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才良，王炜

（井冈山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江西吉安 343009）

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现状述评

车才良，王炜

（井冈山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江西吉安 343009）

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个人的初步认识的时期；二是70年代中国各界对池田大作本人进一步了解的时期；三是八九十年代开始对池田大作著作进行译介的时期；四是新世纪以来至今迎来池田大作研究新局面的时期。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在资料整理、专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研究领域广泛、内容深入、方法多样、紧密联系我国实际等特点，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的问题。

池田大作；研究现状；述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池田大作先生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池田先生创办的创价大学、东京富士美术馆、民主音乐协会等机构与中国的教育、文化、艺术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池田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开始从事池田思想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对创价学会的研究，到70年代与池田先生的直接交往，到八九十年代对池田大作及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再到新世纪池田大作研究机构的陆续成立，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发展的过程，并迎来了今天的池田大作研究热潮。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中国池田大作研究走过的历程，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

一、池田大作研究的背景和缘由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便开始关注日本创价学会，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关注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的开端。“1960年，池田先生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人会长后，在短短3年时间里，创价学会会员由150万户增长到300万户，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这便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注意，并通过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先生的介绍和访日归来的曾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孙平化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P20），“根据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和创价学会的发展情况，可以合理地确定，周恩来总理开始关注创价学会可能是在1962年。在这一年的9月和10月间，松村谦三和高碕达之助先生先后第二次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创价学会的情况。在此前后周恩来也听了孙平化的汇报，并由此开始重视创价学会。在听了孙平化的汇报后，周总理就指示要研究创价学会，要和创价学会接触，同他们交朋友”。［1］（P84）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会日本处金苏城、黄世明等五人，开始了对创价学会的研究工作，并于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创价学会——日本新兴的宗教性政治团体》一书。这部书主要是客观记述了创价学会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以及日本各界对创价学会的评价。1968年9月8日，创价学会举行第11届学生部大会，池田大作向20000余名学生发表了“光荣归于战斗的学生部”的演讲，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建议，在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中日两国之间远没有恢复邦交甚至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的状况下，池田先生率先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等重要意见，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总理更加关注创价学会的发展和池田大作的情况。

自1974年以来，池田先生先后10次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以及文化、教育、艺术界著名人士交流思想看法，结下了深厚友谊。1974年5月，池田先生第一次访华，访问了广州、北京、西安、上海、杭州等地，同年1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先后会见了池田大作一行。1975年4月，池田先生创办的创价大学接受新中国首批6名公派留学生，其中的一名就是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1975年4月14日至22日第三次访问中国，邓小平再次会见了池田大作。此后的1978年9月和1980年4月，池田先生第四次、第五次访问中国。1984年6月第六次访华，参加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授予池田大作先生名誉教授授予仪式，发表纪念讲演。1990年5月第七次访华，荣获北京大学“教育贡献奖”，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池田大作。1992年10月第八次访华，获中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交流贡献奖”。1994年1月和1997年5月，第九、第十次访华。1998年4月和访问日本的胡锦涛副主席会见，2007年4月和访日的温家宝总理会见。此外，池田大作还先后和常书鸿、季羡林、蒋忠新、金庸等文化名人进行对谈，深入交流思想。

为了表彰池田先生为中日友好交流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中国文化部授予池田先生“中国艺术贡献奖”、“文化交流贡献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池田先生“人民友好的使者”称号，中日友好协会授予池田先生“中日友好的使者”称号。敦煌研究院、北京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冰心文学馆、中国作家协会等中国的文化、艺术机构也授予了池田先生“名誉研究员”、“名誉顾问”、“理解·友谊国际文学奖”等称号。此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等近200所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授予池田先生“名誉教授”或“名誉研究教授”等荣誉称号。

池田先生和中国各界的友好交往，让中国更加了解其思想和为人。池田先生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实践以及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所作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并促使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其思想。

二、对池田大作的著作的译介

在上述背景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池田先生的著作不断被译介成中文出版。根据资料统计①文中数据根据日本创价学会2012年4月份提供的三份书目清单统计，分别为池田大作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书目、中文繁体字版书目（香港）、中文繁体字版书目（台湾）。，目前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共出版了池田著作的汉译本共323种，其中，中国大陆出版了66种、香港106种、台湾151种，当中有繁简不同字体的重复种类。该资料显示，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池田先生的著作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履历书》。此后，池田先生的《展望21世纪》、《21世纪的警钟》、《第三条虹桥》、《我的人学》、《四季雁书》、《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社会与宗教》、《我的佛教观》、《我的释尊观》等作品相继被翻译出版。从出版年份来看，上世纪80年代出版6种，90年代出版23种，进入新世纪，前十年出版了29种，最近的三年出版了8种。出版池田先生著作的出版社也有很多家，主要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在翻译人员方面，卞立强先生是池田先生著作的主要译者，他翻译了国内出版的全部66种著作当中的29种。卞立强是日本文学文化研究者、翻译家，1955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创价大学客座教授和东洋哲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卞立强与池田大作先生有过交往，对池田先生的思想有很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他精通日语，同时又有深厚的汉语功底和中国文学修养，因此，他翻译池田先生的著作，能准确把握原文的信息，并通过晓畅的汉语完整地转达给读者。“卞立强对池田先生著作的译介，对池田先生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对国内的池田思想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P57）

在香港，对池田先生的著作译介得较早。资料显示，1974年创价学会就翻译了《人间革命》（第1卷），由香港SGI出版。之后的1984年至1990年，创价学会相继翻译出版了《人间革命》的第2至第7卷，《新·人间革命》的第1至第22卷。香港出版的池田先生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由创价学会翻译，在106种著作当中，有13种是简体字版的重复，分别是黄奇智、高屹、潘桂明、卞立强、刘晓芳等译本的繁体字版本，香港还翻译出版了《池田国际会长指导集》共8种。出版社主要有香港SGI、OUP香港、三联书店、天地图书、明报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台湾方面，池田先生的著作几乎全部由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翻译也大部分由创价学会和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来承担。台湾对池田大作著作的译介，应该说是最为全面的，共翻译出版了151种，其中有部分是同一种书的新装版。

三、池田大作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学术会议

随着池田先生的著作相继被译介到中国，同时由于池田先生创办的创价大学和中国各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池田大作研究队伍，多所高校陆续设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机构。2001年12月，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池田大作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池田先生与北京大学有着广泛的学术和教育交流，池田先生1974年第一次访华时就访问了北京大学，此后七次访问北大，在北大发表过三次学术讲演。同时，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授予池田先生名誉教授的大学，时间是1984年6月5日。北京大学还于1990年授予池田先生“教育贡献奖”。2002年1月，湖南师范大学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所”，此后，国内其他高校陆续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机构。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12月，中国大陆的池田大作研究机构已达28所。这其中，有的重点研究池田大作教育思想，有的研究其和平文化思想，有的研究其哲学思想，等等，研究方向和侧重点有所不同。除了以上研究机构以外，有的大学还成立了相关学生团体。例如，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湖南大学的“池田大作研究会”，长春工业大学的“创价精神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的“池田思想研究会”，大连工业大学的“池田大作读书会”，等等。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他们阅读池田先生的著作，学习和研究池田先生的思想，和日本创价大学等进行友好交流。

在台湾，2003年9月，中国文化大学成立“池田大作研究中心“。此后，池田大作相关研究机构先后成立，有台南科技大学“池田大作研究室”、云林科技大学“池田大作研究室”、高雄大学“池田大作研究専門コーナー”、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池田大作専門コーナー”、育达商业科技大学图书馆“池田大作研究専門コーナー”、台湾艺术大学图书馆“池田大作著作専門コーナー”等，池田大作研究不断深入开展。

池田大作研究广泛开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频繁举办，参会人员、提交论文数量的增加。2004年10月，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和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21世纪东方思想的展望”第一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从2006年开始，五年间在不同大学连续举办了五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以后，国际学术研讨会改为二年举办一届，2012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七届。各届会议的详情见下表①该表参考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教授的系列论文“中国的‘池田思想’研究动向（1～9），《创价教育》第1-6号”中的数据制作而成。：

届数年度参加机构数参加人数数提交论文主题1200416803021世纪东方思想的展望22006207041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32007318060多元文化与世界和谐420084718060和平与教育520096015063以人为本与人类发展620106520073构筑21世纪之新文明720124310072多元文化融合下的现代教育

除了以上大型的国际研讨会以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举办了各种池田大作研究学术会议。例如，2005年10月，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和创价大学在北京共同举办“《展望二十一世纪》和现代社会”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11所大学的47名学者参加。2006年3月，中山大学池田大作亚洲教育研究中心和肇庆学院池田大作研究所、日本创价大学在中山大学共同举办“池田大作思想和亚洲教育”研讨会。2007年4月，辽宁师范大学池田大作和平文化研究所举办学术研讨会。同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召开池田大作艺术教育思想研讨会。2008年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池田大作先生80寿诞纪念学术报告会”。2008年5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主题为“和平发展中的文化与教育”的池田思想学术研讨会。2010年3月，广东社会科学院和嘉应学院举办“人间主义和21世纪的地球文明——2010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2010年8月，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第二届周恩来，池田大作思想国际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11月，创价大学在北京召开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池田研究的成果和展望”的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峰会。2011年12月，南开大学举办“青年赫尔21世纪和平友好‘金桥’”研究论坛。同年，嘉应学院“池田大作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2012年3月，广东省韶关学院召开“二十一世纪和生命的尊严”研讨会。同年5月，在创价大学举办日中国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池田研究论坛”。

在台湾，2005年11月，中国文化大学举办“两岸学术交流友好研讨会”。大陆的池田思想研究者访问台湾，参加台湾举办研讨会是第一次尝试。2007年5月，中国文化大学举办第一届池田大作思想研究论坛。此后，该论坛每年举行一届，至2012年已连续举办了六届。

四、池田大作研究的相关课题和论文

2007年，中山大学池田大作和亚洲教育研究中心的王丽荣教授的“池田大作的德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获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这是池田大作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此外，自2006年起，创价大学设立面向中国大陆的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项目，接受学者的申请。据统计①根据日本创价大学北京办事处网站（http://www.soka.ac.cn/）活动资讯公布的“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过去录取名单进行的统计。，在所有立项课题中，有关池田大作研究的课题共计36项，内容涉及池田大作的道德教育思想、宗教观、文学思想、政治与公共管理思想、周恩来、邓颖超和池田大作、教育思想、艺术思想、环境思想、心理学思想、体育思想、国际政治观、民族思想、幸福思想、智慧观、中国观、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

池田大作研究论文方面，除上述各种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以及各种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外，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也发表了一部分论文，两者可能有部分重复。在中国知网中以池田大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如下数据：

池田大作研究论文数（1985一1999）

池田大作研究论文数(2000一2013.9)

通过对以上论文进行调查发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池田大作主要集中在介绍和对其著作的读后感方面，研究方面主要有何劲松先生于90年代发表的数篇论文。进入新世纪后，蔡德麟、冉毅等先生陆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的论文，此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加入池田大作研究队伍，人员逐渐增多，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池田大作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个人的初步认识的时期，此时期主要是对创价学会进行了介绍。二是70年代中国各界对池田本人进一步了解的时期。整个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池田大作本人和中国各界进行了直接交往，他在70年代四次访问中国，实现了和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的会见，开启了其中日友好交流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各界对池田本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三是八九十年代开始对池田大作著作进行译介的时期。此时期池田先生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此时期的论文和著述的研究视角，“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社会历史、外交关系、中日关系史或文档史料以及伟人风范等切入问题，停留在描述层面或传记性层次以及文档史料的译介上”。［3］（P4）四是新世纪以来至今迎来池田大作研究新局面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许多大学陆续设立池田大作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池田大作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过去，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代表性的著作有《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和池田大作》、《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池田大作与中国》、《中国领导人与池田大作的会见》等。二是专题研究，代表性的有《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人性革命]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研究》、《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等。三是论文集，其中包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也包括各研究机构编辑的论文集。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池田大作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池田大作的哲学、和平、教育、环境、文学艺术思想等方方面面。二是研究内容日趋深入，已不仅仅停留在初期的译介阶段。三是研究人员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视角各不相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四是紧密联系我国实际，为我所用。中国研究者关注的是池田思想中和中国正面临的实际问题相关的部分，希望通过研究吸取营养，以解决实际问题。关于这一点，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教授在谈到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的生成背景时说，“为什么现在池田大作研究受到关注，首先位于底流的应该是1985年发刊的池田大作和汤因比的对谈《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的中文版的普及，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别是在学术界，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引起了巨大的讨论，该书带来了非常珍贵的启示和启发”。［4］（P182）高桥强教授还指出，池田研究的契机还和周恩来研究的进展有关，他认为2001年《周恩来和池田大作》一书的出版，让更多的人具体了解池田大作是怎样的一位人物，特别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怎样的贡献。同时，他还认为池田的和谐思想和教育思想等也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契合，所以受到中国学者关注。我以为高桥教授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可以说指出了中国学者研究池田思想的原动力。因此，我认为这第四点最能体现中国学者的池田思想研究和接受方面的特色。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目前池田大作研究也存在着重复研究的问题，有待于所有研究者共同思考和面对,相信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1］李锦坤,刘玉珊,王贵书．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和池田大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车才良．池田大作在中国的译介［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3］冉毅．“人性革命”——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4］高桥强．中国の碩学が見た池田大作―その人間観·平和観［M］．东京：第三文明社，2008．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Daisaku Ikeda in China

CHE Cai-liang,WANG Wei

（Daisaku Ikeda Research Institute，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The Daisaku Ikeda studies in China went through roughly four periods:1)rudimentary or preliminary recognition of Ikeda as a person in 1960s;2)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Ikeda as a person in 1970s;3)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keda's works in1980s and 1990s;and 4)thriving Ikeda studies in this new century.Daisaku Ikeda studies in China witness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documentaries and theme-specific studies.They are featured in wide research ranges;intensive contents,diverse methods and close relation with Chinese realities.However,there are also problems of repetitive researches.

Daisaku Ikeda;status;review

G125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10

1674－8107（2014）04－0058－05

（责任编辑：韩曦）

2014-01-13

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项目“池田大作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1.车才良（1980-），男，江西贵溪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2.王炜（1983-），男，江西吉安人，助教，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