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

2014年3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李克强称，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其实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魔法棒，最典型者莫过于千奇百怪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地方政府最大的包袱。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债务风险。

其实，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要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

而在“两会”期间，有些地市级主政官员被问及地方债务的问题时，往往脸色瞬变，甚至有的没聊完就匆匆离开。2014年地方政府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同时又进一步加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别把国有资产改革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更是让人备受关注。

地方政府的热情

“两会”开启前，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号角也早已吹响。

从2013年末开始，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上海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率先打响了“第一枪”。被业界称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涉及了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市场化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等内容，并呼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强调了混合所有制。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体量位列地方国资系统首位，是不折不扣的国资重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特别强调，要从过去以管国企为主，向真正以出资人的角色管理国有资本为主，这就是以国资深化改革来带动国企改革的核心。

2014年2月19日晚，中国石化（SH.600028）发布关于其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公告，中国石化的这份公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波澜。

公告所发议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国企改革案例。根据议案，该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对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将根据市场情况厘定。

3月11日，同属南京国资委旗下的南京化纤（SH.600889）、金陵药业（SZ.000919）双双发布公告，宣布各自的大股东南京轻纺产业集团、南京金陵制药集团将对应所持的上市公司股权，划转至其共同的上级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新工集团由南京市国资委直接全资持有。随着上述股权划转，上市公司亦直接成为新工集团控制的子公司，同南京市国资委之间的层级被大大缩减。消息发布后，南京化纤股价当日涨停。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称，混合所有制关键问题不在持股主体的多少，而是资本是否能够发挥现代企业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

虽然在实践当中已经有所探索，但混合所有制经济只是近期才出现在重要文件中。实际上，对于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尚无共识。比如，有一种声音就认为，混合所有制就是“国资退、民资进”，有人甚至认为是变卖国有资产。

民营企业家的躁动

因为经营效率问题，国有企业一直备受诟病。但是，经营效率不高，企业管理者最多承担经营不善的责任，但如果在推行混合所有制中出现差池，则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这也是众多国有企业管理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有些民营企业家提到，发展混合所有制最担心的是牵扯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于民营企业的谨慎态度，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认为，国企本身的确有缺点，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劣势去掉，把市场机制、把民营企业好的机制学过来。

关于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资与民资的关系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称，民营资本进入不意味着混合所有制影响国有经济，相反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还将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影响力。他认为，资本多了，企业可以在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上走出一条路子，真正发挥国有、民营各方面的优势，尽快推向国际，真正成为国际化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表示，看待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需要有理性思维和积极心态。他说，很多民营企业感觉国有企业要吃掉自己的企业，所以民营企业要求控股，因为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不灵活。但理性地想，国有企业此时也想整合资源，民营企业的优势就是可以整合资源。南存辉表示，国企和民企优势可以互补、资源可以共享，国民共进的时候是可以共赢的。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看来，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的主导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他说，复星参与国企改制已有20年时间，基本上都比较成功，但也有一些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改制中，如果民营企业不能主导经营权，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改革肯定是不成功的，所以外界对混合所有制有这样一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

郭广昌说，民企的资本毕竟没有那么雄厚，国企又不愿意放弃控股权，如果实行混合所有制后，在经营权上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企业为主，改革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沉重的地方债务

地方政府为何突然热衷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考察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

从商鞅到王安石，再到张居正，莫不如此。同时历史经验也显示，基层政府的债务问题往往最为危险，所谓“郡县治，天下安”。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只要愿意出售一些地方国有资产，债务问题即可解决。

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近1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称，要客观评价地方债务，地方借债资金对于促进发展、支持民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弊病也不可回避，不透明带来了风险不可控制。

“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也提到四项严控地方债务风险的工作，包括严控债务规模，管住新增债务，同时研究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两会”上的热门人物，他频繁地被问到，地方政府背着的18万亿元债务怎么还、哪些地方政府会破产。

董大胜通常会说，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他也表达过担忧：一些干部政绩观扭曲，为了单纯追求GDP或城市大变样，盲目举债，借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还。

为规范地方举债，审计署曾建议中央，要把债务风险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外界寄望政府突破的背景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地方政府适度、阳光化发债有助于摸清家底。

地方官员慎谈地方债，背后并非都是债务规模使然。他们同样在希望找到“适度举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其实地方官员也在尝试着走好举债和发展之间的平衡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过去地方政府债务飞速膨胀既有片面政绩观的驱动，也有缺乏有效监管的放纵，在某种程度上，地方债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经济鸦片”，欲罢不能。为了帮助地方政府“戒毒”，有必要加强人大在地方政府举债过程中的监督审核作用，通过地方政府财政金融动态分析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科学评估借债的合理性，在事后审计基础上，加上事前审核，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蔡洪滨说，这一体系如果能够在全国得到推行，把城市信用评级的变化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地改变地方领导干部“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

地方债的一箭双雕

国企改革大门渐开，各种背景的资金都将侧立守候，准备亮剑江湖。

“三中全会后，很明显感觉省里领导对国企改革的态度变了，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尺度也大了很多。”有地方政府官员曾对媒体称，其中，国有上市公司选择引入战略投资者，慢慢磨合、共同进步，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选方案。

据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此操作模式近几个月来已开始出现在资本市场，实为本轮国企改革的“主战场”。例如，弘毅投资以总价近18亿元受让城投控股大股东上海城投总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29875.24万股股份已获批。此外，再以河南省大型矿业国企洛阳钼业的控股权易主历程为例，期间充满了精妙的资本安排与隐晦的语言体系，仿佛一步步试探着国企改革的政策底线与舆论态度。

借道国企改革，进行债务重组。政府“有形之手”过长，国企比重过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布置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应当属于“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属于地方和部门可以授权操作的改革”，“明年和近期就可以加快推进”。

地方国企改革，正好可以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结合，这不单单是说，卖国有资产还债这么简单，更好的办法是进行债务重组，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民营资金，盘活不良资产。虽说地方债有相当一部分去向不明，但总的来说，还是投资，最终还是以资产的方式存在。将这些资产盘活，仍可解决地方债务的相当一部分，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债都是坏账。

确实有些地方债，已经形成坏账，特别是中西部省份，随着2015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过去几年通过政府举债的大规模投资难以为继，三线城市房地产面临不景气，很多以土地质押的借款，可能永远也还不上了。对于这部分坏账，需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当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已有成例，解决地方债坏账问题，势必还得沿袭此种办法。

强调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重要性在于，地方政府长期大量低效甚至无效配置财政货币资源，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重要根源。地方政府以10%以上的成本举债，其所投向的项目不足以产生覆盖债务成本的收益。即所谓政府公司化、利益部门化、债务子孙化。

至于外界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郭广昌认为，应该从过程的透明和规范上下工夫，世界各国的国企改革，都应该坚持一样的原则，就是要规范、透明、公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国企改革不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应该通过规范、透明的程序化，通过程序的公平来保证结果的公平。

郭广昌在2014年的提案里也提到，应该有职工参与的一个监督委员会存在，这样可以保证过程是透明的和规范的，最后结果也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