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林

最近，我受邀主持编译了一套西方经典文丛。该丛书所选编的，是些颇有影响的现代文化经典，有故事、小说、随笔、回忆录、哲学思想论著。在编整这些文化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将来它们陆续出版后的某一天，会是哪些读者将从丰富得迷人眼目的图书商品世界里选中它们，阅读它们，内心又会产生怎样的情愫和感想。我非常憧憬那一刻的情境：一位美丽、知性的女子，在书店射灯的光晕之中，取出了诸如卢梭的《漫步沉思录》之类的著作，不觉看得入迷。然后这部书被她带到了家中，卧室内，书房里，坐着、躺着，入神或者慵懒，慢慢地品读，用心之程度，犹如在阅读一封我替无数经典作家匿名寄出的情书……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自我催眠，也是在自我“媚俗”，白日梦般幻想一个大众与文化经典卿卿我我、甜蜜无间的景象，而罔顾大众与经典，以及经典背后的人文精神越走越远的事实。与其想象“长发美女”“情书”这样的广告性的意象，不如更清醒地去辨清当下时代里大众与经典的关系。这点，对于我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习惯于奔跑在文艺经典道路上的人，跑进当下文化的“寂静岭”，如同在浓雾重霾中辨别前行的路那样迫切。

经典的多普勒效应

人类财富分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两种。这两者都是财富，无论有形或者无形，对于赤手空拳发展族群文明、不断进化的人类来说，它们都同等重要，承载着“财富”概念下的相同属性，即需要挖掘创造，需要积累，需要流通、消费与增殖发展，等等。甚至，就连“争夺”，也是财富守则的一部分，否则也无从解释人类历史上战争何以如此之多。

财富关乎着利益。在人类进入所谓“历史的轴心期”以后，“利益”二字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万物的尺度。事实上，人类历史特别是越接近晚近历史，绝大多数争端，既不为美女之爱、也不为荣誉、更不会为道义，仅仅是“利益”的暴力分割仪式。所以，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古希腊人号称为美女海伦打一仗是如何说得通的，有的只是“夺人的宁式床、抢人的钱粮”之道。然而，历史的诡秘在于，人们善于计算物质财富，却从来没用心计算过精神财富的多寡得失，更不善于计算精神财富付之阙如的代价。对此，我们的态度，始终是模糊性的、隐喻化的。事实上，精神之为财富，并不是什么神秘事件，也没有任何超凡的魅力可言。精神财富，来自于人对自我的内在挖掘，但更与“物世界”有着严丝合缝的对称关系。精神财富，与矿产、消费品、新技术新发明的流通一样，依然可以表现物质财富的“物性论”。

我之所谓“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人类历史累积下来的经典作品。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那些各类经典著作。对于这些经典的消费，其实代表着精神财富的丰裕程度。当一个民族较少去消费那些经典的时候，等于他们漠视了一大部分公共资源和人类财富。这里对精神财富的“消费”，不仅仅是“占有”“拥有”这么简单，还要阅读、理解，内心化，等等。

如果我们用心感受一下物理学的“多普勒效应”在文化世界的表现，将毫无疑问地发现这一点：当经典与大众越来越近时，经典的声音越发尖锐、强度就会放大；它距离大众越来越远的时候，经典的音频就越发低沉、强度变弱。这一经典的多普勒效应，尤其从文艺复兴到21世纪初的这段文艺历史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证明了这一点：由经典所构建的那个世界一度离我们很近，但现在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

在文艺复兴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实质上完全混合在一起：莎士比亚只是为养家糊口编写那些剧本，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也只是为了好玩逗趣……这些现在看来是标准经典的作品，在当时纯粹是通俗的东西，却能够在大众当中引发强烈的反响，影响并塑造了很多人的内心。这种状况，在以后的时代中不断强化。后来者，无论是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契诃夫，还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在今天看来的“文化巨人”，也只是当时的流行作家，甚至其流行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所谓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们。他们身上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比当时被尊为“正统”的作家们，更丰富、更有争议、更有影响力，也更有冲击性地拓宽了经典的航道。

在人类为利益分割而施行暴力的时代，经典作家往往代表着人类理想的那一部分，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向往，良知的呼声，对新道德、新人的期许，等等。他们写作、出版文化经典，并非刻意要立足高远，但往往能够极大地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在他们成为“巨人”的时代，经典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达到无与伦比的贴近的程度，人类生活也即将面临着古典—现代的巨大转变。相比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历史轴心期”，我以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后才是人类整体精神变化最大的轴心期。这整个时期，从物质形态到意识形态，不同于过往时代自然式的发展，完全是人类创造与设计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经典作家因为与大众靠得如此之近，所以实际上他们参与设计了现代人的新精神、新伦理、新语言、新风貌……称呼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倒也并非过誉之词。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文化经典的音频开始变得低沉，强度也开始变弱。这一时代，正是尼采所预言的“偶像黄昏”的时代，是艾略特称为“荒原”的时代，是曼海姆称为“漫漫长夜”的时代，是卡夫卡惊恐的“城堡”统治的时代，是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这种鲜明的多普勒效应表明：经典在现代距离大众越来越远了，因为在当代，确认一个有“经典气质”的作家实在太难了，一个能为大众广泛认可又能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也太难出现了。而那些能够掌握大众阅读风向的作家，往往仅仅是古老的“讲故事的人”的现代翻版——他们本身就是现代大众的一部分，用大众的无聊来装点自己的成功。

经典时代的作家，就这样与大众越走越远，好似慢慢去了另一个世界。文化的精英和大众已经各自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号称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云端世界，一个是现代的开心馆、美丽的新世界，中间隔着的，是层层的迷雾与浓重的理解之霾。因为这两个世界的背离，从某种意义上说，让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也昨是今非了，甚至传统经典世界中那种“巨人般”的作家已然成了黄昏里废弃的偶像。对于当代人，他们面目模糊，也很难进入内心，他们成为一个个的“知识点”、一个个的风景区，他们连同他们造就的经典，一股脑地成为了历史遗迹。倘若一个现代作家意欲站在他们的巨影下成就文化抱负，他所继承的，绝不会是经典的荣光，而是无尽的孤独。

目前，尽管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评价体系在竭力维护旧有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的世界，我们能看到的优秀的作品似乎也不少，甚至具有经典气质的作家也很多，但大众对文艺经典时代的记忆却越发显得遥远，于是，越发依赖于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评价体系来感知经典，也就越发显示出经典颓败的不可挽回之势。

乌合之众与乌合之乐

我在一篇讨论卡夫卡艺术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卡夫卡正是经典颓败时代作家的先知性的形象：他一边用手遮挡着诸如托尔斯泰这样“巨人”时代作家们上帝般巍峨的身影，一边匆匆忙忙写下自己的感受。他所刻画的自己，是一个饥饿艺术家，面对着把约瑟芬的口哨当成偶像崇拜的耗子民众，饥饿到想死都死不了的程度，却依旧无人问津。

毋庸置疑，现代先驱卡夫卡的隐喻与象征是极其精准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民主宪政制度的运行、自由市场的深入开拓，把“群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乌合之众”。恰如法国思想者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中说到的，乌合之众是绝对非理性的，缺乏高见，趣味低下。不过，不同于勒庞的意见，我认为乌合之众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因为，在类似斯巴达式的帝国时代，人只是帝国蚁群组织的奴隶；只有雅典式民主下的乌合之众，才会闹哄哄地要求杀死令人不爽、自以为聪明的苏格拉底。那种整齐划一，推崇高雅、经典、崇高、端庄的群体，只有在权力的规训下才能勉强以伪装的方式呈现。远离了权力的规训，人们作为乌合之众，会本能地在极权信念的巴别塔下一哄而散，且是“作鸟兽散”——如孟子坚信的，人其实和禽兽也相差无多。

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强调了个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把过度传统化的人还原到了自然状态。也因为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才会产生现代的乌合之众。其实质，是把人们从私有化极权政治的城堡中，解放到了现代的公共空间的广场。广场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现代人性意识、人权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状态，正是经典作家所畅想并召唤出来的。如此之多的人类文化经典，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质疑、对自由的向往、对平等的追索，等等，世界上先有这些优秀的人文经典，然后才有现代社会的现状，才有现代“乌合之众”的产生。

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轴心期时代，经典的产生确定了大众对于经典的顶礼膜拜。那一个时代的经典，为大众建立了“一神中心、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古典秩序。不同于那一时代，现代“乌合之众”的诞生，对现代的经典，却有着致命的解构力和消解力。仿佛是应和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17世纪的文化经典很快否定了16世纪的文化经典；18世纪的经典更快否定了17世纪的经典；19世纪经典几乎是全盘革命掉了之前的任何经典；20世纪的文化经典，又全部解构掉了19世纪的经典。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经典的革命性代谢甚至远远跑在了科学技术的前面——比如“乌托邦”经典谱系：在16世纪以前，只是一种文学的想象罢了；到了17、18世纪已经开始进入相对严谨的论述；到了19世纪，不但宣称迅速完成了“科学化”，并已经形成了一套指导全球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而到了20世纪初，铺天盖地的“反乌托邦文本”也成为人类不得不读的文化经典。

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的精英们实在是想得太多，想得太快，想得太远了。正如卡夫卡所说的，人的一个大毛病，“就是缺乏耐心”。精英们迫不及待地往更远的地方去，留下“乌合之众”在广场上众声喧哗、不知所云。于是，当精英们在经典中为如何构建“美丽的新世界”吵个不休，吵得云山雾罩的时候，古老的权力，通过那些“贱民”政治诡辩家和权术家们（尼采语）的巧舌如簧，纷纷换上了一副现代性的面具，用很少的一点智慧，就完成了对乌合之众的拥有。他们熟练地掌握着现代乌合之众，并利用着他们翻江倒海，造就了晚近现代世界历史最为诡异的景象：一小伙似乎魅力超凡的政治强人，决定着几十亿人的生死存亡与幸福。这种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帝国时代蒙古人对全球的侵扰。但随着全球政治现代化的深入，随着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之境的到来，我坚信，这一景象将一去不复返。

而同时，也如勒庞所揭示的，作为“乌合之众”的人群绝对是非理性的。他们不会比一个单独思考的个人更智慧，更能作出最优的选择。也正因为这种理性的阙如，“乌合之众”的乐趣总是局限于大多数人的短板。于是，“乌合之乐”谈不上什么高雅性、精神化、智慧化诸如此类精英文化自负的东西，大众的流行选择一定很炫目、很有快感，是非理性的、反智的，类似于广场上催眠的霓虹灯光。正如乌合之众曾在那些超凡政治强人面前毫无抵御之力一样，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乐”喜欢催眠的快感。于是，在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悲剧作品变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作品庞大笨重，需要理性和情感的充分参与。与之相对应的，大部头的现代小说经典也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它们阻止个人进入大众的广场，而力图把读者留在书斋内，让他一人独自去思考小说所力图透露的世界真谛。

乌合之乐憎恨深度、力度和难度，也憎恨文化经典世界所散发的神殿气息。乌合之乐所凭借的是灵魂的轻逸感，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很精明地发现了这一点。尽管米兰·昆德拉不无忧心地反讽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但卡尔维诺依然确信无疑地宣称“轻逸”将是未来千年文学的主旋律。然而，“轻逸”很快被“轻松”所改写，轻松的美学在乌合之众中流传，仿佛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一般。

历史证明，由于缺乏理性的控制，乌合之众最容易极端化——要么变成极权的暴力，要么就变成轻松的狂欢。当经历过如此惨重教训，把伪装成“一神代理”“精英之首”“真理代言”或“民族救星”的政治狂人从历史舞台上驱逐走之后，恰如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所洞见的，精神世界里，狂欢成为唯一的选择，“狂欢节”成为大众唯一的保留节目。乌合之乐的一切都与“狂欢节”密不可分，大众的广场变成了一片狂欢的海洋，经典也同时被放逐。

娱乐至死怎么死

关于现代性的大众批判，整个现代知识界用尽了火力。从尼采对贱民哲学的批判、从勒庞的“乌合之众”开始，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到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思考、福柯对规训体系的陈述……与政客们鼓吹民众的正确性相比，在批判性思维的支配下，说尽大众的坏话，已经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签。对大众的“狂欢”气质，知识界和思想界保持着理所应当的警惕性。太多的理论和尖锐的批评声音，力图阻止大众的狂欢，劝谕大众回归到经典的秩序之中来。这些声音，既来自左翼，也来自右翼，既来自那些保守的思想者，也来自先锋的思想者。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大众所陷入的“狂欢”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不仅“狂欢”的频率无所不至，“狂欢”的时空也无限扩张：除了现代娱乐产业之外，电影、电视、现代传媒产业、现代体育产业、现代互联网络……无时无刻不在传导狂欢的气氛。

在我看来，这倒不是因为乌合之众的本性多么邪恶，而实在是因为是大众本身、而非精英们赢得了历史的现代性。只要没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现代的社会体系就能让大众有充裕的保障，拥有比既往任何时代更多的社会财富，比既往任何时代更多的食物、消费品、医疗保健和闲暇光阴。“乌合之乐”有全球化的释放空间，狂欢的广场可以设置在任何一个时空里，甚至是虚拟的互联网络空间里。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了对无限度“娱乐”的批判。他回顾了印刷术所造就的全民阅读的时代，19世纪高素质的阅读公民，造就了理性的社会精神，进而爆发出人类飞跃发展的、内心健康成长的动力——这一进程，却被电视的问世给打破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经典的阅读，造就的是沉静、理性、深思。而电视这种现时代的生活主角，因其娱乐化、图像化、灌输化和肤浅化，只能导致人们思维能力的退步。所谓的娱乐至死，是包括影星、歌星、球星、媒体人、媒体学者等等在内的数量庞大的“娱乐明星”代替了经典时代的真理化身般、先知般、精神工程师般、良知化身般的经典作家们，成为大众顶礼膜拜偶像。当时的波兹曼，只是针对电视发言，并寄希望于新兴的科技工具——电脑。他认为这种具有交互性的工具能够替代电视纯“读图时代”的魅惑，让经典性的阅读重新复兴起来。

时过境迁，电脑时代真的降临了，似乎大众“娱乐至死”的热情没有丝毫地降低，并且整个世界已经确凿无疑地从“经典时代”转为了“娱乐时代”。大众对时代能否生产文化经典，已经毫无兴趣。因为互联网这个发生娱乐的时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娱乐和狂欢气氛的传导，变得无比畅通。我仅立足于中国文化现场观察，娱乐和狂欢简直使得互联网世界成为无与伦比的“乐土”。中国人在网络外更像是传统语境里的“老百姓”；而在网络中，则表现出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无异的“现代狂欢气质”，那种现代性公民特有的“乌合之乐”。相形之下，在电视时代显得魅力无限的娱乐巨星，尽管依旧魅力十足，但其舞台也渐渐被自媒体时代意欲发出各自声音的大众本身所占据。世界趋于平面化，一切古老的权威和中心都在史无前例地加速解构之中，更遑论一直在批判、质疑权威的现代文化经典。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事实并非如波兹曼所预料的，经典的衰败是由阅读的缺失所导致的。尽管人们的“读图时代”依然在延续，可事实上今天一个稍稍识文断字的人的阅读总量，远比过去的人大得多：各种媒体传播的新闻、微博、帖子、短信息、短笑话，铺天盖地、随处可读的广告文案，职业培训、业务文件、法律文书，各种电影、电视剧集的字幕，等等，更不用说很多人会追着去读那动辄几百万字的各类网络小说。一个稍稍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把注意力投放在互联网上，每天阅读的文字都会有几万字之多。它们并没有显示出文字阅读一定要被图像和影像取代；只可惜这些阅读与经典无关，离审美和智识也很远。

在这样的状态下，娱乐至死，会是怎么个死法？一个当代的中国网民，很可能是每天读过最多的文字，却同时读过最少的书，在最远离经典的地方，呼吸最稀薄的智慧空气，追索最无趣的趣味，浸润着最没文化的文化。或许，这并不妨碍他在网络之外，拥有很大的权力、很多的财富、很高的学历，掌握很强的现代技能，甚至教授着最经典的文化。如此他将是一个典型的网络时代精神湮灭的现代人：一个彻底单向度的人、一个彻底空心的人、一个彻底平面的人、一个毫无灵魂感觉的现代活死人。对于一个孤立无援的现代人，那正是“娱乐至死”的终极状态。

文艺之霾与历史终结

以我们的日常经验判断，要一个思想定型的成年人增加一点见识和趣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自身的固执比石头还要坚硬，更何况对于“大众”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而作为一个纯粹个体的个人，他的趣味将是多样化的，并一定会慢慢变好的：从个人成长发展的诸多角度考虑，按照博弈原则，个人更容易去研习那些经典，以实现自我提升。“读者”永远是单数词语，但“大众”不是。被大众的文化接纳，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乌合之乐”的陷阱。人凑在一起逗乐，若不倾向于狂热，就倾向于狂欢。

互联网是公民时代的利器，又同样是“乌合之乐”的挚爱，因为它超时空地把所有人联系在虚拟的广场上，充分地“大众”化、更彻底地“乌合之众”化了。因为身份虚拟化，由互联网所联接的大众彻底绕过意识层面表达自我，更多地以潜意识的方式呈现自我。他们没有“超我”、完全“自我”乃至“本我”化存在。在这一层面上，他们互相催眠，并非常轻易地否定掉“超我”的价值所系，所以经典在网络空间要么纷纷被解构，成为大众文化狂欢的笑料（诸如《大话西游》之类及穿越、玄幻等等文艺作品），要么就渐渐地被遗忘。仿佛人类不曾有过内心世界极为丰富的那些时代，也不曾有过属于一个人的、如此丰富的、走向经典精神的通道。那种在灯下阅读一部经典的想象，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这一状况，在当下中国特别显著。

如前文所述，现实是横亘在大众与经典以及经典精神之间的，是一道浓浓的认知之霾。这道雾霾主要由现代文化资本的恶性增殖所释放，正如现实中雾霾是由实体资本恶性增殖引发的生态灾难一样。文艺经典的存在，是“去蔽”，是让主体至于澄明之境；雾霾的存在，是“遮蔽”，让大众既认不清环境，也认不清自我。雾霾使得大众无法在传统的广场上互相感染，却让大众更严重地依赖于现代资本所造就的虚拟沟通网络：电视、电脑、手机以及诸如社交网站、IM（即时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等等。

构成这些“雾霾”的，就是大众每日所吞吐的字码、图像、音频、视频……每一个信息来源，都以乌合之乐取悦大众为核心价值，使得人们充分地自我、本我化，并且越来越回归本能，记忆越来越短暂，智能越来越弱，趣味越来越低下，遗忘越来越多。于是，全球各大文化都面临这样的焦虑：人们又在慢慢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无知的时代”。关于这种焦虑，无论中国、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俄罗斯乃至伊斯兰世界，都无比强烈：

大前研一写作《低智商社会》哀叹大众的智能的低落；马克·鲍尔莱写过一本《最愚蠢的一代》，批判知识大丰盛下人们走向了无知；拉塞尔·雅各比所著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哀叹娱乐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消亡；哈罗德·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哀叹西方文化的正统失落，以提请大众关注经典；雅各布斯写作《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忧心忡忡地指出，现代新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文明崩塌的黑暗时代，作为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家庭与社区、大学理念、批判性思考能力、高效政府和职业道德无不陷入衰败堕落的可悲境地……

假如说现实之霾是处于前工业时期的中国突出的问题的话，那么精神之霾，无疑是全人类真正“普世”的困境。在经典精神湮灭—重生的时代，二流的娱乐化写作、艺术生产在资本驱动下肆意扩张，已经是可见而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当代各国的青年人倒不会因为文化传统或者意识形态竞争而一分高下，反而，他们都更习惯成为资本财富增殖体系的人力资源，而不是让自己过得稍稍真实一点，更像人一点。他们将因为消费掉共同的文化雾霾而陷入普遍的失忆、低趣和低智商。然后，人类一股脑地整个陷入“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这样的情形在古罗马时代发生，是因为帝国统治阶层的纵欲无度；这样的情形在黑暗的中世纪发生，是因为信仰变成迷狂；这样的情形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印第安文明发生，是因为异族的殖民暴力；这样的情形在王朝更迭的中国发生，是因为来自自然、野蛮异族和民众的暴力对腐朽王朝体制的自杀性冲击……而当它在现代降临，则被冠冕堂皇地名为“历史的终结”。

我们所见证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意味着精英陈述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是大众溶解了精英。大众拥有了历史，愿意把历史变成他们乐于见到的模样，充满各种有趣的（而不需要意义）的个人的生活史。于是，历史的确这么终结了，并非是走向了“现代民主制度”“自由公民社会”，而是“轰”地一声塌陷了，大家一起同化于这个信息异常丰富又异常乏味的世界：一起失魂落魄，体验无休止的乌合之乐。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现代文明中人文学科演进的历程中止，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资本所支配的物世界在科技动力下日新月异。人们的内心和外物一样被抹平了，只有物世界在按照技术标准演进；而人的世界，取消了深度、力度，取消了内心和灵魂的波澜壮阔，轻逸得如雾霾一样升腾、流散，互相催眠、互相遮蔽，集体迷失。

结论

事实上，思考历史永远属于上帝的事情，人的若干判断，也许永远只能是猜测。有另一种可能存在，我们如此轻易地说历史终结，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历史的短视。我们观察到传统经典被现代文艺之霾所遮蔽，大众对之漠视，并连同对经典精神一并地遗忘，却也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罢了。在宇宙空间，尘埃聚合是星辰的开端；宇宙中雾霾深重的地方，也将是日后酝酿群星最多的地方。

历史的终结，就中国而言，或许意味着农耕古典时代的历史被摧毁，古老的文明与文化如巨恒星一样爆炸殆尽。文化巨恒星爆炸之后，只能留下雾霾重重的文化现场。追溯看来，那“五四”一代诸多的“大师”们，与其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硕果，不如说是古典文化最后散发的余晖。真正的、现代的、面向未来的文化星辰，在这尘埃星云中缓缓地凝结。

如今，一片灰霾的现状才是新文化酝酿的真实处境：大众陶醉于乌合之乐，用不着去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好趣味，什么是恶趣味。他们距离经典越来越远，距离遗忘越来越近。人眼所见，不过是机械世界的繁荣昌盛和内心世界的日益萎缩。现代文化经典的巨人时代只传来零零星星遥远的回响，茫茫的文化雾霾中，他们依稀靠着更久远时代的那些古典文化经典，为自己寻找一条可以让内心勉强前行的曲径。

在全球视野内看，包括波兹曼、布鲁姆在内的很多坚持现代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以为有必要返回19世纪，让人们慢下来，依赖现代教育强大的规训力量，让青年一代离开信息爆炸的视听娱乐文化、互联网、手机，回归到现代经典阅读当中。当然，这只是书生言，不过也部分被持文化保守主义的英美政府所采纳，其效果如何，尚待时日验证。

霾与灵（靈）在古汉语里，都有轻与弥漫的意思。今日称内心的所谓“灵魂”，在古人眼中，不过是比尘霾更轻的存在。即使在今日的一片灰霾之中，人们的灵魂都不由自主地飞快地前行，运行得太快了，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对经典的远离、乌合之乐和轻松美学的弥漫，现代失魂落魄的人们无从感知端庄厚重的经典之美，只能清晰感受到存在之重，却无从直面内心的存在。有的只是层层的遮蔽，层层的扭曲。但我坚信，历史终结并无实质意义，而经典的精神也不会真的无限远离，关键所在是：人总是想要自己缺乏的东西，当现代人意识到需要再一遍重温“认识你自己”的太阳神箴言时，他会因灵魂的凝聚而驱逐雾霾，慢慢认清自身处境，发现矗立在荒原和废墟之上孤立无援的自我。那一刻，他告诉自己说，要有光——便燃亮了新经典精神的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