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基

岁月寻踪

宋代“明教大师”契嵩

廖永基

契嵩（1007—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藤州镡津县宁风乡（今梧州市藤县太平镇）人。北宋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高僧、文学大家，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突出的贡献。

云游求学

李仲灵七岁时，父亲去世后，其母亲遵照丈夫遗嘱送他到县东（今藤县城东山）的广法寺当小沙弥。十三岁时，他剃度为僧，十四岁受具足戒，法号契嵩。

十九岁时，契嵩决心云游四方。临行前，契嵩上了当地的狮山，拜访在观音峰结精庐修炼的道姑姚精严，与姚道姑数日长谈，聆听教诲。

狮山突兀而起鹤立群山，林木茂盛，怪石嶙峋。狮山的观音峰似抚膝静坐的观音菩萨，山下丘陵环拱，状如莲花。

有一天，契嵩突然听到山腰的池塘之间，传来数声浑厚如洪钟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觉得十分奇怪，环顾附近并没有大钟，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契嵩百思不解，大为惊异，便问姚道姑：“这是什么声音？”

姚道姑听后，很严肃地缓缓回答说：“这是龙吟，能听到龙吟的人,今后必定有吉祥腾飞的瑞相，你今后必有好运。”

“你快走吧！”姚道姑念偈语启迪契嵩。契嵩禅心一悟，更坚定了游方学道之志。他身披袈裟，手持戒具，走出广西向东而行。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游方生涯。

衡山自隋代以来一直是佛教圣地。契嵩在衡山，与隐士高阆、韩旷论诸子百家，向神鼎山寺的高僧临济宗洪湮禅师求道，洪湮对徒弟的悟性要求甚严，第二天晚上用偈语考验契嵩，契嵩茫然没能领悟，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再次走上寻师学法之路。

契嵩到达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拜寺中云门宗晓聪禅师为师，潜心攻读佛学经典，参禅悟道。

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契嵩觉得，要学好佛学，必须掌握好深厚的儒学功底。于是，契嵩从豫章西山欧阳昉家中，借其所藏之书于奉圣院苦读。为日后阐明儒佛相辅相成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力战群雄

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契嵩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摩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以前称二十四祖是错误的。他决心将其考证清楚，使宗、祖能够正名分。

契嵩的二十八祖说出来后，引起天台宗的强烈反对。契嵩与他们辩论，寸步不让。契嵩“博引圣贤经论，古人集录为证”，写成《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总结佛教的宗派源流情况。他的《教外别传》，强调禅为教外别传自立一说，反对当时公认的论说，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成为禅宗祖系传承的定论载入史册，对后世讲述禅宗史意义深远。

北宋时期，欧阳修重举韩愈古文革新运动的大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过韩、柳时代。欧阳修于仁宗庆历初，撰《本论》三篇，对韩愈《论佛骨表》、《原道》、《原性》等所述的观点大加发挥，他认为儒家的礼义才是治国之本。

契嵩对当时的排佛浪潮非常不满，对佛教的前途十分担忧。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排佛言论，契嵩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契嵩认为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倡导的“五常仁义”、“忠君爱国”思想实质是一样的，二者“异号而一体”。他利用南朝刘宋文帝与大臣何尚之的话说明，佛教是希望人人向善的，如果真能做到，则天子可“垂拱坐太平矣。”他还针对反佛派指责佛教不讲孝道的言论，提出了“孝为戒先”。 “孝为戒先”的命题，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

契嵩借佛学之观点，阐述儒学之精义，而未失其佛家立场，积极向“五常仁义”、“忠君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北宋儒学靠拢，使之更符合世俗之口味。但他并不像宋代理学家那样鼓吹愚忠愚孝，他不再把佛教看成是凌驾于儒家之上的一种宗教，他甚至不认为佛与儒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

契嵩深知，一般的讲经说法和唇舌之争不能扭转危局，必须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建树，方能对内统一僧众思想，对外与排佛的士大夫抗衡。契嵩用几年时间写出了《辅教编》（上、中、下）、《原教》、《劝书》、《广原教》、《孝论》等文章，对欧阳修《本论》予以批驳。

《辅教编》一出现，便被“吴人模印”，很快在东南一带传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上排佛势力读了他的文章，深为其理论和古文功底所折服。排佛之风，暂时被压了下去。

不久，观察使李瑾读了契嵩的书，十分赞赏，于是上奏朝廷，褒赐他一套“紫方袍”。

上书天子

为扩大影响，契嵩不满足著书立说，更不愿意与南方俗、僧长期纠缠。他要依靠皇帝的力量，将自己的书颁布天下。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契嵩携带自编的书籍，到京师开封游说，通过开封府尹龙图阁学士王仲义，将《辅教编》、《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上奏朝廷。接着，契嵩赶在仁宗皇帝还没有收到书之前，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希望仁宗皇帝力救佛教。他在万言书中说：“某尝以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为善者甚惑。然此以关陛下政化，不力救，则其道与教化失。故山中尝窃书以喻世。”

仁宗皇帝没有立刻回答契嵩。不久，契嵩再上书一封。

仁宗皇帝收到契嵩的书，当读到“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的时候，龙颜大悦，赞叹良久，下诏将书交付传法院，编入国家图书馆收藏，以示褒宠。同时，仁宗皇帝还赐给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契嵩为了表示谦逊，两次上表辞谢所赐称号，仁宗皇帝不准。

自此，契嵩的声望大为提高，他的名字立刻传遍了京师。一位默默无闻的山中沙门，一跃成为深受朝野推崇和人们钦羡的一代高僧。

契嵩过去久居山中，不了解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尤其不知道其为人和脾性。如果仁宗皇帝是一位喜怒无常的君主，又偏听欧阳修等大臣的排佛言论，那么，无论契嵩这封信如何字斟句酌，委婉陈情，也会难免一死，这一点，契嵩是早有准备的。他这种勇敢的举动，在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然而契嵩这一招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仁宗皇帝的赏识，坚定了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

仁宗皇帝既然表了态，宰相韩琦以下的大臣就不必说了。大臣们想留下这位名人，请他在京师的悯贤寺当住持。契嵩丝毫不贪恋京师的荣华富贵，谢绝了朝廷士大夫的再三挽留。契嵩挽救佛教的心愿实现了，于是告别开封，回到杭州灵隠寺。自此之后，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灵隐寺成为禅宗圣地。

握手言欢

在向仁宗皇帝上书的同时，契嵩通过关景仁主簿等，接连向宰相韩琦、富弼、田况、曾公亮、欧阳修等以及其他朝廷重臣赠书写信，力荐自己的著作。他给韩琦写的信就有四封之多。韩琦收到书后，抽空在朝堂读起来，读完后又传给欧阳修。欧阳修当时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反对佛教是为了维护儒教的纯洁性，并认为当时的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欧阳修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一生所轻贱的沙门中，也有古文写得如此之好的高手。欧阳修一口气读完契嵩的书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韩琦说：“不意僧中有此郎耶！黎明当一识之。”

有人立刻把欧阳修的想法传给契嵩，契嵩听后十分高兴。天刚亮，契嵩便主动前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很热情地接见他，他们一见如故，并“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赡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振寰宇”。两人没有再进行理论交锋。这次会面后，欧阳修排佛之心悄然熄灭，没有再写反佛的文章，晚年还自号“六一居士”。

此后，其他士大夫都争相传诵契嵩的文章，既喜爱他的文采，又佩服他善于辩论，于是纷纷前来与之结交。排佛的人渐渐停止了对佛教的攻击，后来的士大夫甚至对佛教极为爱好。

著书立说

契嵩晚年曾被时任杭州太守的蔡襄，延至佛日山净慧禅院当住持，海内外的佛教信徒，争相来此求法，人称契嵩为“佛日禅师”。数年后，契嵩又返回灵隐寺。一直在灵隐寺著书立说。

契嵩的文章长于思辩，气势宏大。契嵩擅长写论说文，除《辅教编》、《非韩》二文外，还有《皇极论》、《中庸解》、《论原》以及其他杂著。其中《论原》三篇设四十个专题，专题中对礼乐、刑法、君子、道德、治心等被儒家经常讨论的重大课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契嵩自己的儒学根底深厚，加之他“古今内外之书，无所不读”，所以能对这些论题进行新的诠释，最后将各家学说引导到“无为寂默”的佛家之道。

契嵩也很擅长表、状、叙跋等文体。特别是他的诗歌造诣颇高。怀悟说他的诗“虽不甚丰浓华丽，而其风调高古雅淡，至其写志舒怀，有迈世凌云之风，亦可见其人也。” 契嵩现存于《镡津文集》中有诗二卷，存诗八十多首。

契嵩一生所著的书，有《禅宗定祖图》等共一百多卷，六十多万字，到南宋初已经散失一半。只有《镡津文集》十九卷流传至今。《镡津文集》南宋初单独刊传于世，历代对此书评价很高。明洪武年间《镡津集重刊疏》曰：“古今僧中之为文者多，而未尝有出其右者，所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清道光举人，藤县籍广西著名诗人苏时学作诗云：“峤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意思是说，广西自唐至清有专集流传者，只有唐代曹邺、曹唐及宋代高僧契嵩三人而已。

此外，契嵩作为禅门高僧，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即对六祖惠能的《坛经》进行校订。契嵩的《坛经赞》一文，很有影响。

坐化西去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初四早晨，契嵩禅师召集众僧前来，他说：“后夜月初明，吾今喜独行；不学大梅老，贪闻鼯鼠声。”言毕，在法座上盘膝而坐，闭目进入禅定，众僧在四周护持。午夜时分，契嵩涅槃示寂，安然坐化西去，世寿六十六，僧腊五十三。

是月八日，众僧按照佛家的丧葬规矩，将契嵩的遗体进行火化。大家惊奇地发现，六根不坏者三，顶骨及手常持的木数珠亦烧不坏。顶骨结出许多舍利子，红白相间，晶莹剔透，其中状若大菽者三粒。舍利子是佛家难得的宝物，因害怕出差错，众僧们再以烈火重煅遗物，但愈煅愈坚。

消息传出，杭州民众惊骇不已，纷纷前来向契嵩的遗物顶礼膜拜，一时人山人海。直到下月初四，僧徒们才将烧不坏的遗物合在一起，建塔葬于永安院的左侧。苏东坡当时在杭州任通判，是契嵩生前好友，契嵩圆寂时，苏东坡亲见契嵩做佛事坐化。

思想贡献

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大贡献，几乎所有中国佛教通史、两宋佛教断代史、中国佛学经典著作要览等，都对契嵩的思想专门论述并给予充分肯定。《中国历代高僧》一书，把契嵩列为六十位高僧之一。

契嵩认为： “儒佛二圣人之道，断天下之疑。”说明儒佛分工虽然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不可或缺。

契嵩这一思想，对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嵩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捍卫佛教利益，北宋中期以后，儒佛之间的矛盾不仅大为缓和，而且加速融合，最终形成程朱理学。

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