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国模

在新的中央专委领导下实现跨越发展
——我的军工生涯（九）

■ 怀国模

中央专委成立8年来确定的重大项目陆续完成，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产生重大影响，对培养人才，调动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起到重大作用。

重新成立中央专委，加强对军、民重大问题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要求。198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1986）69号文件决定国务院各综合部门对国防工业各项业务实行分工管理，使国防科技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实行战略转移，适应国家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促进国防科技工业融入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措施。但由于实行几个综合部门分工管理科研、生产、基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人、财、物等业务工作，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暴露出对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重大方针原则缺乏统筹，管理上多头分散，重大问题的决策不及时、不集中。

面对世界军事变革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海湾战争以后更加认识到加快武器装备发展的紧迫性。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1989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李鹏总理任中央专委主任，姚依林副总理、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为副主任。在第一次专委会前的准备会上我向李鹏总理汇报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情况。李鹏总理在1989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专委会上说：“中央专委是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为了加强国防科研的领导，及时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成立的，在周总理逝世以前一直由他亲自领导，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因为军事工业、军事科研的重大问题需要高层决策，而不是讨论具体问题。具体事情由国防科工委去组织。专委不但对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而且对军民结合的重大问题都要进行讨论和决定。”

新的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到1997年，李鹏总理任专委主任8年期间，共召开了12次会议，讨论决策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规划计划问题。通过专委的讨论，统一认识，统一决策，统一部署，并对确定的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督促检查，每次会议形成纪要，对有关军民结合等重大政策性问题还以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下达文件，通知有关部门和地区执行，对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专委在决策重大项目时，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符合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立足于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二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三是跟踪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过8年的努力，用较少的投入，使专委确定的重点项目陆续完成，取得成果；做到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中央专委成立8年来确定的重大项目陆续完成，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产生重大影响，对培养人才，调动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起到重大作用。实践证明中央专委这种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是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好的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确定以导弹和原子弹为重点；“六五”计划期间，尖端技术以“三抓”（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为重点。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证明，即使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只要方向正确，重点突出，力量集中，措施得当，完全能够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甚至可以跨越某些阶段，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直接进入世界科技前沿。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研制生产现代武器装备，不仅技术日趋复杂，而且投资成倍增加，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所作为，真正办成几件大事，关键在于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邓小平同志概括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有限力量，突出重点才能真正办成几件大事。1982年10月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根据这个思想，1983年中央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在谈到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的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方针时，总结归纳为32个字：“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改造工装，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贯彻这个方针，在编制“七五”计划时，将武器装备的重点研制由“六五”计划的46项，集中到29项，但力量还是过于分散。1990年1月，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在国防科技工业计划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缩短战线和突出重点是个老问题，已经讲了多年。但还是要不断地讲，而且要真正落实，因为这是关系到国防科技工业和我军武器装备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建设、如何调整的大问题。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是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经过实践证明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在编制“八五”计划时，国防科工委经过与各军工部门、各军队使用部门反复研究，确定选择有重大影响的陆、海、空军四项研制项目作为国家重点武器装备研制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在科研力量、研究试验条件建设、新材料和配套设备研制等各方面给予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选择条件，一是武器装备的总体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二是能较大辐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威慑作用；三是对国防科技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于198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专委会讨论批准了四个重点项目，要求工作上严密组织，经费上优先保证，质量上精益求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大力协同确保完成。在以后的年度计划安排中，这四项重点的研制经费达到国防科研总经费的一半。国家计委在技术改造和民口新材料试制方面也给予重点保证。这四项重点装备到“九五”、“十五”均已陆续设计定型，转入生产装备部队，使我军武器装备更新一代，同时提高了国防科技工业的研制和生产水平。实践证明，只有真正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才能办成大事。

对外合作，技术引进，提高科技水平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由冷战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世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军事技术革命迅速兴起，面对新的形势。邓小平同志指示，要抓住时机，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装备，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1990年1月3日，江泽民主席首次来到国防科工委时说：“国防军工对国家有很大贡献，这与以前若干年的积累分不开，现在搞上去仍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但决不排除国际合作，国家要帮助你们创造条件。”1991年3月，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提出：“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出路在于自力更生。同时又应看到，当今科学技术已进入国际化的时代，关起门来干是不行的。我们的胆子应该大一点，把门开得再大一些，大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把引进、消化和创新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的国防科技水平。”

1992年5月，刘华清在听取国防科技工业汇报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军队现代化的核心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现在，国内生产的许多装备，技术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现代化装备需要。这就需要从大战略和长远发展来考虑问题，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结合自己已有的技术，加快发展的速度。单靠自己单独干，发展会慢些。我们引进国外的技术，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研制起点和水平。要把我们研制的项目与引进的技术紧密结合起来，调整我们原有计划，把‘八五’、‘九五’装备科研项目促上去，在技术方面上个新台阶。”

为了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中央决定要加强技术引进工作。开始时，在国防科技工业的部分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中，有一种思想情绪，认为拿钱去买技术，去买装备，不如把钱用来自己搞研制发展自己的技术。刘华清对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反复做思想工作，说：现在要靠自己的能力，靠现有的基础，达到世界现代武器装备的水平，很不容易，一是投资不够，二是时间花的长；引进技术与国内消化，与发展自己的武器装备是一致的、紧密联系的。引进的基本目的是为 了提高国内的科技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是为了尽快拿出自己的产品来。动员大家要统一认识，顾全大局，齐心协力来办好这件事。

为了推动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刘华清亲自担任中俄军技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从1992年到1997年共召开过6次会议，其中3次在北京、3次在莫斯科。我参加了其中的4次会议（2次跟随刘华清去莫斯科，2次在北京）。确定了在航空、航天、兵器、造船、电子等方面的合作项目，为了具体规划、合同谈判和组织实施，国防科工委在综合计划部专门设立中俄军技合作局。

对俄合作涉及到航空、航天、兵器、造船、电子等各个领域，其中最大的项目是苏-27飞机的生产专利和生产线引进。1993年2月，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抓住时机从俄引进新武器技术，要抓重点不能撒胡椒面，下决心引进苏-27飞机的设计、工艺和部分生产线。要求抓紧谈判，年底把合同定下来。1993年6月，中俄第二次混委会两国政府就确定这个合作项目，但具体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时间，没有进展。主要是双方对合作方式、转让技术和生产线的建设深度谈不拢。1994年8月，刘华清副主席责成我与航空工业总公司朱育理总经理、空军林虎副司令员率代表团到莫斯科，经过半个月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以合理的价格签订了关于引进苏-27飞机生产技术建设生产线的框架协议。俄政府总理绍欣接见代表团，肯定了谈判协议的内容。回国后的当天就向刘华清作了汇报，他对谈判成果表示满意，并交代下一步要抓紧落实，一天也不能拖。以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工业总公司与俄方进行了详细谈判，我和朱育理于1996年3月、11月又两次到莫斯科商谈具体合同的签订。

苏-27飞机是第三代歼击机，与国内生产第二代飞机的生产工艺有很大不同，飞机总装、制造以及配套设备、原材料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根据当时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的原则是充分利用原有基础、针对缺门和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在合同完全签订以前，为了争取时间就着手进行规划和建设项目审批工作。1996年5月、1997年5月我和科工委机关同志与航空工业总公司一起，到飞机厂、发动机厂、飞机设计研究所、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和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辅机厂、所调研，确定改造项目、检查落实改造措施和生产进度。这是航空工业自五十年代建立以来的一次较大规模技术改造，是难得的机遇。1998年12月29日到沈阳飞机厂参观了用国外散件组装的首架苏-27飞机首飞。2002年9月，我再次到沈飞看到首批由国内生产的两架苏-27飞机成功试飞，标志着我国歼击机生产跨入第三代，感到无比欣慰。

决策载人航天工程，步入世界航天大国行列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于1992年，至今20年间先后完成了工程方案设计、初样研制和正样研制阶段的工作，成功发射了9艘飞船、1个目标飞行器，4次把航天员送上太空，成功进行了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和航天员驻留，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基础技术的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载人航天体系。这里主要记述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过程，彰显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航天人不断进取，敢于攀登科技高峰的伟大创造精神。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航天事业发展较快，卫星进入了应用阶段，发射亚星、澳星相继成功。我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航天技术必须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发展载人航天对于调动航天科技骨干力量，培养和锻炼队伍，凝聚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带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对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经过了领导与专家结合，充分论证，听取各方面意见，实行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在项目提出的最初阶段，对其效益和作用，各方面尚有不同认识。在1991年6月的第四次专委会上，听取了“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屠善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意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和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分别汇报了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的意见，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李鹏总理说：“鉴于载人航天是一个大的工程，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把目的性搞清楚，还要估算需要多少经费，能不能用较少的代价搞这件事？同时要从政治上、国家经济条件的可能、保持航天技术发展和保留航天科技队伍和意义上，综合考虑，经过可行性研究，再提交专委会讨论决策。”

1992年1月8日，专委第五次会议再次讨论了我国是否发展载人航天问题。决定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由国防科工委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按照专委会议的要求，国防科工委随后组织成立了载人飞船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学院、试验基地等有关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200多人，深入进行了半年的论证工作。我向丁衡高主任建议，为了更好地进行论证工作，可借鉴国内大型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经验。他委托我专门拜访了钱正英同志，请他到国防科工委介绍三峡水电站论证的做法和经验。

1992年8月11日，第七次专委会听取了论证组的汇报并审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总体技术方案，会后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请批准载人飞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为了表示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李鹏总理要求每个委员都要对会议纪要表示意见并签名。会后整理的会议纪要和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报告，15位专委成员都表示同意并签字。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江泽民主席强调，要下决心搞载人航天，这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都有重要意义。载人航天是综合国力的标志；要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可以说，这个工程项目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爱，寄予殷切的希望。

作为载人飞船工程，在总体之下分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7个系统。是我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航天工程。中央决定对工程实施专项管理，设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负责工程总体设计，产品研制、试验、以及配套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组织、计划、经费管理，协调各系统、各部门工作的有序进行。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基地、工厂直接参加了工程的研制试验，近3000个单位参加协作配套。

专项管理模式的成功运用，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特点和经验。应当说，工程的专项管理模式是植根于我国国情和工程本身特点的。就工程本身的复杂性和高可靠性、高安全性要求，决定了不能采取一般科技项目的管理办法，需要采用专项管理。

这项工程专项管理的主要点，可以归纳和概括为：首先它继承了过去我国组织航天系统工程一贯采用的行政指挥和技术指挥两条线的管理办法，并且更加强化了行政指挥线的决策和管理功能，建立了总指挥、总设计师联席会议制度和专项管理办公室。两条指挥线从工程顶层总体工作贯穿到每一个系统以至分系统、部件的研制、生产组织中；二是专项管理的组织把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研制、生产、试验的研究所、生产厂、院校，以至于基地等部门和单位都统一组织起来，打破了现行部门狭小封闭的管理方式。任务延伸到什么地方，管理就到达什么地方，不留死角，形成一个以任务为中心的有机的协调、调度网；三是把技术工作、计划工作和条件保障三者集中于专项办公室统一管理和安排，克服了传统管理模式中三者结合不紧密甚至脱节的现象。这样形成的一个专项管理的立体网，是横宽纵短、层次分明的，它能保证管理横到边，纵到底，责任明确。

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项管理模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概括起来，一是高效率，二是高效益。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分步走的目标。在写作本书时，2012年6月24日又成功实现了神舟9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并于6月29日顺利返回地球。我没有直接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的组织实施，但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2002年12月我应邀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神舟4号发射试验。其他几次试验我都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参观，每次发射成功都为航天人和试验部队官兵感到兴奋和自豪。2012年7月我到哈尔滨参加航天元器件座谈会，趁便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强文义陪同我参观宇航研究所，看到他们为空间对接做了大量模拟试验，现在正在为下一步空间试验室做预先试验工作。可见任何一项试验的成功都建立在大量的预先研究工作基础之上，成绩来之不易。

我国载人航天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具有很强创造力的民族。我国航天人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队伍，这种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面对未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将继续谱写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太空的新篇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