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谦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和华国锋同志都战斗在晋绥八分区。他在交城县，我在汾阳县。但在1943年秋以前，我们还不认识，没见过面。

我知道华国锋同志是在1943年春。这年春季，我去晋绥八地委汇报汾阳县对敌斗争情况时，地委组织部长梁树棠告诉我，华国锋是交城县县委宣传部长兼县抗联主任。梁部长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后说：“国锋同志在交城山抗日根据地内搞的减租减息工作很有成绩，既给贫苦农民谋了福利，又没和地主富农搞坏关系，对减租减息和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得很好。”梁部长介绍了交西县县委书记赵奇领导围困岔口敌据点的经验后，还特别介绍了华国锋在对敌斗争中围困芝兰日寇据点的经验。

芝兰村是交城县山地的一个交通要道口，日寇在蚕食我抗日根据地时，于1942年在芝兰村修了炮楼扎下据点。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没法攻下据点。

国锋同志就带领干部和群众在日寇出没的道路上埋地雷，配合部队打伏击；组织民兵神枪手用冷枪射杀进出据点的鬼子；特别是在敌人饮用水的井中倒上茅粪和头发渣，敌人无法淘干净（水井），就会出现饮水困难。

听了这些“故事”后，我很敬佩国锋同志，很想早日见到他，好向他学习斗争经验。

1943年秋，我和国锋同志见面了。这年秋，中共晋绥分局准备召开全区群众工作会议，八地委要求所属各县委都派人参加。交城县是华国锋，文水县是赵克林，交西县是武振国，离东县是田秉光和王治安，汾阳县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