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秋

(中共盐城市委党校，江苏 盐城 224001)

一、毛泽东反腐防变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现简述如下：

1．历史的启示。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即在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全党经过整风达到空前团结、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就考虑到在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可能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腐化变质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通过两件事给全党以启发和告诫。

一件事是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这篇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列为整风文献。在4月12日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讲演时，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7-948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2]241为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延安和一些解放区曾先后演出了《闯王进京》、《李闯王》、《九宫山》、《甲申记》等大型话剧，使广大干部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另一件事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黄炎培曾问毛泽东:共产党掌权后如何跳出历史上政权由胜到衰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黄炎培的提问，不能不使毛泽东更加认真考虑和严重注意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党的干部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以至腐化变质的问题。正是毛泽东看到了党内可能出现的贪图享乐、骄傲自满情绪和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整顿党风问题上，除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外，又强调反对骄傲自满和防止腐败问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警告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的告诫可谓一语中的，十分及时。

2．现实的教育。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从河北省西柏坡动身进北京。当时，毛泽东说：这是“进京赶考”。进城以后要争取考试合格，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经不起考验而遭受失败。因此，他进北京后不久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对党风问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继续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以外，又突出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骄傲自满、贪图享乐和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作风，其中包含着反腐防变思想。毛泽东预见到了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的一些干部因为居功自傲可能会产生新的不正之风，即腐败作风，也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将会出现贪污腐化、蜕化变质问题。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历史事实的问题。历史上农民起义由于采取若干维护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利益的政策，从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推翻了专制的封建王朝，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建立起政权。但是他们一旦执掌政权后即迅速腐化变质，最后导致失败。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明显的例证。过去我们总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不同，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以后会长期巩固下去，可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改变了颜色，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发生腐败，都会脱离群众，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得那样快，就跟他们的腐败有关，就是因为他们腐败而遭到人民的唾弃。刘少奇在全国胜利前夕的1948年12月14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3]413在这里，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预见到党执掌政权后可能发生腐化变质的问题，要全党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3．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和党执政后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建国后不久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4]20这里谈到的整风重点就是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目的就在于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1953年1月，毛泽东鉴于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因此，必须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4]73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他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重点不同：“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4]94-95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发生的主观主义和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的重点不同。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着重点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社会主义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着重点则是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脱离实际，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

至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则和民主革命时期所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性质是相同的，但也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官僚主义，这时是在党执掌政权情况下所发生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往往是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结合在一起，比过去民主革命时期的官僚主义更为严重，危害性更大。至于宗派主义，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对于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极其不利的，也必须加以反对。

毛泽东鉴于党内存在不正之风的新动向，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八大以后，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腐败。

二、在执掌政权中不断完善反腐防变思想

1．夺取政权难、巩固政权更难。党执政以后，在新的情况下，不仅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不正之风，而且出现了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现象。1951年，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5]528他在另一份批示中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5]548-549他明确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5]181从以上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是绝不容忍的。

由于在建国以后不久，毛泽东狠抓党风建设，50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是有口皆碑的，党风带动民风，使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腐败风气得到根本改变，我们党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民主革命时期，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党风问题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政权能不能建立和巩固的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扩大革命根据地，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主要防止的是革命失败的问题，这时党风关系到党能不能在根据地生存、发展和革命能不能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任务主要是巩固政权，防止党腐化变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这时的党风好坏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胜利进行。所以，党风问题一直是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重要的是党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党在思想作风上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那必然会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失败。所以，毛泽东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作风上始终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以及违法乱纪的作风，号召我们始终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腐化变质以至丧失政权的危险。

夺取政权难，巩固政权更难。毛泽东早就洞察到这一点，他在建国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巩固政权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领导干部手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增加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权力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很容易沾染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很容易把领导和群众即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弄颠倒，使某些领导人对脱离群众的危害性丧失警惕，甚至麻木不仁。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各种权力，权力有其两重性，既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如果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就有可能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出现脱离群众、遭到人民群众反对的严重后果。所以，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就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该的，我最欢迎。”他还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毛泽东在这里对于脱离群众的危险说得是多么深刻，又是多么发人深思。

2．“治国就是治吏”是巩固政权之道。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人腐败变质、丧失政权的问题。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历史书籍。据毛泽东最后一个护士孟锦云回忆，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自己说已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他把《资治通鉴》看作是一面镜子，他说：“这面镜子统治者如果认真读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6]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复阅读《资治通鉴》是为了借鉴历史上的治国之道，也就是巩固政权之道来治理国家。毛泽东特别重视雍正皇帝“治国就是治吏”的主张，也就是说把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治好，使他们清正廉洁，天下就会太平。如果官员贪得无厌，天下就会大乱，政权就难以保住。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50年代，为什么连续不断地进行整党整风、开展“三反”“五反”斗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整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达到反腐防变的目的。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为了巩固政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注意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腐败变质的问题。这里，核心是个“变”字。只有防变，才能巩固政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历史上的统治者特别是开国的统治者，都是企图永远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发生腐败变质、丧失政权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的本性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他们最终还是被人民所推翻。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不同，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能够把政权巩固下去。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保险箱，如果掌握政权的领导干部大量发生腐败变质，严重地脱离群众，久而久之，也可能失去民心，丧失政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可见，党风问题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三、反腐防变思想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在反腐防变、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问题上，不是就党风抓党风，而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作风建设上解决问题，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加强监督，整顿党风，是毛泽东反腐防变、巩固政权的根本措施，也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周期律问题时就说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就是依靠群众、加强监督、发扬民主、整顿党风。建国以后，毛泽东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反复强调要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要求各级干部经常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以改进工作和作风。他为了使广大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防止干部腐化变质，始终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各个方面的监督。

为了防止和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毛泽东非常强调党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要求共产党员像天天要洗脸一样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为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但是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腐化变质分子，则要与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对于那些严重犯罪分子则要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一例。毛泽东对于贪污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他说：“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4]53“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4]74

为了端正党风，毛泽东很强调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强调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875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他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缺点。”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才能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打下思想基础。

不定期地开展整党整风，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拒腐防变的重要方法。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我们党先后开展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1947年的整党；建国后1950年的整风和1957年的整党。这几次整党整风的主要目的都是为解决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都是为了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虽然在这几次整党整风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过火的倾向，但主流是好的，对于端正党风起了重大的作用。经常性地进行整党整风是克服党内不正之风、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效措施。

毛泽东很重视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作用。1956年，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正确解决的十个方面的关系，其中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我们有意识保留民主党派，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他还说：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他特别强调民主党派要敢于监督党和政府及其各级干部。

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贪腐问题时有发生。对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植根人民，居安思危，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谨防精神懈怠的危险、信仰缺失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6]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J]．半月谈：内部版，1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