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鹏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万州404020)

清代整理研究《后汉书》成就概述

杜高鹏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万州404020)

清代是《后汉书》研究的总结集成时期，成果突出。其研究领域广泛，投身学者众多，引用材料详实，运用方法科学，既注重考据，又有史意阐发，在《后汉书》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代；考据学；《后汉书》

《后汉书》自唐代后就代替《东观汉记》跻身“前四史”之列，对《后汉书》的研究代不乏人，成果颇丰。清代学者一改宋明空谈心性之弊病，走向经世致用和实证考据的道路。而《后汉书》表、志未立，版本流传中出现的错误，清代的民族矛盾，边疆危机，再加上西学的影响，清代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以往学术不重视的领域，使得清代学者对《后汉书》研究空前繁荣，成果颇丰。但关于清代学者整理研究《后汉书》成果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略显单薄和“支离”，有必要对清人研究《后汉书》的成果做整体梳理。

一 清代三大史学家对《后汉书》的研究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三部史学名著，分别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且三人同是江苏人，乾嘉及后世学者亦多尊他们为“通儒”。“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但每一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1]3。虽然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后汉书》的著作，但是关于《后汉书》的研究成果却丝毫不亚于同一时期的专著。

(一)王鸣盛的研究

《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的代表著作，每一条考订都有一个题目，各条字数不等，少则几句话，多则等同于一篇小论文。《十七史商榷》从二十九卷至三十八卷考证《后汉书》。王鸣盛对《后汉书》的研究“重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2]792对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彪《续汉志》的结合以及刘昭、李质的注进行了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其中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如袁宏《后汉纪》、熊方《后汉书年表》等。他关于《后汉书》的研究也得到了当时及后人的认可，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及后世许多著作，引用《十七史商榷·后汉书》之考证。

(二)赵翼的研究

赵翼关于《后汉书》之研究主要在《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里。赵翼以《廿二史札记》自比顾亭林之《日知录》，其治学实以顾氏为楷模，顾氏尝以采山之铜喻《日知录》之取材，赵翼之撰《廿二史札记》，可谓得其精髓。《廿二史札记》卷四和卷五考证《后汉书》。内容涉及《后汉书》之编次、内容之疏漏、东汉诸帝下诏之习惯、祭祀、外戚专权、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宦官等众多方面，其中许多见解独特而很有见地。

赵翼另一部关于《后汉书》研究的著作是《陔余丛考》。其内容主要可分为经义、史考与琐闻三类，虽然其中大多被剪入《廿二史札记》，但余留的部分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历来被史学界所推崇。赵翼此书不仅考订史法、考证史实、还有对社会风俗的考论。

(三)钱大昕的研究

钱大昕的《后汉书》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其考史名著《廿二史考异》和《三史拾遗》最为集中，其他的成果则分散在《十驾斋养新录》《养心余录》《潜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记钞》《恒言录》《地名考异》等著作中。钱大昕对《后汉书》的研究涉及语言、版本、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等方面，在考证方法方面他灵活运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证、以及避讳等方法，这些考据的方法极具科学性，除此之外，他还对历代关于《后汉书》研究的成果以及得失做了评价。

二 清人对《后汉书》的补订

《史记》《汉书》皆谨于年表，而范晔《后汉书》仅有纪传，而《表》《志》未立，萧梁时刘昭补注旧志，不及《表》。“表也者，标也，标明其义类，使纲举而目张”[3]252。梁启超又言“《表》、《志》作为史书之筋干”[4]312，可见史《表》《志》对研究史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清人补《后汉书年表》

史《表》体例久废，历代学人无论是旧《表》研究或新《表》制作的水平都显得疏陋单薄。明清之际的学者重视历史研究，他们从读史撰史的切身体验中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补作史《表》的重要性，后人有感于此，陆续写了许多补《表》之作。

宋熊方的补《表》后经清钱大昕、卢文弨、钱大昭的校勘，开始刊行。清代关于《后汉书》年表补订的著作流于世的有：诸以敦撰《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五卷、《同姓王候表》一卷、《异姓王候表》一卷、《百官表》三卷，万斯同撰有《东汉诸帝统系图》《东汉诸帝统系表》《东汉诸王世表》《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东汉将相大臣年表》《东汉九卿年表》各一卷。钱大昭《补后汉书年表》八卷，华湛恩著有《后汉三公年表》一卷，黄大华的《东汉皇子王世系表》《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三公年表》，练恕的《后汉书公卿表》。清代学者补《后汉书年表》，博采慎取，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凡山经、地志、金石、子集之有于是书者，罔不网罗缀辑”[3]251-252，故其所补内容多于熊方之表，六家补表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极具史学价值。

(二)清人补《后汉书·艺文志》

司马彪八《志》中没有《艺文志》，使“东京诸儒撰述泯焉无闻”[5]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对《后汉书·艺文志》进行了补缺，史书记载共有八家，而现存只有五家，其中包括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两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一卷，考十卷。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体例沿习了《隋书·经籍志》，依次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共计收录图书381种。侯康、顾櫰三、姚振宗、曾朴四家补《艺文志》，“乐类”和“小学类”，都在列，而《补续汉书艺文志》多“孟子类”和“尔雅类”，将“小学类”归入经部的“经解类”，而且子部没有细分类别。由于历代久远，“不登上古之书者，依刘知几之说，断代为史，不当载古人……东汉时古书之存亡，亦非几千年以下所能审知也”[5]，所以清代补《后汉书·艺文志》具有极高的价值。

三 清人对《后汉书》的考证与校注

清代对《后汉书》的研究除钱、王、赵三家，以及补《表》《艺文志》之外的著作都归入此类。由于内容繁多，在这里做一简要梳理，并就别人还未研究，但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做一解读。

(一)校勘《后汉书》的专著

惠栋《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初名《训纂》后改为《补注》，他认为前代注《后汉书》舛误遗漏，所以集八家《后汉书》来对刘昭、李贤两家注补之。稍后侯康《后汉书补注续》一卷意在补惠栋之遗漏，侯康认为惠栋对于选取材料过严而出现遗漏，他博采诸类书之文，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体例以补惠栋之书，此后又有沈铭彝《后汉书注又补》一卷纠惠栋之书错误百余条。

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收集八家《后汉书》进行比较优劣，其中司马彪《续汉书》四卷，虽然饱受四库馆臣“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6]之评价，但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改变了过去就一人一书辑佚之先例，具有开创性。

周寿昌《后汉书补正》八卷，主要校订李贤《后汉书》注之失误，同时对惠栋《后汉书补注》亦做补考与订正，还间其他各家注疏之谬误共二百多条，后由李慈铭、朱一新等人勘定成书。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体例依《后汉书》的《纪》《传》《志》原书卷次为纲，先列出《纪》《传》《志》题目，子题下再引所考原文条目。钱大昭对《后汉书》及其《注》进行比较系统的校勘，对文字、内容、典章、职官、舆地、氏族沿革等重要方面进行了考订、疏通和辨析。钱大昭还对《后汉书》的目录也进行了辨疑，也体现出了他治史的细密。

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是鉴于李贤等注《后汉书》杂出众手。纯驳互见，详略不同，失于统贯，于是广为搜集群书资料，凡四易其稿撰成是书，专门纠前代注疏琐碎无贯之病，主要考订名物、正讹补缺、疏通事理，对舆地内容疏证甚祥，足以纠《续汉书·地理志》注释疏谬，与惠栋之书各有千秋，为世并重。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是清代《后汉书》研究之集大成者，全书一百二十卷，他把李贤《后汉书》注和惠栋《后汉书补注》合并，以惠氏之书为构架旁证前代各家之书，对历代研究《后汉书》的成果做了全面的梳理，王先谦死前未能完成此书，其弟子黄山又做三十篇，同时得到柳从辰等人协助，最后成书。

杭世骏《后汉书蒙拾》两卷，对《后汉书》中记载的语词、典故、典章制度安原书顺序作出解释，成为集考证与撰述于一体的著作。此外还有：何若瑶《后汉书注考证》、林茂春《后汉书拾遗》、吴寿旸《后汉书校注》、王念孙《读后汉书杂志》、李澄宇《续后汉书蠡述》、陈景云《两汉订误》、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等。

(二)专篇、专题研究

1.《续汉书》八《志》的研究

卢文弨《续汉书志注》一卷，对《续汉书》八《志》以及刘昭注文加以注释，疏证和刊误并纠正了后世刊刻中的讹误。除此之外还有：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一卷、沈家本《续汉书八志注所引书目》等。

钱塘《续汉书律历志补注》是给司马彪《续汉书志》中《律历志》作补注。钱塘在文字、律吕推步方面有极高的造诣。钱大昕父亲钱桂发称“独称族孙塘可与古道”，《续汉书律历志补注》现已不存，只能在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中看到为他写的序。卢文弨给予《续汉书律历志补注》很高评价，认为钱塘在律吕推步方面比钱大昕有过之而无不及。

2.民族、舆地、朔闰、职方、令长等专题研究

张骥《后汉华佗传补注》、刘庠《后汉郡国职方表》、吴廷燮《汉季方镇年表》、雷浚《学古堂日记·后汉匈奴表》、丁谦《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徐召桢《后汉书朔闰考》五卷，卷一到四为朔闰考，卷五为附录《三统术》。周明泰做《后汉县邑省併考》一卷，因光武中兴，省并天下，其中县、邑、道、侯国四百多所，但因往往与前汉同一郡国，而疆域大小不同，于是周明泰做《后汉县邑省倂考》。

钱大昭《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汉代“令”“长”制度极其重要，东汉沿革西汉制度，并有所变化，据钱大昭考察：“《汉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由于《汉书》的《纪》《传》中记载的“令”“长”比较少，而《后汉书》中则更少，钱大昭除文献资料之外，还参考碑碣出土文物资料进行论证和补遗。

3.著作中涉及《后汉书》研究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中《后汉书札记》有七卷，他对历代正史，尤《后汉书》用功最深，他说：“予于各史，自谓于范《书》最留意”[7]《越缦堂读史札记》对《后汉书》的撰史方法做了大量评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牛运震的《读史纠谬》，全书共十五卷，上起《史记》下至《新五代史》，其第三卷考论《后汉书》，他不仅考证史实而且评论史法，在清代《后汉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洪颐煊对《后汉书》的研究收录在《读书丛录》卷六、卷七中，他对钱大昕推崇备至，归里后以考证历史为业，他说：“国史成于众手，其讹舛固所不免。厥后篇帙浩繁，校勘匪易，辗转改变讹谬滋多。嘉定钱氏大昕撰《廿二十考异》，参互考校，精审不苟。余向亦留心史学，《史记》、两《汉》三史，间有所见，已载入《读书丛录》中。”[8]

此外杭世骏除上边提到的《后汉书蒙拾》外，还有《诸史然疑》中有考校《后汉书》十四条，《诸史然疑》虽然只有一卷，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洪亮吉《四史发伏》共十卷，其中卷七、卷八是关于《后汉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上述成果除少数几家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沈钦韩《后汉书疏证》等少数几家单行本之外，大都被后人收入《二十五十补编》《二十五史三编》《二十四史·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古今丛书集成》等书中。

四 清代学者研究《后汉书》的特色

(一)研究门类广泛

清代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反思总结时期，亦是集大成时期，史学无疑是其重要一宗。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繁荣，书院教育较之清初愈加自由，书籍印刷业也欣欣向荣，这给考据学者们提供了客观条件。不管是从规模、还是从价值来看，清人对《后汉书》的研究成果是空前的。或考校、或辨伪、或补订、或辑佚、或注释，内容涉及《后汉书》的版本、语言、世系、姓氏、天文历法、东汉史实、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后汉书》的《年表》《艺文志》等各个方面。

(二)由训诂而明义理

“训诂”与“义理”就像磁石的两极，互为依托，也是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但是探讨考据学产生原因，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管是梁启超的“反动说”，钱穆的“嬗变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论说”，胡适的“复古即解放”，姜广辉的“三种进路说”(政治义理学的进路、哲学义理学的进路、历史考证学的进路)，葛兆光的“话语分裂说”，还是王俊义的 “康乾盛世说”，章太炎、侯外庐等倡导的 “文字狱高压说”，他们都从经学内在的变化和外部环境去寻找原因，而忽略了考据学者群体心理内在的想法，其实乾嘉学者在心态上是积极入世的。清廷倡导理学，考据学家们把精力投放在官方不倡导的学术方面，有他们的特殊用意。“对清儒来说，训诂考证的意义远远超出一门辅助性工具的范围，它是重温儒家文化古典遗产的必要途径，考据学者们虔诚地相信，古典儒学的完善性及由复古而治今的可行性，这二者是他们投身于儒家经典考证训诂的精神支撑。”[9]7-9因此我们不能把那些考据学者说成只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的“书蠹”，事实上，考据学者并非如此，他们往往借古讽今，阐发自己的史学思想，只是他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经典考据学上。

从《后汉书》的研究中就能看出清代学者的史学批评和史学思想的阐发，如赵翼《札记》卷四和卷五考证《后汉书》，内容涉及《后汉书》之编次、内容之疏漏、东汉诸帝下诏之习惯、祭祀、外戚专权、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宦官等众多方面，其中许多见解独特而很有见地。他能从一些历史事实中归纳出各个朝代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以揭示历史演变的趋势。钱大昕、王鸣盛是乾嘉史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时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只不过他们的思想隐藏在考据之中而显得比较零散。

(三)校勘方法科学

陈垣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0]529对于《后汉书》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如脱、衍、倒、误等，乾嘉学者运用多种方法校勘。乾嘉学者灵活运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证以及避讳等考证方法，这些方法极具科学性，“金石之学可与经史相为表里”[11]，其实在王国维提出“二重考证法”之前，清代学者就已经实际运用该方法了。他们倡导广罗史料，包括山经、地志、金石、子集等。地方志是一方历史之征信，是考史最直接、基本、可靠的文献。考据学者倡导把研制地方志与考史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涉及历史地理学。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教，在清代学者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和成熟。

(四)成果呈显区域化

通过对清代整理研究《后汉书》的学者统计，绝大多数学者分布在江南地区，以江苏和浙江最为明显，成果呈现区域化状态。学者中江苏籍的有：惠栋、王鸣盛、赵翼、钱大昕、钱大昭、钱塘、华湛恩、曾朴、沈钦韩、王念孙、陈景云等。浙江籍学者有：万斯同、洪颐煊、陈景云、诸以敦、姚振宗、姚之骃、杭世骏、李慈铭、丁谦、吴寿旸、沈家本等。湖南籍学者有：王先谦、周寿昌、李澄宇等。广东籍学者有：何若瑶、练恕、侯康(祖籍江苏无锡)等。

清代学者整理研究《后汉书》是清代学术的一个缩影。客观上来说，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江南地区自唐代以后就占据重要地位。江南书院教育的发展给清代学者提供了互相交流和提高的平台。宗族社会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使他们的子弟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使得族学、家学进一步兴盛。族学、家学特色也是区域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江南城镇的进士录取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对清代各地进士录取名额的统计表明，江苏、浙江进士录取率居于全国第一、第二名”[9]。江南士子在清代扮演着国家精英的角色。

结语

站在“新史学”的角度来看，清代学者对《后汉书》的研究没有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后汉书》的研究过程中，对《后汉书》的思想和史观挖掘不够，对《后汉书》的总体把握和融会贯通稍显不足。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也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后汉书》研究。对今天的《后汉书》研究，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古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清代学者对《后汉书》研究的价值值得肯定，乾嘉考据学派的贡献值得肯定。他们在治《后汉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1]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五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西沚先生墓志铭[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熊方等撰，刘祜仁点校.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C]//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邵晋涵.二十五史补编：补续汉书艺文志序[M].上海：开明书店，1936.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东观汉记提要：卷五十[M].武英殿刻本.清乾隆.

[7]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后汉书札记：卷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洪颐煊.诸史考异序[M].北京：广雅书局，1889.

[9]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M].南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关中金石记序：卷二十五[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许 洁〕

SummaryontheResearchAchievementsofHouhanshuduringQingDynasty

DU Gaopeng

(ChongqingThreeGorgesMedicalCollege,Wanzhou404020,Chongqing,China)

Qing Dynasty is the period of integr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n the study ofHouhanshuwhen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were made.Throughout this period, a great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Houhanshuin a variety of fields.These researches featured a scientific approach of study, a detailed employment of textual resources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so that this perio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tudy onHouhanshu.

Qing Dynasty; textology;Houhanshu

2014-05-19

杜高鹏(1987-)，男，甘肃静宁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高等教育学研究。

K234.07

：A

：1671-5365(2014)11-00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