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引《诗》

2014-03-13郭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名作欣赏 2014年35期

⊙郭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论《孟子》引《诗》

⊙郭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孟子》一书约三十七处引用了《诗》中的语句，从《诗》的功用、孟子本人对于《诗》的态度和用诗原则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孟子》贯通的思想以及孟子本人所倡导的主张，很多都与《诗》的精神趋向一致。本文在前人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通过具体诗例的分析透视孟子提倡儒家诗教的依据所在。

《孟子》《诗》用《诗》儒家教义

有关《孟子》与《诗》之间关系的研究，前人多有论述。有的探求二者之间发生关联的原因，如王浩《论孟子引诗的特点及成因》一文，探讨了孟子引诗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着重指出，“就引诗方式而言，‘以史说诗’是其显著的特点”，并且认为，“这与孟子的‘法先王’思想、‘迹熄诗亡’诗学观念以及‘权’的思想有关，亦是向国君谲谏的一种手段”，《孟子》引《诗》目的在于为“我”所用。王英娜在《〈孟子〉“引诗”中“仁政”思想探析》一文中也指出，“引诗”是智者传达思想的重要方式。而徐桂秋《从孟子用诗看先秦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一文，则从儒家文化传承的角度考察，指出“孟子用诗,主要是将《诗经》作为政治文本和思想文本使用,是在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构建儒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努力”。王瑜《论〈孟子〉引〈诗〉》一文,则站在宏观的角度，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并且详细讨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从《诗》的功用、孟子本人对于《诗》的态度和用《诗》原则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孟子》贯通的思想以及孟子本人所倡导的主张，很多都与《诗》的精神趋向一致。本文在前人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具体诗例的分析，透视孟子提倡儒家诗教的依据所在。

一、《诗》的沿用

春秋战国时期国事纷杂的社会特点,使得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聘问、出使等这样的外交活动络绎不绝,所以外交言辞就显得尤为重要。《诗》以其固有的庄严性、神圣性和诗歌本身独有的含蓄、委婉性,再加上变风、变雅怨刺讽谏之功用,不仅被卿士、士大夫作为劝谏、应对统治者时的论说依据,更是成为行事外交辞令的一个重要手段。春秋末年,儒学兴起,儒家的“以诗为教”就是其重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此时，对《诗》的解读最早体现于《论语》中孔子“以诗为教”的思想。以后经过孟子、荀子的传承与发展，《诗》所阐发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明显。

二、孟子的用诗原则：“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孔子论《诗》主应用，盖春秋之时，朝聘会盟，赋诗言志，在当时有重大的实用意义，到了孟子时代，朝聘会盟之礼久废，赋诗之事也已经失去了在外交上的使用价值。《史记·孟轲列传》中曾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以看出《孟子》秉承了先秦儒家的话语系统。孟子论《诗》，好言体会。《孟子》对《诗》的诠释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这两条原则在《孟子》中有明确的提出：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孟子·万章章句下》）

孟子所谓与古人结交，实际就是学习古人优秀的东西为己所用，他提出“知人论世”的主张，也就是把对人的观察和理解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糜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②（《孟子·万章章句上》）

这段话中引用了《诗经·小雅·北山》和《诗经·大雅》中的句子来阐发“以意逆志”的内涵。意思是：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自己的意思迎合作者之志，才可以得知作者写作的真意图。孟子始言以意逆志，以百年后之意求得百年前之志，其运用更进一步。孟子对公孙丑解释《凯风》和《小弁》两诗之意时，说道：“《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这可以说是孟子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以意逆志”的观点治《诗》的具体例证。

三、“法先王”思想：贯彻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三说“∶孟子引诗者三十,论诗者四。”③又自注另有三篇为他人所引。《孟子》全书合共涉及《诗》三十七篇次,包括逸诗一篇。孟子对《诗》的引用，集中体现在孟子行仁政、行王道的主张上。齐宣王与孟子讨论“为王”之事，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此处借用《大雅·思齐》中的句子阐发为王之法。就像通过教诲自己妻子和族内兄弟以此来统御全国那样，称王也应以这样的心思来治己治人。孟子认为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达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可以说，这一章是孟子谈仁政、论王道的重要言论，而孟子这样畅谈自己的主张与君主的容纳是有很大关系的，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因此，在他当政时期，齐国政府所设立的稷下之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到这里讲学的各国学者达到了千人，孟子大致就是在此时来的，并提出了他的这一重要言论。齐宣王还曾问明堂毁否之事，孟子借机讲起了自己的主张，孟子先提出了先王的作为“，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施仁政，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独’”⑤。此处诗句引自《小雅·正月》，意思是说富人还过得去呀，可怜了无依无靠的孤寡，孟子借文王行仁政之举来向宣王阐明自己的主张。孟子所要求的“法”并不是先王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而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他自己构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仁政。孟子正是用以古为鉴的思维模式和自己的理解让儒家的道德观念成为了先王的道德观念，仁政也庄严地涂上了先王的色彩。这样的举动，让儒家教义传播更为广泛，也变得更加神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⑥（《孟子·离娄章句下》）

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孟子认为，《诗》和《春秋》的大义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王者之迹”的产物，这正是应合了孟子在书中所贯穿的思想，说明其取用《诗》之意也在于秉承孔子以来提倡的儒家传统教义。

孟子在与弟子陈代的对话中推举《诗》的礼思想。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之一见，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⑦（《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在这里，孟子以孔子赞美虞人做法的言论言明自己是不会去见诸侯的。并引《诗》进行阐发。

《小雅·车攻》是一首以周宣王田猎为题材的颂歌，“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意思是说不失规范地奔驰，一箭发出就射中。“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对此前人有发论者，或曰：“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而杨时反驳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⑧承其说，孟子认为，自己如果不行正道，也就不能匡正他人。如果一开始就在礼仪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又怎能达到进言之效用？

可见，孟子引《诗》是着意于构建儒家教义的话语权力。这是孟子作为儒家传统承袭者自觉的实践，也是作为战国士人自身睿智与话语权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