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论语还原》应该采取何种结构体制，这对于研究材料的组织、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模样的确立，关系密切，有必要认真规划。还原研究所启用的学术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交互为用、综合创新的多式多样，要求我们将之纳入一种开阔、谨严而明快的结构体制之中，以便尽量充分地展开研究主体的思维空间。思维需要有空间，不仅是政治社会的空间，而且运思的结构层次的空间。有空间，思维就可以舒张，变得从容而大气;空间狭隘，就可能导致思想猥琐，难以进入原创性的思想深层。同时，思维空间的拓展，有助于以思想的逻辑形成结构的逻辑，展现一种有思想的结构，有结构的思想，从而使思想深化，出现充满活力的新鲜而大气。

原创性的研究当然要依托材料的丰厚，但丰厚的材料不能叠床架屋地无序堆积，阻塞思想的流程。必须以思想的逻辑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发凡起例，固其根本，深其渊源，通其脉络，穷其枝叶，形成外大方而内绵密的结构体制。从而摆开摊子，规划纲目，统理篇章，推进材料与思想深度结合，洞察本末，开启玄奥，探究精微。总之，结构体制规划得好，就可以充分地发挥方法组合的功能，使材料发酵，超越成规，激发活力，形成新见，从而穿透重重成见的迷障，直抵事物内蕴的生命之本源。这就是运行于结构空间之中的思想逻辑的力量。因此《论语还原》书稿写完后，有意将之放置多时，然后进行反复修改，目的无非就是力图以思想为灵魂，以方法为手足，对繁复散乱的材料，配置以适宜的结构空间和方法组合，考究原委，疏通脉络，从中化解出深层的生命和本真的意义。

表面看来，结构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似乎是一种“硬件”，但它是一种“会思想的硬件”。思想可以通过结构，进行模式化的放大;结构可以通过思想，进行生命化的演绎。比如《史记》的结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既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史学模式，又是一种眼光巨大的思想结晶。明人陈于陛云:“司马迁文字，真是千古绝伦。今二千年，文字家极力模拟，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为工。至其结构变化之神巧处，瞠乎不能及也，岂但文字?”①【明】陈于陛:《意见》，宝颜堂秘笈本。清人李光地也认为:“司马子长笔力，周衰诸子不及也。其文浑浑噩噩，结构处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较周密，论笔气，到底史公高。班孟坚得刘向、扬雄、班彪诸人讲贯议论，意理自较完备，笔力却不及史公。”②【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可知结构的创始，是与思想、笔力互为因果的。

有感于思想与结构的辩证关系，本人尝试着为《论语还原》设置了三大板块:内编、外编、年谱编。三大板块旨在分门别类而使注意力逐级递进地深入《论语》篇章学的价值取向和生命秘密，七十子后学的学术脉络及由此构成的孔学文化地图，以及孔子和《论语》两个文化生命体的编年运行轨迹。如此规划出来的堂庑廊阶之格局力求宽敞、宏伟而舒展，期以激发原创思维和新进方法，全面系统地深入《论语》和孔子文化地图的历史现场、内在脉络及生命信息之细节。此三编互相呼应和映照，却是处在由内及外、由根本及枝叶、由初创到演变、由学派到编年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之上，处在逻辑思路的逐级拓展和深化之上。三编中各有侧重地进行材料配置和方法组合，各司其职、各得其宜地提出和解决自身的问题，相互间形成互动互补和相互支撑，有若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力求做到底部坚实牢靠，前锋指向《论语》篇章意义的得以发生和生命得以内蕴的过程:

(一)《论语还原·内编》19章

内编面对学人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的《论语》文本，因而研究成果是否陈陈相因，或故为标新立异，有多少本质性的货色，一看便知。要在这个领域进行还原研究，最能看清是否已经透入新的思想智慧层面，最能考验研究者具有多少发现问题、激活生命、阐释根本的能力。因而真诚、惕厉而审慎的态度，是必不可缺的。按照传统看法，《论语》是圣经贤传，如《诗·小雅》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可，还有什么值得生疑之处?或者采取激进态度，将过时(或背时)的“圣贤”押上审判台，痛快淋漓地批判一顿就是，还要反过头来追问甚么?其实就在我们熟悉的名言警句的缝隙中，还残存着某些两千年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总以为古人已经给出种种说法，理当如此，一方面受到启发，一方面也把“迷惑”当“明白”了。好像经常见面的老友，还要问您贵姓，您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这有必要么?必要性来源于文化生命的血脉延续，认证原始，是为了转化原始，涵养现代，开拓未来。对自己的文化根子或“文化自我”，必须追问清楚，追问其如何发生，如何构成，如何适应现代，如何生气勃勃地陪伴我们走向未来。学术的现代大国气象，是需要理性清明、心底踏实的。

其实，真理往往联系着直接和单纯。追问应该始于单纯和直接。一问:《论语》为什么叫《论语》?这就要考察《论语》得名，与同时出现的《老子》、《孙子》、《墨子》不同的原因和证据。它为何不叫《孔子》?对于《论语》得名，古人已有种种说法，主要是以音韵训诂的方法，将“论”字与伦、纶、轮沟通，却脱离其本义和原初的编纂过程，争来争去，没有了局。

以何种方法判断棼乱如麻的种种意见之是非对错?在生命认证上，必须确立“内证高于外证”的原则，从内证中发现孔子及其弟子使用“论”字、“语”字的习惯。“语”在《论语》中十五见，指的是对话，但也是早已存在的一种文体。晋国假道于虞灭虢，宫之奇谏虞君就引《语》曰:“唇亡则齿寒。”③《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2392页。楚大夫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就有“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④《国语》卷十七《楚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的说法。这是孔子出生前百年、或五十年就存在的文体。就连《国语》也是汇辑春秋各国之《语》。

“论”字的解释，最是关键。内证见于《论语·宪问篇》孔子之言:“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⑤《论语集注》卷七，《四书章句集注》，第150页。以往读到这句话，总以为孔子在夸子产，也就不太在意，似乎其中并没有多少治国平天下的微言大义。读过一些谈论《论语》得名的文章与著作，似乎少见有几人关注过这段话。但它是《论语》总共两个“论”字中最有意味的一条。孔子在这里谈论他所尊敬的郑国贤臣子产如何制作文件，提出了组成一个有智慧的小组，分头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编纂模式。孔子确定模式，弟子记录模式，《论语》编撰模式以及得名就是遵循夫子遗训，从而也就使得经讨论而裁定取舍，成为编纂过程的关键环节。《论语》也就是经过“论”的一种“语”。

由于《论语》经过“辑而论纂”的程序，尽管其材料是众弟子各有回忆和记录，一旦成为公共产品，就必然将弟子自称名，换作弟子都称字。原宪字子思，易与孔子之孙孔伋重，遂改回称名，但《史记》所见是《古论语》，因而还是“子思问耻”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207页。。弟子称字，乃是一种公共称呼，不如此者，属于异变。异变就要探求异变的原因，从而展开对《论语》成书过程的探索。由内证所揭示的孔子及七十子使用“论”字的习惯入手，可以破解《论语》篇章行文的许多谜团。那种离开《论语》而从各种辞书中搜集语义多种解释的做法，节外生枝，是离开了《论语》书名本义，也离开了《论语》实际的编纂过程和命名过程的。

二问:《论语》开宗明义的首篇《学而》，为何除了“子曰”之外，还插入“有子曰”、“曾子曰”?《论语》二十篇为何有六个弟子:公冶长、冉雍(仲弓)、颜渊、子路、原宪、子张的名字见于篇题?对于前者，从唐人柳宗元开始，就知道从称谓异变入手，“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②《柳河东集》卷四《论语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新1版，第68-69页。，以解释曾子、有子弟子参与《论语》论纂，却并没有考定他们何时参与论纂。至于篇题出现六弟子名字，论者可能简单地认为，《论语》篇名按例是取每篇首章开头二字命名，因为这些弟子条目在首章，也就随手拈来成为篇名，并无深义。然而，谁将他们系于首章?学人并不习惯于这种提问的方式。其实按照编辑学的常识，谁居首章，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从这些切口进入《论语》文本的生命分析和篇章政治学考量，再参以多维度的材料互证互释，尤其是以殷人礼制参证七十子在孔子丧礼中的行事方式，或者说“以礼证《论》”，就可以揭示《论语》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五十年间存在过三次编纂的秘密。孔子临终，自称“殷人”，众弟子必然按照殷礼、兼及夏周之礼办理夫子丧事。因此，以殷礼透视《论语》编纂之启动，乃是返回历史现场的极好方法。由此发现《论语》编纂是一个过程，五十年间三次编纂为之输入多维的文化价值密码:

一是在孔子“既卒”，众弟子按照殷礼而庐墓守心孝的三年间(公元前479—前477，二十五个月)，借祭祀斋戒产生“祭如在”之心理效应的契机，分头进行回忆记述。郑玄《论语序》云:“(《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撰。”③《论语注疏·解经序》引郑玄《论语序》，《十三经注疏》，第2454页。指的就是第一次编纂，将众弟子回忆记述的材料，经过讨论、取舍、润色、编排，初步奠定《论语》初步规模。

二是守心孝三年，即二十五月后(公元前477年)，弟子陆续分散，按照殷人规制“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④《礼记·檀弓下》，《十三经注疏》，第1305页。，或如《礼记·杂记下》所云“三年之丧，祥而从政”⑤《礼记·杂记下》，《十三经注疏》，第1563页。，二十五月而后祭曰“大祥”，孔门就要重新开启理事。于是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⑥《孟子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260-261页。，推举有若主事。此举并非在丧礼完后还要推有若当尸，因为按照《礼记·祭统》所云“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⑦《礼记·祭统》，《十三经注疏》，第1605页。，最合适当“尸”者是子思，不必为推举有若而招惹争论。以礼制说经，是清学精深的方法，应在典章制度上加深对《论语》成书过程的考察。由于这番人事调整及话语权之转移，势必又对《论语》进行修纂及篇章调整增补，形成了《论语》比较整齐的篇章结构。

三是曾子逝世(公元前436年)之后，已成鲁地儒门重镇的曾门，由子思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进一步的修纂，增添的章节只占全书的百分之三，却使曾子路线与颜回路线，成为《论语》的基本价值维度。

三问:《论语·先进篇》开列“四科十哲”名单，为何没有曾子?四科十哲是历代孔庙从祀的重要名单，宋代理学建立道统，曾子作为道统中关键人物，竟然名不见十哲，引起正统儒者大惑不解。程朱或斥其为“俗论”，或因十哲称字，谓非夫子之言。此千古谜案，成为将《论语》定位为曾门一家所编的最大障碍。读《论语》者，对此轻易放过，就等于迷失了进入《论语》编纂的真实过程的重要通道。既然这个名单不是曾门最后修纂时所拟定，同时也不可能是子夏、子游、子张推举有若主事之时所定，他们推举有若还征求曾子意见，可见曾子学派的分量已非最初仲弓主持编纂时，所能比拟。因此四科十哲无曾子、也无有子这个成为千古公案名单，应是仲弓主持第一次编纂时所开列，因曾子辈尚未成为气候，未及将之列入。从《先进篇》录有孔子言“参也鲁，师也辟”，也不能认为是第二、第三次编纂时所为，而是第一次编纂时留下的痕迹。宋儒对此尽可如此解说:“‘参也鲁’，鲁，是鲁钝。曾子只缘鲁钝，被他不肯放过，所以做得透。”①《朱子语类》卷三十九，中华书局版。因此仲弓牵头的最初编纂，经过荀子，通向汉儒。而曾门主持的第三次编纂，由子思经过孟子，通向宋儒。儒学两大学派，都在《论语》早期编纂中留下原初的文化基因。子贡在组织孔子丧事中是带头人，但在《论语》编纂中却被边缘化，他忆述的大量材料留给孔府庋藏，后来相当集中地出现在《孔子家语》中，计有五十八章之多，而且篇幅颇长。

四问:河北定州汉墓竹书《论语》残卷，对于研究《论语》早期传本有何价值?它可以归入汉代《论语》古、齐、鲁三家的哪一家?对此谜团的破解，需从残卷的语言方式入手。战国简书多经口授和转录，传闻异辞现象多见，而此残卷的文字异用，有与《荀子》相通之处，也有与《左传》、《史记》记赵国事、赵人语相通之处。因而当为在赵地流传所致。而且它似乎有意避秦王政之讳，却避得不规范;孔子及其弟子的名字也多有同音异写，似乎有意遮掩什么。因而可能在秦王政灭赵之后，曾在赵地民间传抄所致②《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见《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战国秦汉书籍制度和地方用语习惯等多种维度的考证，发现此残卷不属于当时存入秘府的古、齐、鲁《论语》三家。存在与否，与存入王朝秘府与否，并不能等同。《论衡》提及的《河间论语》③王充:《论衡·正说篇》，《诸子集成》(七)，第272页。，就没有存入秘府。王充八岁入书馆，习《论语》、《尚书》，但他所引《论语》文颇异于汉石经或今本。清人曾有这样的疑问:“王充有曰:《论语》有古文二十一篇，又有齐、鲁，及河间九篇，凡三十篇。《河间论语》，《汉·艺文志》所不载，今不可晓，意必河间献王所得而充曾见之者也。今《说文》所引有《逸论语》，或者其遗文乎?”④【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可见，《论语》除了《汉志》所述三家之外，并非世间就无他本。定州竹书残卷应是在赵地传播的《赵论语》或《中山论语》，与《论衡》提及的《河间论语》也不尽相同。

(二)《论语还原·外编》20章

孔子之学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群体共同建构的。其核心部分当然是孔子之言及孔子整理传授的“六艺”。而孔子之言多是七十子忆述，六艺也由七十子后学分头阐释和传述，因而带有七十子对夫子与孔学的理解，染上七十子的身世、学养、智慧和气质，甚至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他们的部族、家族、职业所处的文化空间所特有的某些文化基因，从而使传经或传道䌷绎出多种分支。这就使得孔门、孔学、孔子文化地图成了一个既有登堂入室之二三子，又有“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185页。，以及他们的后学的学术共同体，其结构特征既是前浪后浪逐层推涌的历史过程，又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逐层拓展的波纹结构。

在《论语》启动编纂时，就如《汉书·艺文志》沿用刘歆《六艺略》所云:“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宋代程颢(伊川)又云:“仲尼圣人，其道大，……后弟子各以其所学行，异端遂起。”⑥《二程外书》卷八。这恰如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引《孔丛子》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又引《皇览》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诸异树，不生棘木刺草。”朱《笺》曰:“《圣贤冢墓记》云:孔子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世世无能名其树者。其树皆弟子持其方树来种之，有柞、枌、雒离、女贞、五味、欃檀之属。”①《水经注校》卷二十五，王国维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4页。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尽管汲取的是孔子之泉的水分，但四方奇木，种子互异，众木成林，也是多姿多态。

孔子之学经过七十子承传，光大了，也纷杂了。《韩非子·显学篇》有“八儒三墨”之说，加上其师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多出的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战国儒学内部派别不下十家，“乃知孔子之后，其门弟子各得圣人之一体，自立门户，则吾道亦自枝分派别矣。”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九。研究者有必要以强大的会通能力，综合把握这种“纷杂的光大”。外编着力打通经传，打通孔子与七十子及其后学，打通孔、孟、荀，打通孔府之学与孔门之学，分层次考察散见于东周秦汉经籍、诸子及出土文献中的数量为《论语》一二十倍的“孔子曰”的文字，其中旨趣就是力图真实而全面地描绘更丰满的孔子，更完整的孔子文化地图。

孔学传承，有传道、传经、传事各种路径。孔门传道，曾子、子思最是关键。曾子虽然认为孔子之学“一以贯之”者是“忠恕”，《论语·学而篇》突出其“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式，但他大力传承之道，则一是孝，二是学。《孝经》、《学记》、《大学》及《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是其传道的生命痕迹。这些篇什或成于曾子本人之手，或本人留有手泽而为弟子辑成，或径出诸后学之手，都需从篇章脉络和行文用语辨其原委，作出历史编年学的定位。以学为道，曾子有其独得的领会，《大学》三纲八目，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学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思想逻辑模式。

以孝为道，出自曾子本性，太史公形容曾子:“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205页。似乎《孝经》为曾子撰成。《孝经纬钩命诀》却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孝经说》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④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及卷一，徐彦疏，《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第2195页。又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一 “经学开辟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大概与类似的暗流有关，《汉书·艺文志》则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⑤《汉书·艺文志》，第1719页。似乎《孝经》著作权在孔子。其实，追踪曾子生命历程，就可发现，《孝经》成书，与《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⑥《礼记·檀弓上》，《十三经注疏》，第1282页。这次西河之行有关。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⑦《汉书·艺文志》，第1728页。。所谓“儒家类”，就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著述取向。蔡邕《明堂论》以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为一事，其中引及魏文侯《孝经传》，引文说:“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⑧蔡邕:《明堂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後汉文卷八十》，第902页。那么，魏文侯何以写成“儒家类”的“魏文侯六篇”，著有《孝经传》呢?后者显然不是传自子夏，而是传自到过魏国西河看望子夏的曾子。河北定州汉墓简书《论语》残卷之外，尚有《儒家者言》⑨《＜儒家者言＞释文》，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文物》，1981年第8期。，其中与孝相关的简文，曾子之外，还关联着乐正子春，即参与《论语》第三次编纂的曾门弟子。从《孝经》使用的称谓“子曰”、“曾子曰”，及某些虚词与《论语》相同，可知《孝经》可能有曾子遗稿，但成书在曾门弟子包括乐正子春之手。

子思传道，主要体现在《中庸》，以及出土简帛中的《五行》。子思著述，可考信者有《礼记》之《表记》、《坊记》、《中庸》、《缁衣》，以及出土简帛中的《鲁穆公问子思》、《五行》。子思是孔鲤之幼子，孔子卒时其年龄在十岁左右，唯此在他八十二岁(非《史记》所云六十二岁)时才可能来得及为鲁穆公师，关于子思的一系列材料也因此贯通无碍。十岁圣裔，自然为孔门弟子所看重，二三子均可为其师，但均非其专师。其后曾门在鲁地做大，他与曾子关系最多，甚至如前所述，曾家是其托孤所属。唯有看清这一点，宋儒所谓“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朱熹:《论语序说》，《四书章句集注》，第43页。的道统脉络，才能落到实处;考论子思之学承前启后的源流，及其推进春秋学术进入战国学术的基本特征，才有可靠的立足点。

子思的著述，言仁、言礼、言贤人政治，其中的“子曰”是其幼时对圣祖之耳濡目染，当然包含着不少“爱孙述爷”的可能性想象。子思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是《中庸》。全书有一个“仲尼曰”，二十一个“子曰”。基本宗旨是将“中庸”作为儒学的关键性范畴或思想方法突出出来，并将之置于“诚”的本体论之上。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②《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第1625页。的论断，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超越性的迈进。它推动了儒学的内在化，成为从春秋儒学到战国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一个思想转捩点。子思五行是:仁、义、礼、智、圣③参看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收入《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00页。。这在“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之外，开拓了另外一个精神宇宙要素模式，引发了孟子将仁、义、礼、智进一步内在化，提出“心之四端说”④《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37-238页。的学术脉络。可见子思在《五行》中体验到的道德本体论，川流不息地通向孟子为代表的战国儒学。

与传道相关，却只是传承“道之一端”者，值得重视者还有子游、子张。子游之学除了《论语·阳货篇》之“弦歌治世”之外，尤以《礼记·礼运篇》极其独特地拓展了儒学，也开拓了中国士人的历史总体把握和未来社会理想的“欲以观其妙”的精神空间。子游是吴人，他将南国才情和江左风流俊逸之气，带入典重严正的儒学肌理。风气所及，即欧阳修所云:“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⑤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庐陵文钞》卷四，明万历刻本。

然而《礼记·礼运篇》并没有标明事件发生的年代，只是说:“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⑥《礼记·礼运篇》，《十三经注疏》，第1413-1414页。《孔子家语·礼运篇》却特地加上事件年代:“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⑦《孔子家语·礼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1-562页。这一增加就加出了问题，因为孔子为鲁司寇，在齐鲁夹谷之盟中摄行相事，是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五十二岁。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其时才七岁，尚未为孔门弟子。这可能是孔府子弟在整理孔府档案时，觉得孔子未为大夫时，无资格参加鲁国蜡祭，周游列国时不可能参与蜡祭，而孔子为鲁司寇，又是其圣祖的最高荣耀，遂系于此年，造成大错。其实此事当发生在孔子晚年学《易》，写成《春秋》之时，那时只是国老，并不纠缠具体政务，所以才发出这种参透大道而彻悟历史的超级智者的感慨，阐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历史理想通则。这与西狩获麟之年，孔子赋“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的《麟兮歌》⑧《孔丛子·记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页。，其心理状态相通的。故应系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子游二十六岁。

“子张之儒”，被《韩非子·显学》列于“儒分为八”之首，可见其在儒门推动派中有派的能量。子张曾向孔子问仁、问明、问行、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干禄，对于《书》中疑难也多有发问。但《尸子·劝学篇》载:“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⑨【战国】尸佼《尸子》卷上，清汪继培辑本。所谓“驵”，就是马市经纪人，这种职业经历，使其行为作风和学理言说难免带有几分江湖气。《大戴礼记·千乘》本属《孔子三朝记》，乃是子张氏之儒的文献。清人陈澧对之如此评论:“下无用者，贵俭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为无命者，非命也;兼爱则尤显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说何以窜入?”⑩【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节用、明鬼、非命、兼爱，都名列“墨子十论”之中，但章太炎并不认同这是“墨氏之说”窜入孔子之言的“窜入说”，认为:“墨家本出尹佚，佚之说可施于政事者，孔子亦有取焉。《三朝记·千乘篇》云:‘下无用(原注:谓无奢侈之费)则国家富，……此国家之所以茂也。’……‘下无用’，即墨之‘节用’;‘上有义’，即墨之‘尚同’;‘立有神’，即墨之‘明鬼’;‘兼而爱之’，即墨之‘兼爱’;‘以为无命’，即墨之‘非命’，盖施政之术不尽与修己同也。……若夫短丧、非乐则儒者必不取之，而尹佚亦未必言是也。”①章太炎:《诸子略说》，《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这就是说，子张氏之儒与后来墨家有其相近之处，对于儒学，属于传道之“师也过”，“过犹不及”②《论语·先进篇》孔子批评子张语，《四书章句集注》，第126页。的旁出者。

孔门传经，贡献之巨，无出于子夏之右者。清末陈玉澍《卜子年谱》云:“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无卜子(卜商，字子夏)则无汉儒之经学。宋儒之言道学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是孔子为宋学、汉学之始祖，而曾子、卜子为宋学、汉学之大宗也。”③【清】陈玉澍:《卜子年谱·自叙》，民国四年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子夏传诗的谱系，一说传授给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赵人毛苌);一说传授给曾申(曾子之子)，五传而至大毛公(鲁人毛亨)④【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二“经学流传时代”，中华书局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有《孔子诗论》，共有完整或残缺之简29支，约1006字。内容涵盖诗序、诗篇解读，以及对“邦风”(国风)、“大夏”(大雅)、“小夏”(小雅)的阐释⑤《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其内涵之丰富，《毛诗序》之外罕见如此原始文献。《毛诗序》言诗往往功夫在诗外之旨，附会政治历史背景以张扬诗之政治功能，少及诗中感情体验和审美把握。而竹书《孔子诗论》却方向略异，时而深入情志民性，体验诗之本义，由情感体验而及于礼乐之阐发。

《汉书·艺文志》描述春秋到战国诗学之衰变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⑥《汉书·艺文志》，第1755-1756页。即是说，进入战国，诗学的历程已经从卿大夫在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变换成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言诗的方式也就由断章取义的政治工具向“恻隐古诗之义”，向心性体验的情感形式过渡。《孔子诗论》言诗每及情志、民性，反映着由春秋入战国的诗学思潮。对比一下《孔丛子·记义》“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⑦《孔丛子校释》卷一，第54-55页。云云，就更加清楚，这里涉及《诗经·国风》及《小雅》中二十首诗，不及《大雅》和《颂》。其中言诗用语虽然简短，但较少穿凿附会具体历史枝节，较多体验诗之情意和本义。换言之，竹书《孔子诗论》与《孔丛子·记义》中孔子言诗的距离，比起《毛诗序》更为接近，因而属于与子夏传诗存在着差异的另一个传诗系统。

考察《大戴礼记·夏小正》就可发现，此文的构成独特而复杂:经文四百余字，就是《礼记·礼运》所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笺:“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⑧《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15页。孔子重历法，可谓把握住农业社会的根本。传文二千八百字，是经文的近七倍，则是子夏传经系统留下的文字，其语句方式与《春秋》之公羊、谷梁二传类似。有些天象记忆可能来自夏初的口传，到了“惟殷先人，有典有册”⑨《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第220页。，方得记录，也就掺入殷周之际的某些天象。又，《史记·夏本纪》云:“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①《史记·夏本纪》，第89页。孔子曾对原文进行校正、考正。其后才是学者，包括子夏传经系统的学者“多传《夏小正》”。由此形成了《夏小正》经传合体、呈现出“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文体形态。

子夏传经，包括《春秋》、《易》、《诗》。《通志·氏族志略》说:“以技为氏……巫者之后为巫氏，屠者之后为屠氏，卜人之后为卜氏，匠人之后为匠氏”;“卜氏，《周礼》卜人氏也。鲁有卜楚邱，晋有卜偃，楚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后遂以为氏，如仲尼弟子卜商之徒是也。”②《通志·氏族志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470页。“卜”的本义是以龟甲占卜，从姓氏源流上看，子夏姓卜氏，祖先曾是卜人，家族与《易》学存在渊源。《大戴礼记·易本命》可能就是子夏学派留下的文献。《孔子家语·执辔篇》同一记载较为完整，其中有孔子言“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③《孔子家语·执辔篇》，第312-313页。，透露了孔子适周，不仅曾经向老子问礼，而且向老子问《易》之道，那是原始《易》道，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以前作为史官所习的《易》道，侧重象数之学。

至于子夏传《春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十二年徐彦疏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④《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第2320页。这段话较之《史记·孔子世家》同于记载，已在子夏之前加了一个子游，意味着孔子传授《春秋》不限于子夏一人，“游夏之徒”乃通称，指博学多文的后期弟子。后人为了突出子夏传《春秋》之重要性，又造出一个传说:“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於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於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师徒相传，暂立於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⑤《宋书·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0-362页。子夏还要陪同一个左丘明，在孔子面前“造膝亲受，无不精究”。此传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春秋》三传的来由，《左传》传自左丘明，《公羊》、《谷梁》二传则由子夏门人承传。

孔门传经、传道之外，还有一条传承脉络，就是传事。这就要考察孔府之学《孔丛子》，尤其是《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孔府之学的基本特征，一是保守原本，崇尚古文经学，这在西汉今文经捷足先登，占据主流位置之时，埋下了一条东汉古文经复兴的伏线;二是不偏不倚地包容众弟子，包括众弟子未被收入《论语》的忆述材料;三是在孔府档案逐代增容、整理之中，收入不少晚出材料，这就形成了有若考古学中“地层叠压”的文本特征。对于这种情形，只需深入分析定州出土竹书《儒家者言》，分析安徽阜阳市近郊双古堆出土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之木牍，其中一枚记录与《孔子家语》可参证的四十六篇题，就可发现战国秦汉书籍形成的规律，从而辨明前人抓住一两条材料就简单地斥《孔丛子》、《孔子家语》为“伪书”的书籍制度之认知误区。

关键在于，子贡在孔子丧礼上是重要的牵头人，而在《论语》论纂中却被某种程度地边缘化而没有掌握取舍之权。众多弟子守心丧三年，“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⑥《孟子·滕文公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60页。，当有一些没有收入《论语》的忆述材料，自应交由子贡保管;子贡前后守心孝六年，以他与孔子生前频繁交往，忆述材料必然甚多。这两种材料到他离鲁而去卫、齐诸地从政经商时，必然交由孔府保管，存入孔府档案。正如孔鲋退居于陈，编纂《孔丛子》，由于战乱时期手中材料有限，而又掉入了子张氏之儒在陈国的“数据库”，因而较多采用子张及其后学记录的材料一样;种种迹象表明，子贡未被《论语》录入的大量材料，终于找到一个归宿之处，保存在《孔子家语》中。《孔子家语》记录子贡之处，有五十八章，是七十子中出现次数最多，所占篇幅最长者。

其中有《问玉篇》:“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①《孔子家语·问玉篇》，第403-404页。孔子回答，以玉的多种特性比喻天地道德，比喻仁、智、义、礼、乐、忠、信，将自然物人化为道德象征，形成了中国玉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些文字几乎一字不易地录入《礼记·聘义》，表明这条材料之原始记录，出现甚早。值得注意的是何晏《论语集解叙》引刘向《别录》云:“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②何晏:《论语集解叙》，收入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中华书局版。《齐论语》多出的《问王》、《知道》二篇，为汉代经师张禹所删。如《隋书·经籍志》所言:“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③《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版。

所谓《齐论语》之《问王》，经考证，即是《问玉》，清人为此作了一些复原的尝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如此评述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云:“其《齐论语》一卷，据王厚斋语以《问王》为《问玉》，遂取《聘义》子贡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一节，及《说文》、《初学记》、《御览》所引逸《论语》言玉事尽入之。”④【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子部“丛书类”，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三月二十七日条。顾实《汉志讲疏》曰:“《问王》者，《问玉》也。……许慎《说文》玉部有孔子论玉语，正出《齐论》，故为今存《鲁论》所无。”⑤顾实《汉志讲疏》。既然《问玉》为子贡所忆述，子贡又从政经商而终于齐，那么“齐人所学谓之《齐论》”的这个传本，就与子贡门人有着扯不断的关系。《问玉》篇，当然是以《问玉》为首章，按照《论语》的编纂体例，在某种意义可以说，就是“子贡问”篇。子贡问玉对于齐国稷下学术也发生影响，以致《荀子·法行篇》也有“问玉”:“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⑥《荀子·法行篇》，《诸子集成》(二)，第351-352页。云云。对于子贡忆述、后学所传之“问玉”简书，由于荀子在齐襄王时期三为稷下祭酒，得见此简书而采录焉。因此孔府文献与子贡，对于孔门传事，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

孔门传道、传经、传事三者，旨趣与功能各异，但不可或缺，一鼎三足，支撑着孔学殿堂。子贡传事与孔府庋藏，功不可没，其所体现的材料的丰富性，以多棱镜特征，为还原孔子形象、孔学源流和诸弟子优劣，提供维度丰富的早期材料，可以重现由于《论语》材料的简略而残缺了的许多历史文化现场。

(三)《论语还原·年谱编》

年谱是联结编年与史料的人物传，既要疏通其家族血脉，又要疏通其学派血脉，在人物的生命历程上展示历史现场。也就是以坚实而精确的史料，逐年谱写一个人及其时代的生命形态。为孔子修年谱，由来久矣。宋人胡仔撰《孔子編年》，“其不曰‘年谱’而曰‘编年’，尊圣人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七著录浙江范氏天一阁藏本五卷，称其“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掇颇为审慎。惟诸书纪录圣言，不能尽载其岁月，仔既限以编年，不免时有牵合”，即便如此，依然“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焉”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七“史部传记类”，中华书局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所编《先秦诸子年谱》(全五册)，收录有孔子年谱十四种，其中元人程復心之书名为《孔子論語年譜》，乃清鈔本一卷，用力称勤，失考之处不少。本书此编将孔子、《论语》置于春秋战国之际宏大的历史进程和缜密的资料定位体系之中，合孔子编年、《论语》编年为综合之谱，以期在资料赅博、考证精审、认识透彻上能有所创获，还原儒学早期开宗创始过程之生命形态。年谱由正文、文献记载、考证、时事考异、杂录、杂录辨证五种体例组成，每年谱文除正文外，其他四种形式，取舍详略存废，视需要而定。对《论语》及《左传》诸书所载孔子之言，均作认真考辨，才敢系年，尽量排除旧谱牵强附会之处。而且采取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重现当时政局、思潮、人事之动态趋势，聚焦孔子及《论语》之生命过程。

年谱采取两条腿走路，第一步，是以孔子的历史人生考察《论语》材料发生的现场和背景，深入考定孔子从公元前552—前479年的一生行状及社会文化现场，并增加了鲁、齐、晋、宋、楚的政治势力变动及其对孔子人生和文化选择造成的影响。这就可以通过一部年谱，展示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命运纠葛。对于孔子出生的鲁国及周边国家大事，如臧武仲不容于鲁国而奔齐;宋向戌、晋赵武弭兵之盟;郑子产不毁乡校所隐含的政治动向。鲁国其他重大事件，如三桓驱逐鲁昭公;阳虎囚季桓子，陪臣执国政;公山弗扰以费畔;阳虎叛变被挫败后，奔齐，又奔宋、晋，也有具体叙述，可见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及“陪臣执国命”之政治危机，这都是对孔子思想、人格和生命的考验。

存在于这种丧乱政局中的孔子家世，自然应该追踪其由宋国贵族流亡到鲁国的世系，但着重关注更为切身的由武士衍化为儒宗的家族近事。《史记》本纪、世家、列传所记人物甚众，而里籍记载最详，即及于乡里者，仅三人:本纪中的汉高祖，世家中的孔子，列传中的老子，均是司马迁二十壮游过其故里之所得。陬邑，乃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叔梁纥为鄹邑大夫。《左传》记载叔梁纥事迹有两次，一是《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孔子父)抉之，以出门者。狄歋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队，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①《春秋左传注》，第973-975页。偪阳是西周春秋东夷小国，地在今山东枣庄市旧峄县南五十里侯孟。在诸侯攻打偪阳城的紧急关头，叔梁纥双手托住守军放下的城门，放攻城的诸侯之师出城，令人联想到《说唐》中托起城门放出十八路反王的洪阔海，尽显一个武士“有力如虎”的风采。此时离孔子出生还有十一年。

二是《左传》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去年围成，回避鲁国孟孺子之师)，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臧纥，即臧武仲。防，在今泗水县西南，是臧纥封邑。)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郰叔纥(孔子父叔梁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孔子父与臧纥之二弟在防，夜送臧纥于旅松，而复还守防。)齐师去之。”②《春秋左传注》，第1029-1031页。此乃孔子父重要战功，发生在孔子出生前四年;与此役相关的臧氏，尤其臧武仲，《史记》列为孔子“数称”者之第一人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186页。，见于《论语》二次。如《宪问篇》子曰:“臧武仲之知”;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胡应麟《史书佔毕》卷六云:先仲尼称圣于鲁者臧纥，后仲尼称圣于鲁者展禽④【明】胡应麟《史书佔毕》卷六，《少室山房集》，广雅书局重刊本。。臧武仲以“圣人”自居，算得上当时一个短小多智的风云人物。再考察《论语·八佾篇》:“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⑤《论语·宪问篇》及《八佾篇》，《四书章句集注》，第151-152页，第65页。鄹邑大夫叔梁纥是以武士战功闻名，而其子孔丘却入周公庙助祭而频繁问礼，非其家学家风也，故有人质疑。

思想家的年谱，应该有思想的现场，思想的对话，思想的脉络，用以求索其思想的发生和行程。甚至应展示其弟子的家族、职业、性格对其思想承传的影响，还包括周围学派之发生、论难、互渗、推移的生态。因而对于吴季札来聘于鲁，请观于周乐而评议《诗三百》，就值得深入剖析。按，《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记载:“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⑥《春秋左传注》，第876页。季札观乐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假若此时季札四十岁左右，那么吴与鲁“始通”之时，他只八岁左右。很可能身处蛮夷之地的季札，在少年时代就对来自鲁地的诗乐文明耳濡目染。这次聘于中原诸国的首站选择鲁，当有圣地观光之概。数年后，晋韩起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感慨“周礼尽在鲁矣”①《春秋左传注》，第1153-1176页;第1226-1227页。，从这些孔子少年时代(八岁、十三岁)发生的历史事件中，铺垫着孔子构建儒学，以诗书礼乐教，以及整理六经之得天独厚的资源。

又比如，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三万吴师从十一月庚午(十八日)到庚辰(二十八日)短短十一日，就以少胜多，奔袭千里之外，攻破一流大国楚国郢都。这是孙武兵法的经典战例。《左传》却只记阖闾、夫概、伍子胥，不记孙武，可见官方记载的官级价值本位取向。而战国《尉缭子·制谈》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②《尉缭子·制谈》。孔子此时四十六岁，尚未为大夫;辨析此事，可知春秋晚期诸子思潮之状况及其在列国竞存上的现实有效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186页。作为思想家年谱，必须注意孔子此类精神维系。因而对老子、蘧伯玉、晏平仲、子产、孟公绰、臧文仲诸人的相关材料，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辨析，是必要的。年谱中揭示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向郯子问东夷部族职官古礼，感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④《春秋左传注》，第1386-1389页。。在三十多岁鲁昭公被逐而鲁乱，孔子遂“之齐”，学舜乐《韶》，如曾巩所云:“《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⑤曾巩:《齐州二堂记》。则在齐国与闻舜乐，可见孔子每到一地都关注其文化遗存。孔子又“之杞”、“之宋”，考察夏商古文献和礼制。这就是《礼记·礼运篇》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微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又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⑥《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15-1417页。从这些思想脉络中可知，孔子是把夏、商、周三代礼制作为互有损益的系统来对待的，在问郯子而探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之秘后，“之齐”、“之杞”、“之宋”，及于舜与夏、商之礼乐。尽管此时没有、或甚少弟子从行，或者从行弟子在《论语》最初编纂时已不在人世，因而对此“三之”少有忆述，但孔子已经产生顺朝代而行，适周问礼的强烈欲望。于是在42岁，即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适周问礼于老聃。这是对古史中大量材料进行史源学、编年学的辨析得出的，又以现代天文学重现二千多年前的日食天象，证明本人考证老、孔参加出殡遇到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511年11月14日上午9点56分前后。这是符合周人上午出殡的礼制，因为周人葬礼之后当日行虞礼，“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⑦《周礼注疏》卷十九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第768页。。

编一部年谱，重中之重是历史编年学的衡定。每一衡定，都应落地生根，甚至可以窥见人物肺腑。比如，孔子观于鲁桓公庙之欹器，应发生于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此时鲁桓公庙犹存，子路在身边，身为鲁司寇的孔子才有“恶有满而不覆者哉”的感慨。他已经预感到政治危机。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应是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讲的话，孔子因弥子瑕而见南子，却依然为卫灵公所冷落，曾发出“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慨。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应是孔子一行厄于陈蔡，绝粮七日，弟子心神浮动时对气节的推崇。孔子一生，唯此时最要讲气节，《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均可提供旁证材料，当是取自七十子忆述材料，编入《论语》已作了润色。这些编年认证，都是缀合多种材料碎片，将孔子及其弟子当作生命存在对待，反复斟酌，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的结果。

对于孔子之言的系年，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如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伐陈，子产献捷于晋，言入陈之功。孔子评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①《春秋左传注》，第1104-1106页。孔子于此引用古《志》评论政治人物，可见其不少思想存在着古老的文献渊源。但此时孔子才五岁，其评议当是多年以后与二三子议论近世列国史及自己追慕的前贤之所发。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灵王自杀于乾谿，孔子评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②《春秋左传注》，第1341页。这也是引古《志》言事，可见仁学思想也有古老的文献渊源。其时孔子二十二岁，当然可以即时发表意见，但从其引古《志》，述仁学的郑重口吻看，恐怕也是后来与二三子的评论，才得以被记录下来。

孔子去鲁而周游列国，穿梭往返，年代极其纷杂。《孔子世家》记鲁定公十三年堕三都，十四年摄相事，年底离开鲁国适卫，十五年居卫十月去卫，月余反。居卫月余，又去卫，过曹，适宋，适郑，至陈。“岁余”，哀公二年，吴王夫差伐陈，赵鞅伐朝歌，蔡迁于吴，吴败越。“居陈三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蔡迁州来。四年夏，鲁桓、僖庙灾。秋，季桓子卒，季康子即位，召冉求。五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被杀，齐景公卒。六年，孔子如叶，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由楚返卫③《史记·孔子世家》，第1917-1928页。。这一段记事，除了哀公六年所记事之外，定公十三年至哀公五年的大多数事件都向后推了一年，如据《左传》，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夫差败越在哀公元年，卫灵公卒在哀公二年，桓、僖庙灾在哀公三年，蔡昭公被杀在哀公四年。

这种一年的年代差也是《史记》中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诸侯《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之间颇为常见。何以会出现此类编年错动?此所谓“孔子居陈三岁”，即陈愍公六年冬，孔子适陈，为一岁;陈愍公七年居陈，为二岁;陈愍公八年秋八月，吴侵陈，孔子离开陈国，此为三岁。所谓“居陈三岁”是按虚岁计算;若按实际岁月，就是在陈“岁余”。这与《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④《礼记·三年问》，《十三经注疏》，第1663页。的算法相似。实际岁月长度是一样的，只是虚算、实算的说法不同而已。因而可以确定，孔子离陈返卫，是在吴侵陈的陈愍公八年秋八月，即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卫灵公卒于半年后的鲁哀公二年四月，因此，“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由于吴师入陈自东来，西面有楚师，故孔子返卫就不可能走西线，而是经由东线进入卫国。此时，公叔氏自鲁反蒲以畔，孔子正逢此事变。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孔子六十六岁，在卫。以实算、虚算相参，即可将孔子列国穿梭之年份加以理顺。

对于孔门重要弟子的生平行状的考证，也是年谱必须做实做细的一个关键。尤其是仲弓、有若、曾参这些与《论语》三次编纂有深刻渊源者。比如有若的生年，《史记》谓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家语》谓有若“少孔子三十六岁”(《史记索隐》引《家语》，则谓“少孔子三十三岁”⑤《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第2216页。)，二者相差七年(或十年)，似乎并无大碍，但这涉及子游、子张、子夏是推举同龄人、还是略长者出来主持儒门的微妙差异，不可不察。《左传》记有若，唯有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三月吴伐我，……(鲁大夫)微虎欲宵攻(吴)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⑥《春秋左传注》，第1648-1649页。此年孔子六十五岁，若从《史记》，有若为二十二岁;若从《孔子家语》，有若为二十九岁(或三十二岁)。《左传》哀公十一年对二十二岁的樊迟，专门交待“须(樊迟之名)也弱”⑦《春秋左传注》，第1659页。，对有若却无如此交待，因而以少孔子三十六岁(或三十三岁)为宜。若如此，在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有若被推举出来主事，重修《论语》之时，为三十九岁(或四十二岁)，正当盛年。主持偌大儒门，年资岂可忽视?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索隐》引《家语》，第2190页。，在孔子既卒时主持《论语》最初编纂，时年四十四，在众多弟子中应在这个年龄段，方能把握全局。对于关键人物的生卒年，需要动用纵横坐标轴进行准确定位，力戒那种习以为常而心无定见的模糊作法。

第二步，是跟踪《论语》产生、传布、定型过程，考察孔子及七十子的历史人生，以及孔子殁后，道统、学统的多维流动和交织融合。年谱对《论语》在公元前479年、前477年，及前436年后的三处编纂，及主要弟子的活动、去向进行编年考察;对战国秦汉《论语》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汉代《论语》三家的传承和思潮、学风的转移;对《论语》在张禹、郑玄手中形成定本的历史脉络，都进行了编年学的描述。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生命，不仅存在于其生前，而且存在于其言行著述在身后被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②《汉书·儒林传》，第3620-3621页。五经博士制度，至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定制。因而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早期博士的文献:(1)文献记载，最早的博士见于鲁国。《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③《史记·循吏列传》，第3101页。此公仪休乃是鲁穆公(公元前407—前377年在位)时人。《盐铁论·相刺》云:“鲁缪公之时，公仪为相，子思、子原为之卿。”④《盐铁论·相刺》，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子思在鲁穆公即位初年，年岁已逾八十，因而公仪休为博士也就只能在鲁元公末年或鲁穆公初年，即公元前407年前后。

(2)中国博士记载，最早见于鲁，其次见于齐，再次见于魏。《说苑·尊贤篇》记载:“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问，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一壶酒，三鲋鱼，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⑤《说苑校证·尊贤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条材料带有小说叙事语气，却也符合淳于髡的滑稽口吻。“博士淳于髡”五字是不作雕饰而说出的，淳于髡是齐威王时的稷下先生。这则记载可以与《史记?滑稽列传》相参:“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瓯窭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⑥《史记·滑稽列传》，第3198页。齐威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56—321年。因此淳于髡的博士，起码比公仪休晚半个世纪。

(3)《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贾山，颍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尝给事颍阴侯为骑。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⑦《汉书·贾邹枚路传》，第2327页。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二十云:“《汉书》:贾山之祖为魏文侯博士。”⑧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二十。这种解释大谬不然。贾山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人，而魏文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45—前396年。贾山祖父贾袪根本不可能与之相隔二百几十年，而且还能指教贾山。《汉书》明明说，贾袪是“魏王时博士”，魏文侯根本没有称王。那么只能是亡国国王魏景湣王(公元前242—225年在位)，距离汉文帝时，已经五十年，正是祖孙相差的岁数。这距离淳于髡时代已是百年。孔子七世孙孔斌(子慎)尝为魏相，八世孙孔鲋(子鱼)也是在魏亡之后，为陈涉博士。从文献提供的线索可知，战国时期的博士，始见于鲁，再见于齐稷下，然后见于承传西河授经遗风的魏，除了稷下文风较杂之外，都是儒风盛行之地。虽然只留下三位博士的记载，那是因为他们本人在政治生活上有作为，或其后人受到关注，因而被记录下来了，实际出现过的博士数量应远不止此数。

(4)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其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这就引发了焚书灾难。博士淳于越是齐人，是稷下学风之遗。当然，秦博士还有叔孙通一类儒生。此时离鲁国有博士，已经近二百年。

可见，“《诗》、《书》、百家语”博士作为“诸侯并争，厚招游学”的产物，至少已在战国时期绵延近二百年。秦灭六国，不久秦亡，博士儒生流落于民间。因而在西汉时还能看到秦博士伏生、叔孙通等。西汉儒学文化主要从这批人开始重建。如《史记·儒林列传》所云:秦博士济南伏生治《尚书》，“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文帝时年九十馀而授晁错，“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①《史记·儒林列传》，第3124-3125页。。

其次，汉承秦制，博士官制度依然存在，文帝时博士官员额据史书记载为七十多人。但博士官除了进行一些私学性质的教授外，主要还是履行议政咨询的职责，国家尚未形成以博士官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制。东方朔《答客难》云:“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以事圣帝。”②《汉书·东方朔传》，第2864页。可见“《诗》、《书》、百家之言”到汉武帝时仍是士人心目中的知识主体，与前代的承袭关系是较为明显。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体制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向武帝建议:“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从此政府设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员，并免除其徭役。在博士弟子之外，还有乡里推荐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的人才，“得受业如弟子”，“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③《史记·儒林列传》，第3119-3120页。。真正的全国性的经学建制始于此时，即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于此不妨以统计法，考察一下记述黄帝到西汉前期的《史记》与记述西汉一代的《汉书》，比较《论语》书名在二者的使用情形。《史记》中，《论语》书名只有二见:(1)《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2226页。(2)《张丞相列传》:“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后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⑤《史记·张丞相列传》，第2688页。

《汉书》情形发生本质性变化，可见《论语》书名者，有二十一卷三十五处，为《史记》的十余倍。除了《昭帝纪》、《宣帝纪》、《平帝纪》之外，《律历志》、《食货志》、《郊祀志》、《艺文志》均有记述。人物传中，《隽疏于薛平彭传》记载，疏广及其兄之子疏受，同时为太子太傅、少傅，“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⑥《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第3039页。。《王贡两龚鲍传》记载:“(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①《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3066页。《匡张孔马传》匡衡上疏曰:“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②《汉书·匡张孔马传》，第3343页。《扬雄传》记载:扬雄“撰(书)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③《汉书·扬雄传》，第3580-3583页。。连班固本人也在《叙传》中讲述伯祖父“(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晏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成帝)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④《汉书·叙传》，第4198页。这里且不述作为《论语》名师重镇的夏侯胜、萧望之、张禹，即已可以看出，汉武以降，宫廷、官僚、儒林均将《论语》作为儒学的至为重要的入门书或敲门砖。

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⑤【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二“经学流传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可见《论语》已有以传入经之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复兴汉学的一些学者也在“十三经”流行之后，格外推崇“七经”，也在“五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只是将汉人“七经”中的《孝经》换作《孟子》。比如戴震打算作《七经小记》，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也。’”⑥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7页。

虽然有“《乐经》亡”之说，但在礼乐文明的体制中，乐却找到了另一发展途径，这就是乐府的出现。1976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乐府钟一枚，可知秦时已设有音乐机构乐府⑦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汉书·礼乐志》云:“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至汉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艺文志》又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⑧《汉书·礼乐志》及《艺文志》，第1043-1045页，第1756页。这些说法来自刘歆《七略》，与刘歆、扬雄切磋学术的桓谭，著《新论》云:“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⑨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参见清严可均辑《全後汉文》卷十五，中华书局版。杜佑《通典·职官典》对此作了概述云:“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⑩【唐】杜佑:《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可见《论语·泰伯篇》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⑪《论语·泰伯篇》，《四书章句集注》，第104-105页。，成为朝廷制度，但“采歌谣，被声乐”⑫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中华书局版。则意味着雅俗互动的诗乐行程。

《论语》从最初启动编纂到终在张禹、郑玄手中成定本，跨越春秋战国秦汉669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及立身修养方式;又从郑玄到朱熹历时千年，再以朱熹集注形式而列入“四书”，在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列为科举必读必遵之典籍，左右了中国士人思想、知识和命运六百年。它先是被模塑，尔后又长期模塑中国人，成为民族必读之经典，这都可以看作人类精神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