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存山

今年参加汤先生大著《瞩目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出版发行会，我见在此书的扉页中有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题词“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还有著名书法家王之鏻先生的题词“光前裕后”。饶先生的题词彰显了编纂《儒藏》的重要意义和汤先生的学术品格，而我更从王先生所题“光前裕后”体认到汤先生在北大的学术传承乃至中国文化的学术传承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级的学生，在读本科期间，无缘听汤先生的课；等上了研究生，才有幸聆听汤先生的教诲。当时，汤先生在上课之前都备有油印的讲义，听课者每人一份。我记得在讲义中以引述的史料居多，这样在汤先生讲课时就省去了不少写板书的时间。我曾说，汤先生的讲义在学生中所起的作用如同后来电脑的PPT文件，给学生很大的方便；当然，它们更是汤先生大著的初稿，以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史》应就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我读研期间，汤先生已多次出国访问。在北大的几位老先生中，汤先生是“文革”之后走出国门最早、与海外学术接触最多的。汤先生曾说，他真正的哲学研究是从80年代才开始。他的学术成就的确是得益于“文革”之后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时哲学界开始突破把哲学史视为“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条，汤先生在1981年率先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以后他又把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成为当时哲学论文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