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融到陶渊明:魏晋名士放诞的轨迹
2014-03-13王晓晴
语文学刊 2014年4期
○王晓晴
(常熟理工学院 中 文系,江苏 常熟 215500)
东汉末年,我国的士人渐渐开始了“自觉”的进程,由群体自觉而个体自觉。个体自觉的第一个阶段是以比较反常的方式出现的,这可以孔融为代表。其后人们不断地探索着自觉的道路,至陶渊明而告一段落(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中间隐约有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演变轨迹,我们觉得探寻其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魏晋名士们的思想与行为的演变过程,而其表现个性张扬的表征则是怪诞。
一、孔融创其始
汉末崇尚名节蔚然成风,不仅产生了大量名不副实的现象,即国家社会个体缺乏道德自我同一性的流弊,而且也形成了普遍标新立异的现象,即国家社会个体一致追求特立独行超迈他人的个性表现。余英时先生说过:“论魏晋之际士大夫与其思想之变迁者,固不可不注意士之群体自觉,而其尤重要者则为个体之自觉,以其与新思潮之兴起最直接相关故也。”
孔融在这方面较突出。《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孔文举十岁见李膺时,便以“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这样的奇异言论受到追捧,使宾客对其刮目相看,并且在应对太中大夫陈韪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轻蔑时,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使陈韪很是尴尬,更是得到褒奖。孔融此类表现,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礼教的叛逆,然而这种行为还因此得到神童的美誉,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个性自觉解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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