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宏，张凤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100070)

2009年3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要求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报告综合收益，并在附注中披露其组成部分。综合收益是从所有者权益变动的角度界定当期的收益，其反映的是一种总括收益观(有时亦被称作损益满计观)。综合收益报告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产物，而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这是决策者制定监管和制度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现阶段，同欧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对综合收益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对国内外综合收益有用性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从而为在我国资本市场下开展综合收益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

对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的研究主要是讨论综合收益是否可以作为当期业绩的衡量及其报告模式等问题。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早期对是否报告综合收益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围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共同开展“财务报表列报”这一项目展开的关于综合收益列报问题的研究。

(一)对是否报告综合收益的争论

早期关于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的研究大多源于是否报告综合收益的争论。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CFA协会)是综合收益报告的最大支持者之一。在其1993年(AIMR，1993)的报告中指出，将某些项目绕过利润表而直接计入权益的做法缺乏概念理论基础，由于没有采纳“全面收益”观，分析师将花费更多的努力去发掘和评价那些对公司未来价值评估有用的项目。财务报表应确认所有影响公司股东财富的事项和交易。CFA协会(1993)支持综合收益报告的另一个理由是，综合收益可以避免收益重复计算的问题。收益的重复计算是指由于存在非干净盈余项目，非干净盈余最初计入所有者权益，而在其转化成实现的损益以后，从利润表中又重新被转入所有者权益。因此，如果以综合收益的形式报告当期损益，将会在一个报表中及时地报告企业全部的收益变动项目。FASB(1997)亦指出，财务分析师的预测可以用来对股票进行估价，前提是这个预测建立在综合收益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在股票估值的过程中报告的收益是有用的，那么这个收益必须是综合收益。Linsmeier et al.(1997)认为，综合收益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会计信息估值理论建立在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上，综合收益满足估值理论，可以提高会计收益在权益估值中的作用，综合收益建立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清晰的勾稽关系，综合收益的报告将促使管理层考虑影响所有者财富的全部因素，进而发挥对管理层的约束作用。

综合收益报告的反对者指出，综合收益带来更多噪音，包括那些未实现收益的组成部分会降低报表使用者判断公司长期业绩的能力。如果将这些项目排除，则会增加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以及预测能力(Black，1993;Stark，1997;O’Hanlon and Pope，1999)。Black(1993)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最大化在收益数据中的价值，并减少噪音，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会计规则以减少收益当中的暂时性组成部分，而留下永久性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则担心，报告综合收益会影响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Kiger and Williams(1977)认为，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是短视的，在使用会计信息进行股票估值时，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过滤掉那些暂时性或不相关的会计信息。Barker(2004)指出，由于其他综合收益代表的是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项目，这些项目会错误计量公司业绩，进而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信息含量。

(二)综合收益与财务报表列报项目

2004年开始，IASB和FASB共同开展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综合收益报告研究是其中的一个议题。Cauwenberege and Beedle(2007)指出，IASB和FASB的收益计量模式采用的是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混合计量的模式，“财务报表列报”这一项目讨论如何对收益进行分类，鉴于每股收益在财务分析中的重要性，收益披露应采用双重披露的模式。即披露两个每股收益的信息，一个是净利润的，另一个为综合收益的。未来对综合收益的报告应该按照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分类。按照这一逻辑，净利润用来预测未来利润，综合收益的目的则是提示投资者收益的不同来源，尽管这些来源可能是不可测的。

McClain and McLelland(2008)则对IASB和FASB共同开展“财务报表列报”这一项目的最新进展进行讨论。根据最新的项目进展，IASB和FASB提议的业绩表列报模式要求主体分别列报业务活动中创造价值的信息和通过融资活动进行融资的信息。综合收益表应该按照营业、筹资、所得税、终止经营和其他综合收益这5个项目报告。对于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每一个组成项目，除“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外，主体应该在综合收益表中注明，这个组成项目属于营业活动、投资活动还是同融资资产或融资负债项目有关。此外，主体应该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重新分类，将其划分为不会被重新分类为损益，以及在后续终止确认时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IASB认为，分开列示会重新分类到损益和不会重新分类到损益的项目可以帮助使用者评价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对损益的潜在影响。亦将有助于使用者理解综合收益表和财务状况表的关系，并且判断未来重新分类调整项目(即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项目时将其他综合收益重新分类为以实现的损益项目)将被列示在损益表的哪一个部分。

McClain and McLelland(2008)认为，总体来看，这些要求反映出更多的关注从净利润向综合收益转移，因为按照以上要求，当前所有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都将在综合收益表上列报。然而McClain and McLelland(2008)认为，IASB和FASB的讨论没有考虑小企业的实际问题，这些小企业(不论是上市还是非上市)通常不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将业绩表中的项目进行重新分类(如营业活动还是融资活动)会加大这些企业的成本。

二、综合收益有用性—基于关联研究的检验

使用关联研究的方法检验综合收益的有用性，可大致分为二类:第一类是价值相关性检验，即检验综合收益及其组成部分与股票价格(或股票收益)的相关性;第二类是从契约、资本成本、未来收益预测的角度检验综合收益的有用性。在这二类文献中，以价值相关性检验居多。

(一)价值相关性研究

在价值相关性检验中，学者们分别使用收益模型或价格模型，检验综合收益信息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这些研究中，又以美国和欧盟国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研究为最多，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报告综合收益，也有来美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的一些经验证据。

早期的一些研究都是基于美国FAS130《报告综合收益》的要求，对公司披露的综合收益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由于根据美国FAS130《报告综合收益》准则的要求，企业在1997年12月15日起报告综合收益，所以在此日期前的一些研究都是使用估计的(As if)综合收益数据进行研究，即根据FASB的要求，计算得出企业的综合收益数据，实际上这些数据并非由企业真正报出。Dhaliwal et al.(1999)使用估计的综合收益数据，发现除金融类企业以外，与净利润项目对比，综合收益不具有同股票回报或市场价值更高的相关性，也不能更好的预测未来现金流量。与Dhaliwal et al.(1999)的结论相反，Biddle and Choi(2006)亦使用估计的综合收益数据，检验发现，综合收益信息在解释股票回报时要优于传统的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养老金调整项目，具有显著增量价值相关性。Chambers et al.(2006)则检验了FAS130实施前后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其将全部样本分为两个期间，第一个期间为1994年至1997年(FAS 130实施前)，第二个期间为1998年至2003年(FAS 130实施后)，研究发现，在FAS 130实施以后，其他综合收益中两个组成项目，外币调整以及可供出售证券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被市场定价。Chambers et al.(2006)认为，以往研究认为其他综合收益不被投资者定价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设计中使用估计的(而非真实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此外，在FAS 130实施以后，公司选择在哪一个财务报表内报告其他综合收益会影响它们的定价，与利润表相比，投资者对报告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内的其他综合收益更加关注，这可能是由于投资者对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更加熟悉。

Cheng(1998)和Lin et al.(2007)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综合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Cheng(1998)发现，只有在较长的收益期间(如10年、12年和15年)，两者的关联才是显著的。可能的原因是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和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存在一个时间差异，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在前，它的潜在影响则产生于未来的期间。Lin et al.(2007)则使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这五个欧洲国家1992年至2004年的数据比较净利润、营业利润以及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他们发现，对于一些较早就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这些公司报告的综合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除上述对综合收益以及其他综合收益有用性的检验外，一些学者专门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单个组成项目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如，Soo and Soo(1994)检验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当期利润表中披露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在两张报表中披露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都被市场定价，然而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的盈余反应系数更低。Louis(2003)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认为当外币升值时，使用当期利率的方法(current rate method)将净资产进行折算，由于净资产按照较高的汇率折算，所以外币升值即意味着调整利得。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升值并没有带来增值。为验证这一分析，Louis使用1985至1999年间的美国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显著。Mitra and Hossain(2009)则研究美国的“设定受益养老金和其他退休后福利计划会计核算”准则实施后，其他综合收益养老金调整项目的价值相关性。Mitra and Hossain(2009)使用截止到2006年底的697个公司样本，实证检验发现，股票收益同养老金调整项目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规模大的公司中尤为显著，市场对养老金调整项目对公司净资产和未来现金流量的负面影响存在负面反应。Barth(1994)使用1971-1990年的商业银行的数据，发现银行披露的有价证券未实现利得或损失存在较高的波动性，未实现利得或损失项目同股票收益不具有相关性。然而，Ahmed and Takeda(1995)，Petroni and Whalen(1995)，Carroll，Linsmeier and Petroni(2003)发现，对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当对企业的其他净资产进行控制以后，未实现利得或损失对银行的收益具有正向影响。

为研究综合收益在我国的价值相关性，学者们使用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8年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的综合收益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论大都表明，同净利润相比，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更低，投资者对利润表的关注程度远高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程小可和龚秀丽，2008;赵自强和刘珊汕，2009;谢获宝、尹欣和刘波罗，2010;欧阳爱平和刘仑，2010)。

(二)综合收益在收益预测、资本成本和契约中的作用

Choi(2006)使用美国上市公司1998至2003年的数据，检验综合收益在未来收益预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综合收益在预测未来收益时，明显强于净利润信息。当公司报告有未实现利得时，说明公司业绩高于市场预期，而未实现损失则意味着公司业绩低于市场预期，管理层延迟将这些未实现损失纳入已实现损益。证券分析师在盈利预测时使用综合收益这一信息，尤其当综合收益小于净利润时，分析师会相应调低下一个年度的收益预测，而在综合收益大于净利润时，分析师并未相应调高未来收益预测，综合收益信息在分析师做出盈利预测调整时是有用的。

Cheng and Lin(2008)使用美国上市公司1994至2005年的数据，检验综合收益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他们发现，其他综合收益与未来现金流量预测负相关，但是其他综合收益可以很好地解释公司的资本成本，导致综合收益比净利润能更好的解释资本成本的变化，这反映出其他综合收益较高的相关性是由于他们能揭示风险所引起的。

Li(2010)则检验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在债务契约签订中的作用，Li发现，在企业与银行签订债务契约时没有使用综合收益信息，然而作为净资产的组成部分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具有契约有用性。Li认为，从债务契约有用性的角度，非干净盈余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Manchiraju(2011)利用2007至2009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同利润相比，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利得或损失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更低，与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相比，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利得在高管薪酬中占据更高的权重，薪酬委员会对于公司报告的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利得与损失的处理方式存在不一致，导致高管存在报告利得的动机以达到盈余目标。

三、综合收益有用性—基于实验研究的检验

一些学者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出发，利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实验参与者是否会利用综合收益信息进行价值判断，以及影响公司选择列报综合收益信息的因素有哪些。Hirst and Hopkins(1998)在实验室的情境下研究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实验研究主要关注会计信息的列报对财务报表使用人的影响，这一研究的理论根基源于心理学基础上的财务报告研究。Hirst and Hopkins(1998)指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信息只有在易于得到并且清晰时才是有用的”。基于此，Hirst and Hopkins(1998)在实验室环境下研究证券分析师的投资行为，他们发现，当有价证券未实现利得的信息在综合收益表中披露时，可以帮助分析师更精确地估计一个公司的股价，而当未实现利得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时，分析师常常不使用这一信息。Hirst and Hopkins(1998)指出，“有效市场假说意味着，FAS130的实施仅仅是对现有财务报表的重新格式化(reformatting)，因为FAS130没有颁布新的确认或计量法则，因此对财务报表使用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从行为学的角度讲，分析师判断将受到价值相关性信息清晰披露的影响。

Maines and McDaniel(2000)研究非专业投资者是否会利用综合收益项目。Maines and McDaniel发现，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综合收益没有显著影响非专业投资者利用这一信息进行估值，但是却影响他们对公司业绩的判断。Maines and McDaniel设计一个由95个MBA学生参加的实验，参与者分析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根据FAS130的规定，在综合收益表或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未实现利得分别反映较高或较低的波动性。Maines and McDaniel(2000)测试不同的报告形式下，参与者对存在不同程度波动性的未实现利得做出何种反映。结果显示，当未实现利得在综合收益表中报告时，参与者关注这一信息的波动性。相应的，仅仅当未实现利得在综合收益表中报告时，参与者认同有着较低波动性的未实现利得的公司业绩好于有着较高波动性的未实现利得的公司业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非专业投资者依靠财务报表提供的信号，对综合收益信息的性质和重要性做出判断。

Bamber et al.(2010)使用调查问卷以及实验研究方法，发现股权激励以及对职业保障的担心，可以解释为何多数公司不愿意在财务业绩表中报告综合收益，他们发现，有着更高股权激励以及较低职业保障的管理层更少使用业绩报告。这说明，尽管从有效市场角度看，对报告位置的选择不具有经济后果，但是管理层的表现则说明他们认为综合收益披露位置会产生差异。

Lee，Petroni and Shen(2006)则研究保险公司如何选择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这一信息，Lee et al.(2006)发现，保险类的公司在选择披露其他综合收益时，一半的公司选择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另一半公司在综合收益表里披露。研究发现，那些业绩不好的公司或者管理层通过有价证券损益操纵收益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综合收益。

Hunton，Libby and Mazza(2006)则检验综合收益列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他们实验研究中的对象是财务经理和公司首席执行官，这些人被提供一个利用可供出售有价证券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Hunton et al.发现，当在综合收益表中披露这一信息时，调高及调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都有所减少，参与实验的经理人员承认，当在综合收益表中报告有价证券价值变动时，投资者更易发现盈余管理，这样对股票收益和管理层声誉都会产生负向影响。Hunton et al.得出结论，在综合收益表中披露有价证券价值变动可以提升这一信息的透明度，继而减少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四、总结与研究展望

会计盈余是财务报表所提供的首要信息，是公司盈利能力的象征。而综合收益信息是从资产负债观的角度，报告企业当期的盈余，其反应的是一种“总括收益观”。对综合收益的研究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公司业绩，降低投资风险，因此综合收益有用性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综合收益有用性进行研究，包括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综合收益与收益预测和资本成本的关系、综合收益在契约中的作用等方面，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国内学者对综合收益的研究具有一定贡献，但还缺乏深入探讨。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1.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综合收益有用性的检验。现有研究综合收益有用性的文献多是基于美国、欧盟等成熟资本市场的检验，目前较缺乏来自新兴市场的证据。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上市公司报告综合收益的年限较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业绩体现纯粹的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要求。自2007年起，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净利润和直接计入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报告综合收益的开始，自2009年开始，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正式要求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报告综合收益。尽管目前有一些研究使用国内上市公司的数据，但是限于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数据需要手工收集的问题，这些研究只对2009年以前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非正式披露的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检验，缺乏从多角度对综合收益有用性进行深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综合收益是否有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是否提升了综合收益的有用性?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

2.对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进行检验。现有国内外研究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文献都是使用企业报告的当期其他综合收益数据进行检验，可能的原因是除美国FAS130规定要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累计数以外，其他国家的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未要求企业披露这一信息。当期其他综合收益仅代表与此项目有关的资产或负债的当期价值变动，而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则代表相关资产或负债价值变动累计影响，他们是对未来收益潜在的累计影响，即一旦与此项目有关的资产或负债被全部处置，累计其他综合收益(而并非当期的其他综合收益)将全部转入实现的损益。从这点看，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对未来收益的影响更加直接。

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现有研究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文献中，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投资者所处的信息环境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投资者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差异。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投资者对公司报告的盈余的可信度降低，而这种较高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会计盈余与股票回报之间的联系，相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时，投资者处理和收集会计信息的成本较低，对公司报告盈余的可信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定价能够充分反应未来盈利信息。可见，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一个因素，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信息不对称程度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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