。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成为统治阶级，更多的人则沦为贫民阶层，统治阶级想要统治好自己的部落，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控制好部落成员，玉礼器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一重要角色。在这个契机之下，史前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在当时的江淮地区，玉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玉器由最初的数量少、形制简单、制作工艺粗陋演变成数量多、形制繁杂、制作工艺精美，与此同时，玉器的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早期的一般装饰玉器逐渐拓展到祭器、神器，赋予了宗教、权力、礼制萌芽以及象征财富等新的内涵。这种玉器功能的演变，凸显了当时氏族社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区史前文明化的进程。本文之所以将玉器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看待，就是基于玉礼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此外，玉文化中心与聚落或都邑中心、宗教礼仪中心、权力中心重合的现象也值得重视，这反映了当时的玉器集中在极少数掌握宗教权力、政治权力以及财富的权贵阶层手中。从墓葬中玉器的分布和组合可以看出，此时的一些玉器已具有礼的含义，成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的标识。随着用玉制度趋向等级化，在阶级社会里，地位越显赫的人生前可以使用的玉器级别越高，死后也可享受到与生前地位相吻合的祭祀规格，随葬品的数量众多、规格隆重，极尽哀荣，如实地反应出死者生前的显赫地位。围绕玉器的功能及使用逐步建立的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对后世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与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个时期出现一般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中心聚落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更说明了江淮史前社会正向文明社会逐步演进。

上述一切都说明安徽江淮地区地接中原，史前人类很早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出众多精彩又可贵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关系密切，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地区互相碰撞、互相交流、携手并进，共同迎接文明的曙光。如薛家岗遗址出土的贯耳壶、大豆缸等器物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色彩，但薛家岗晚期所流行的典型陶器、石器在良渚文化中很难发现。对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认识与研究，挑战了因众多历史原因形成并植根于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当中的“中原中心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该地区重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新发现浮出水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突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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