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纵观150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企业的“官民”之争、“公私”之争，或者直白地说，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种纠结伴随始终。这一“争”，不是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家政策两种导向的博弈。

当初清政府以“自强”为口号，引进西方机器技术，以“官为控制”为方针，办起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官办的新式工业。后来清政府又着眼于“招商”，吸纳商股参与兴办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其他民用工业的时候，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便风行一时。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和后来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大为削弱，于是转而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及至1927年国民政府上台，逐步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其后又以抗日战争为契机，大大强化了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垄断性的国企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照苏联的公有制模式，建立起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政策导向发生丕变，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国企改革，逐步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新局面。

回望历史，我以为，认真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乃是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首先，国企的主导性地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国家资本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至关重要。在国家权力的支撑下，国家资本所办新式企业，有助于突破传统经济结构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