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芬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在明末清初众多遗民诗群中，彭城旧地有一位拳拳忠勇之士，他就是被称为“徐州二遗民”之一的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徐州沛县人。《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七《遗逸一》有传。阎尔梅刚烈粗豪，骨鲠忠勇。明清鼎革之际，阎尔梅破产养死士，毁其家以纾国难。宗社丘墟、神州陆沉，国破家亡的经历使奇气横溢的阎尔梅更加放诞不羁，使酒骂座时常有之。今存《白耷山人诗集》十卷、《白耷山人文集》二卷。尽管迫于文字狱的压力，其中过于激进的文字已经大量删除，但仍锋锐时见。

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仅就目前文学史上的排座论次而言，阎尔梅的名头或许没有“归奇顾怪”来得响亮与张扬。但在清初诗坛，阎尔梅即以不屈的民族气节名著当世，时人以东汉范孟博比之；其诗则如羯鼓劲擂，横放杰特，当时无不重之，即使与顾炎武、归庄等大家相提并论也毫无愧色。如目无余子的吕留良虽然睥睨一世，但“闻人誉之半似阎古古而喜”,如计东曾依年为次，列举康熙初年京师耆旧，仅“举孙承泽及尔梅、炎武三人”[1]90，足见阎尔梅在当时的声望之显、诗誉之隆。阎尔梅个性狂放，如其座师所评曰：“子嫉恶太严，面折人过，喜辩难”(《上史阁部书》)，加之“国难家仇两痛心”(《读楼山堂遗稿有感》)的锥心之感，导致阎尔梅在为人、作诗上都不喜成见所羁縻，形成了一种“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的奇豪之气。这种不喜谐俗的个性也导致其“六十年余对一灯，诗书厄与数相承”(《春夜》)的多舛命运，严迪昌先生以“生抱赍志之恨，死蒙粗野之诬”[2]124来形容阎尔梅一生的悲惨遭遇，可谓准确。

目前学界对阎尔梅其人其诗的关注，虽不能说“天下滔滔识者稀”，但同当时人“忠孝百年开缵述，文章八代起衰微”(万寿祺《赠阎大尔梅》)高度评价相比，显得有些单薄与冷清。阎尔梅放言无忌的孤傲个性加上王士祯“野狐外道”的恶评，导致了后学对阎尔梅其人其诗的误读。本文从知人论诗、诗以道性情的立场出发，分析阎氏鲜明个性与诗歌创作及命运之关联，试图勾画阎尔梅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一、阎尔梅其人

阎尔梅早年即为复社骨干，因忠义之论忤逆阉党而罢公车。甲申之变后，阎尔梅散万贯家产以结豪杰之士，徐图复国大计。后入史可法军幕，再三陈收复之策，立主进军山东、河北等地，以攻为守，但史可法犹疑不决，阎氏愤而返沛。此后，阎氏数次策划反清义举，事败陷狱，及得脱，乃开始“一驴亡命三千路，四海无家十二年”(《丙申三月十九日过阌乡县有感》)的流亡生涯，以僧服跋涉于苏、豫、鲁、晋、陕、鄂、川、赣、冀等数省之间，其踪迹“视炎武尤远且久”。[2]90

阎尔梅毁家纾难的忠义之举，不仅体现在散财养士的壮举上，清军南下之时，其妻妾为免遭羞辱而烈死；当榆园狱事紧急之时，尚“虑发冢，预平先墓”。所以对清朝君临华夏，阎尔梅完全是一种“国难家仇两痛心”(《读楼山堂遗稿有感》)的悲愤感受，这是封建士人在民族大难之际表现出坚韧不屈个性的潜在因素。近代诗文家王钦霖《题白耷山人诗集》可视作对阎尔梅傲岸气节及不屈个性的真实描写:

被发悲歌叫大荒,诗人有泪哭沧桑。西台击石怜皋羽,东海携椎奋子房。如此奇才生乱世,独留高节傲名场。家园归隐甘长饿,直把微山作首阳。朱蜀歌残恨益深,江干戎马苦相侵。一腔拟洒孤臣血,九死难移节士心。

诗中把阎尔梅比作同有家国沦丧之痛的谢翱和张良，并盛赞“如此奇才生乱世,独留高节傲名场”。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阎尔梅即怀抱孤臣泣血之志，无日不欲“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即使“羁栖逆旅，蒙犯冰霜。妻子饥寒，家人散背”之时，阎尔梅都是“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召之隐而不肯隐”，足见“九死难移节士心”之坚韧与刚烈。但没想到的是南明政权“金陵鼎定，一意偏安，竟置先帝之大仇与祖宗之疆土于不问”，阎尔梅遂自惭微贱，但尚思“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上史阁部书》)。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阎尔梅“不特明洁身之节，盖实能抒匡世之酋者”(《史阁部可法征阎尔梅书》)，他虽然恪守忠君的道德信条，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亦步亦趋、毫无主见的愚忠之人。对明王朝存在的若干弊政，他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如《知人》、《用人》、《人才》、《纳谏》等政论文，不仅体现出其卓越的识见，也显示了他不肯随声附和的个性。他的《跋黄石斋为阎磻楚墓志》一文，对明末朋党林立互相掣肘的官场病态提出批评，在“秦桧忌忠武者多”的官场现实中，急流勇退、待机而起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报国之举。如《陶羽士别传》针对明末士大夫“平日袖手谈心性”的悠游之习大加鞭挞，“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

阎尔梅个性慷慨任气，爱憎分明，无论对方地位高贵或低贱，从不匿怨而友其人。如《上史阁部书》所言：“惟兢兢先人家训，好名节，又好读古人书。遇古人有气谊事功文章者，辄慨然欣慕。其卑不足道者，心鄙夷之；或形之诗歌以诋刺之。至处目前乡党师友，以及先达上官，皆复如是。”对于自己的这种喜怒形于色的个性，其座师姚现闻公尝告诫再三：“子嫉恶太严，面折人过，喜辩难，召爱憎，非明哲保身之道。”但阎氏只是“心志之”而已，始终不能改之。并强调说：“世无知己，则爱之憎之，不足为轻重也。”

当史可法不听取自己的建议之时，阎尔梅也没有因为他是鼎鼎大名的史阁部而笔下留情，其长诗《惜扬州》下有小引：“予劝阁部西征，徇河南，不听。劝之渡河北征，徇山东，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盖公左右用事诸人，家悉在南中故也。未几而扬州破矣。公之死与不死固未可知。扬州之惨则深有可惜者，作惜扬州。”在这首诗中，更是一再建议：“扬州今古城繁丽，本朝输转吭喉地。时当南渡守长江，阴雨更勤桑土计。议守长江先两淮，守淮先自河南议。河南江淮之上流，河南不守江淮弃。渡河径北是山东，江淮北藩于此寄。恢复中原岂易言，大抵两河均首事。”但遗憾的是史可法对此建议未置可否，居然“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对史可法退守扬州极为不满的阎尔梅无奈之下“公退扬州予奈何，携家远遁下邳阿。下邳人说扬州信，愤极无言泪泗沱。”《已矣歌》小引亦云：“予劝史公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竟用左右言，去之扬州，且招予同行。予哭为此歌别之。”其诗如下：

我公径南归，已矣河北事。临行泣数行，不复能仰视。大事今已矣，哀极不成音。卷却离骚去，罗江独自沉。

扬州城破之日，阎尔梅对清军屠城暴行加以揭露：“鸣刀控矢铁锋残，僵尸百万街巷填。邗沟泉流京观塠，乱漂腥红腻红湍。”同时也表达出对史可法战略失误的遗憾：“长江全恃两淮篱，篱破长江今已矣。与其退守幸功难，毋宁决战沙场里。”最后，对史可法军事策略不无微词：“谁实厉价问苍天，谋之不臧祸至此。公退扬州为公羞，公死扬州为公愁。死与不死俱堪惜，我为作歌惜扬州。”

对誓死与扬州城共存亡的史可法而言，他是殉国英烈，按照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阎尔梅大可不必揭其短，也给自己招来大言不惭、露才扬己的非议。虽然阎尔梅在《上史阁部书》自称：“发愤称述，无所忌讳。盖上以伤国家之式微，而下以哀师相之勤瘁。音与泪集，不自知其言之过激也。”但过激的言论恰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阎尔梅，喜面折人过，敢言人所不敢言，世人爱之憎之，无足轻重而已。方文《赠阎古古丈》对他这种个性就有很好的描摹：“先生意气慨以慷，报韩欲效张子房。上书时宰触忌讳，隐匿姓名之四方。”[3]243阎尔梅这种不媚俗流，敢于怀疑的个性实是本真之性，从其16岁时所写《读书》一诗即可见一斑：

穷经常恨古人欺，不极群书不敢疑。班马异同犹是史，齐梁金粉遂无诗。低回佣舍樵柴处，寤寐玄亭载酒时。博雅原非天授事，韦编三绝是吾师。

二、阎尔梅其诗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阎尔梅“诗才若海，茫无涯涘”，其古体神似太白，所作律绝沿袭七子，而“格律谨严，声调沈雄，纯以史事隶之，与靡靡者异，当时无不重之”[3〗90。无论是清初大儒吕留良，还是“吴中四才子”之一的计东，都对其极为推崇。同为“徐州二遗民”之一的万寿祺在《赠阎大尔梅》也言及倾慕之情：“天下滔滔识者稀，执鞭千里愿归依”，并论及阎尔梅在气节与诗文两方面均为遗民诗之典范：“忠孝百年开缵述，文章八代起衰微”，“自采荃蘅淹日月，独留诗句满江湖”。

由于阎尔梅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与清王朝不苟合的决绝态度，导致其奇气横溢的诗歌也为很多人所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诗歌的流传及影响。家国沦丧之痛使得阎尔梅常常使酒骂座，一抒胸臆间不平之气，这虽然是其真性情之流露，但也招致了不少儒雅之士的不满。进而以人废诗，对阎尔梅诗作的评价也是恶语相向。如主张“神韵说”的王士禛评论阎诗“但工七言八句，然卒有句无篇，又皆客气，不合古人风调。至七言古诗，并音节亦不解，直如瞽词，信口演说，世人但为其气岸所夺耳。自法眼观之，不免野狐外道。”[4〗796力倡“格调说”的沈德潜虽然认为阎尔梅诗有奇气，但仍遗憾其“每近粗豪”(《明诗别裁集》卷十)。

纵观王士祯和沈德潜之评价，他们都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来考量评判阎尔梅的诗歌作品，脱离了知人论世的基础，难免留下以偏概全的片面之论。

首先，阎尔梅凌厉飞扬、飞扬跋扈的个性也是其诗歌留下粗豪按语的重要原因。面折人短、好恶随心的独特性情造就了阎尔梅在诗歌这一抒情载体中必然是喷薄而出，无所拘牵。阎尔梅自谓“不能修饰边幅，与时人周旋”(《上史阁部书》)，且有着“远蹈何妨衣百结，雄谈聊复酒三升”(《答史道隣阁部》)的豪迈，酒酣胸胆尚开张之际，使酒骂座、放言无忌也就在所难免。这些鲜明的个性让阎尔梅在骨子里亲近赋法，对比兴等迂曲回环的艺术表现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如其诗《至徐州辞阁部去，同年施成庵留予，以诗答之》：

东虏已南下，金陵方议和。出师将半年，犹未渡黄河。 河南驻大军，河北尽胡服。一水不能过，中原何处复？

该诗纯用赋法，直白胸臆，把对南明官兵畏葸不前，收复失地毫无建树的不满淋漓尽致的抒发出来。再如《绝贼臣胡谦光》提笔即道：“贼臣不自量，称予是故人。敢以书招予，冀予与同尘。”诗人对此“一笑置弗答，萧然湖水滨”。

不拘泥于成见的个性也让阎尔梅对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学主张提出异议，如阎尔梅在《何御史诗选序》中提到：

延陵季子观乐至《大雅》，称其曲而有直体。曲即所谓怨，直即所谓怒也。盛世之音曲多而直少，怨多而怒少，何公所处之世盛世也，是可以怒而不可以怨者也。嗟乎，世有知怒而不怨者之为诗乎？是可与言何公之诗也已矣。

在阎尔梅看来，《诗大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教典是可以打乱重组的。他主张盛世之际更应当“怒而不怨”，即直指其过，不做怨而不怒的乡愿之徒。

其次，当“亡国”“亡天下”之际，阎尔梅诗歌关注的重点不是纯艺术视角的审美探索与诗体争辩，而是浓重的历史存亡意识和以诗存史的时代责任感，如其友人所言，阎尔梅的诗是“有年载辑诗中史”，即使其诗集中存有大量山水纪游之作，也可看做“剩水残山蹑屐游”的流亡日志。而当王士禛和沈德潜之时，文人反清复明的家国意识渐趋淡薄，但文网依旧森严，诗人一言不慎，动辄得咎。故王士禛“神韵说”讲空灵蕴藉，沈德潜“格调说”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之旨，几乎不着政治痛痒。所以阎尔梅激越慷慨的作品不入重艺术感悟的王士禛、沈德潜之法眼，也在情理之中了。

孔子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在“德”与“言”的辩证关系上，阎尔梅进而对“诗重于人”与“人重于诗”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古人有以诗传其人者，亦有以人传其诗者。以诗传其人者，诗重于人；以人传其诗者，人重于诗，二者殆不能以相兼。然诗重于人者，传其诗未必传其人，而人重于诗者，传其人即以传其诗。盖人足以重诗，诗不足以重人也。唯兼有其长，诗与人各不相符而能独行于天地之间，使读其诗者如见其人，想其人者又如见其诗焉，则寥寥乎其难之矣。(《泊水斋诗序》)

阎尔梅认为人和诗兼有其长是最难达到的境界，要想做到“诗与人各不相符而能独行于天地之间，使读其诗者如见其人，想其人者又如见其诗焉”，恐怕是“寥寥乎其难之矣”。所以针对“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的现状，阎尔梅提倡“人足以重诗，诗不足以重人”的观点。只有在民族气节、道德伦理上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其诗名才可能自传于后。

综上所述，阎尔梅的诗歌“气韵如生无粉泽,悲歌随意自宫商”(《叶澹生山人访我黄龙潭上赠之》)。一方面显示了阎尔梅不喜雕琢，追求自然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显示阎尔梅“乘兴而来，兴尽而止”创作个性。但对阎氏所作一概以粗豪论之，恐有失偏颇。如严迪昌先生所论：“阎尔梅并非不能作深邃或清婉之作，且不说他的大量山水游踪的记述，奇险之境毕现笔端，即以其悼亡诸篇凄婉清转、哀肠盘折言，阎古古也足称抒情高手。”[2〗132秦淮八艳之一顾眉，生前初见阎古古称“天下何人不识君”，这段一见如故的友谊让阎尔梅认为是“一时快事”。顾亡后，阎尔梅随龚鼎孳送顾眉之葬并作《桃花城挽辞》(10首)，抒发之情婉约凄美：

栭叶空山落一声，西风萧瑟最关情，夜来吹冷芙蓉帐，寂寂秋窗月独明。(其三)

共谁欢笑共谁愁？生死相怜二十秋。恰好归来筝笛浦，月明三满忌辰周。(其四)

《子夜歌》沉响不还，六朝金粉一时删。秦淮月落眉楼暗，此后何人画远山。(其五)

对朋友尚且如此情深厚意，对家人亦是孝子、仁夫、慈父。阎诗中写给儿子的诗歌数十首之多，写给两节烈之妻的却最为动人：“香销红叶句，弦断《白头》吟。玉镜台空下，银河驾两沉。惟当怀故剑，岂敢御新琴？”(《殓室人张氏、樊氏于南庄》)对妻子英烈之举心痛敬颂并自表忠贞之情。另有《闻两室人烈死哭之》、《再哭樊氏》等亲情诗十多首，足可以点带面尽展阎尔梅刻骨柔情，让人不禁联想起“怜子何如不丈夫，无情未必真豪杰”。阎尔梅不仅是矢志不移的奇猛士，亦是善抒情怀的真诗人。

【参考文献】

[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3] 方文.嵞山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