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仕

牛 客

舅舅家的最后一头水牛是在清明前死的。

三月里的武陵山，雾大雨多，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舅舅跟往常一样，把老水牛赶到丹青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去吃鲜嫩的青草，自己在岸边和村里的人下山棋，难分胜负之间，不知是上游昨晚下了大雨还是水库泄洪，河水突然暴涨，他不顾众人拦阻赶紧游到岛上牵着老水牛往回走，快到岸边的时候一股暗流扑头卷来，他眼明手快一把抓住岸边的柳树，自己上岸了，老水牛却被洪水冲得连翻几个跟头，等众人把它救上岸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到底是老水牛救了舅的命，还是舅舅救老水牛，村里人一直在议论着。

关于牛的传说，湘西人有很多种说法。相传太古时候，天帝派太子向人间传话：“你们一天洗三次脸，吃一顿饭。”不料，太子传话时误说成：“你们一天吃三顿饭，洗一次脸。”后来，随着人间人口的增加，粮食不够吃，闹起了饥荒。天帝洞察了人间疾苦，对太子说：“是你传错了话，就罚你到人间做牛，帮助劳动。每年四月初八，你可以回天界休息一天。”于是太子就化作耕牛来到了人间。从传说中可以看出，苗族先辈们在远古的时候就和牛打交道了。现在的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湘西民间还有祭祀牛神的仪式。要给牛过生日，给牛梳洗，为牛披红挂绿，并做好乌米饭放在牛栏里祭祀牛神，舅舅家也不例外。家里修的几个牛圈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集体化的时候属于生产队的，分田到户后舅舅坚持要保留自己祖上的牛圈。舅舅家几代以养牛为生，村里人都说，哪一头牛能进舅舅家也算是一种福分。

老水牛死后，舅舅一个人总是蹲在堂屋前若有所思地抽着烟，几天没说话。对老水牛的后事，舅舅像对待家里人一样正正规规地给它操办，入棺、发丧、下葬，跟人一样，程序一样不落。下葬的当天，舅舅找遍了全村也找不到几个管用的劳力，还是从其他的三村两寨请了七八个汉子才把老水牛抬上山安葬。对老水牛葬的地方，舅舅是很有考究的，专门选了一处牛背形山脉，俨然就是一个牛头的形状，坟头两边各伸出一段弧形的石栏，前边是一片梯田。

舅舅一字不识，但是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是一个专门做耕牛生意的，俗称牛贩子，雅称牛客。舅舅的牛经，远近闻名，不用挂牌，不用广告，十里八村，人人皆知。还是生产队的时候，舅舅就是队里面负责养牛的，一包产到户，他就做上了牛生意，算是乡里最资深的牛客了。谁家牛下了崽，自己不想要，就送到舅舅这里出售；谁家想买个牛犊，直接上舅舅这里来挑，即便是想买一头成年的壮牛，只要在舅舅这里下了“定”，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合适的。名气大了，舅舅家的牛栏也就多了几间，都用厚实的杉木板，时间久了，上面刷的漆成了墨色，远远望去，像一个巨大的棺木摆在半山腰上。

冬天农闲，是牛客们最活跃的季节。小牛犊正奋力地长着个，看着就是一股生机勃发的喜人劲，成年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养膘，肚皮滚瓜溜圆，正是“出样子”的时节。苗寨相牛，不比牛市坐地卖货，常常是牛客寻上门来，或者把要出手的牛赶到牛客家中。牛就拴在门口的稻谷场，掰开牙口，拍拍肚子，看看蹄子，心里就有了数，坐下来喝一顿酒，价格在杯盏间就有了结果，多多少少，苗家人也不仔细计较。但对于牛的新主人，舅舅是格外较真的。有一回，价谈妥，钱都收到袋子里了，就因为人家赶牛走的时候，狠抽了一鞭子，他追着人家非要“黄”了买卖。牛从舅舅手里卖出去，他还会隔三岔五上门探访，在还不知道“售后服务”这个词语的时候，舅舅就已经在实践着这样的经营方式。在三五次的回访中，他会认真查看牛和新主人的磨合程度，遇有新主人待牛不好，或者脾气不对路的，他会主动要求全额退款，收回牛来再寻新的买家。

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舅舅与牛的感情，只知道舅舅有时候会打他的子女，但是却不会抽他养的耕牛。即使犁田也从来不用牛鞭，还是那杆烟枪，吆喝声听着不像训斥，倒像是商量。别人来借牛下田，总要交代几回，如何拉绳，如何挂犁，如何喂草，说得最多的还是近乎讨好地要求别人不要下重鞭。夏天，蚊虫入侵时，舅舅经常会拿一片蒲叶，轻拂着驱赶一种叫做“牛蚊子”的飞虫，这种虫子个大无比，叮上去就不松口，拍住一个，舅舅总会絮絮叨叨地骂上几句，那意思恐怕只有他和牛才懂得。到了冬天，很多人家的耕牛一天只有两餐，舅舅总是一日三餐按时喂养，绝不让耕牛饿着。偶尔天晴，舅舅就把牛牵出来，活动活动筋骨；遇到下雪天，舅舅总要烧点温水喂养，不让牛感染风寒。

舅舅对牛的感情是远近闻名的。经常听到舅娘讲的一句话就是，对舅舅而言，牛犊子比他的几个孩子还要亲。据说，儿女出生的时候，舅舅都没有伸过一次手，更别说洗尿布、喂米糊了。最有意思的事，是舅舅经常把自己小孩的名字和小牛犊的名字叫混，在村里经常闹出笑话。这个感觉让身边的亲人憋闷而难堪。用舅娘的话来说，他像个外人一样，看着家里养儿育女的热闹。但是，一有牛临盆，舅舅就搬到牛栏，住在梁上的草垛里，夜里也不敢睡死，母牛稍有叫唤，他就起身打着手电筒观察一番。村里的牛生产，都是他来接生，抚着牛肚子耐心劝慰仿若情人，舅娘每回看见都要咬着牙恨恨地说上两句：自己儿女生产，他都没这么上心。为着替牛接生，舅舅也挨过很多次牛蹄子，有一次还断了一根肋骨，他也丝毫不在意。

养牛的日子里，每天大清早，他就起身，赶出家里的牛，趁着刚泛日光的露水，在山坡上把牛散布来开，任其四处自由自在地找青草吃，自己找一块视线良好的大青石，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边拿眼扫视着牛群。傍晚，还得放牧一次，山区的雾气刚刚蒸腾，田埂间的野草卖力地汲取着稻田里的养分，绿得发着油光，鲜嫩嫩的刚好滋润牛的舌苔。每次放牛，舅舅都不带牛鞭，再大的牛群，他只要一根铁制的旱烟杆在手，就能自由驱使，对着头牛轻轻一杆，畜生就如通灵般的配合顺畅。舅舅放牛也是极讲究的，他会仔细地观察每头牛的进食状态，以及反刍的频率，从中窥视牛的身体状况，乃至精神状况。寨子里的人都说，舅舅放牛是练成精了的，只有他知道牛是高兴还是抑郁，也只有他常常拉着一头牛絮絮叨叨，说些外人无从知晓的话。舅舅还有起夜的习惯，因为深夜，他经常还要给牛加一次草料，特别在牛长膘的时节，他喂的牛，总是像田野里的稗草，疯蹿着高出一截。所谓马无夜草不肥，牛可能也是如此吧。

也许是常年与牛为伴的生活，他身上总有散不去的牛栏味，也有着一股牛一样的倔脾气，看到他就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牛。

有一次，大儿子买拖拉机找他借两千块钱，他死活都不干，跟儿子闹别扭，说一个农民不种田不养牛，那还是农民吗？大儿子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没过两天，他的拖拉机就上路了，舅舅再也没有跟大儿子说话了。一听到拖拉机的突突声，舅舅心里就烦。

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不知哪一年起，打工成了寨子里常议论的话题，耕牛似乎一下子就退出山民的家庭。年轻人一茬茬外出打工，远走高飞，丝毫不留恋山里的耕作时光，出门的背影都带着憧憬和坚定，不曾有片刻的回眸。原本稀缺的稻田倒成了累赘，一些离村庄远一点的和雨水难以灌溉的稻田也撂荒了，家家户户慵懒地种着，甚至有的撂荒在那儿等着长草，不再有往日农忙的景象。山上的地也不再有人打理，只种一两块菜地生活自给就得了。村里的老人们看到这样的现象直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只想吃好吃的水果、甜美的蔬菜，却不愿意到稻田里去插秧、到泥土里去播种，更不愿意过“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又一年”的农耕生活。

牛再也没了用武之地，牛客自然失去了市场。舅舅也闲了下来，有时一个人蹲在村头看着乡间小路发呆，有时一个人会转到稻田埂上看着成熟的庄稼吹着口哨，显得很悠然。

老水牛走了好多年，舅舅总有沉思默想的习惯，也许是那些当牛客的时光积累起来的。走到每一个村寨，看到每一头耕牛，便思绪飞扬。但他手头始终不会放下那根牛鞭似的烟杆，这是舅舅牛客生涯的唯一信物。

如果不是那次洪水，舅舅和那头老水牛还会相依为命。老水牛安葬那天，天色阴沉，山民们围在老水牛坟旁，不停地搓打着有点潮湿的火纸，烟熏火燎中，“嘎——”的一声，划破了本已嘈杂的灰暗天空。众人回头，舅舅家的牛栏顿时也轰然倒地，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

寒来暑往，时序如流；春去秋来，岁月不居。每年清明，年迈的舅舅都要到老水牛的坟头，烧一炷香，抽一袋烟。

醉 客

清明古镇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有本镇的、本村的，也有山外的、外村的，但在街上走的人不论是老的还是少的都知道他这个人。早年，他对大家的一些说法不以为意，早习惯了别人叫他醉客。如果镇上野性活泼的丹青河，坚固耐用的青石路，哪天缺少了他的身影，大家都会感觉到少了点什么。人们都说，他是镇上的一个“不倒翁”，是村民心中的一个“快乐佛”。

他姓张，名天喜。只读过一年书，十四五岁，就学会了犁耙功夫，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二十岁时报名参军，成了村里唯一当兵的人。复员回家后，两个弟弟也长大了，他父母认为“树大要分叉，兄弟多要分家”，“家不分不发，姜不老不辣”。张天喜便按照苗家的习俗，结婚后先分出去独立门户。分家时，除去父母的养老田以后，由三个兄弟均分，他只分得一亩六分地。家里的田不多，一年也只能收400多斤谷子，地里再种点玉米黄豆，过生活实在微薄，如果遇到天灾人祸，稻田减产，山地缺收，家里就揭不开锅。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田地如何兴家立业？张天喜不甘心这样的生活，就把家里的活留给老婆，自己到镇上闯荡了。

他家住在清明古镇北部的巴夭村上，距离镇政府不过两公里。这条路基本上是田埂路，遇上雨雾天，走的人多了，就会很光滑，一不小心跌倒，滚得一屁股泥巴。村里人经常说巴夭村里出过两个人：一个是板客，在县城拉板车；一个是醉客，在镇上当货郎。走在清明古镇的街上，人们与他招呼是不用姓名的，都直接叫醉客，从街头到街尾，谁都知道喊的是他，最多，客气的时候在前面加个“老”，他也不以为意，对这个称呼颇有几分自得。

张天喜，每天就流连在巴夭村和清明古镇之间，没人能说上来，他是做的什么营生，似乎他又有很多的营生。但有一点，无人争辩，就是他身上始终背着个葫芦，他这个葫芦成色很好，金黄金黄的，据说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从不外借，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下河捞鱼都不离身，上山干活里面装的是山泉水，从集市回来里面装的却是老米酒。张天喜对酒有特殊的癖好，似乎什么时候见到他，不是在喝酒，就是在说酒话，红扑扑的脸在大家的印象中倒成了他的真容。他并不是街上人，但每天总会准时出现在古镇街口。镇上的人说，他每天上街的时候是一只鸡，他回家的时候醉得像只鸭。据说，他早年是打过仗的，参加过抗美援朝，也立过战功，只因为大字不识一个，九死一生地又回到这巴掌大的地方，留下的纪念除了一个坑坑洼洼的军用水壶，就只有中枪的瘸腿了。这段历史从来没在他的嘴里谈起，大家也只能想象个大概，但因着这个缘故，对他多多少少带着点敬意。所以，在街上碰到他总是一瘸一拐，云里雾里，也少调侃他，只是起哄：“今天，又喝了几两？过的是神仙日子噢！”每次，他总是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地伸出巴掌，把五个指头撑开在空中晃几下，算是作答。

张天喜，常年穿的都是苗家的家织布，上面有蜡染的印花，藏青色的底料不易沾上灰尘，倒显出几分干净。他的肩上，总有一根胳膊粗的栎木扁担，常年打磨，中间滑溜溜地透着油光，扁担上多少会挂点东西，上街的时候都是硕果累累的，回家的时候身上的葫芦装满满的。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张天喜从小在山里长大，听到山林中的鸟语，就可辨别这是哪种鸟叫出来的声音。若到山里去套画眉，不知道画眉在哪里，便拿着铜制的哨子或折一片树叶，在手指头上，卷成一个小筒子，用口来吹！“吱”一吹，山上的公画眉都会叫出婉转的声音，使套画眉的人，知道画眉在哪个山林里。各种鸟窝有不同的特点，斑鸠的窝，多在竹林里的竹子尖端竹叶丛中，人爬上去，斑鸠就飞了。喜鹊做的窝，大多在高大的枫树或香椿树的枝丫上，很难爬上。唯一是麻雀的窝，多在村边、田边的小树上和房前屋后，屋檐的瓦口里面，甚至墙中通个眼，也成了它的窝。可恶的是，麻雀经常抢占燕子的窝，加上麻雀爱吃谷子，不仅在田里吃、在晒谷场上吃，还会飞到碾米房里抢着吃。农民们恨透了小麻雀，看见小孩子掏麻雀窝，捉小麻雀，不但不干涉，而且支持。因此，掏麻雀窝、捉小麻雀玩，成了张天喜童年时最大的乐趣。童年在村里、在山里学的一些手艺，后来成了张天喜谋生的绝活。

春天的时候，稻田里的鲫鱼多半是逃不过他的手掌心的，用一根苇草，或者稗子穿过鱼鳃，刚好肉嫩嫩的一串，鱼尾时不时还就着残劲拍打几下，带着几点水珠在路面上滴出一条轨迹。

镇上的人说：“吃了活螃蟹，动口三分力。”夏天的时候，常见的是河里的螃蟹。螃蟹大多躲在石板下，到了太阳快要落山了，河面上有山的倒影，这时螃蟹才成群结队地爬出来，等待着小鱼小虾。他捉螃蟹的方法是父亲教的，看见螃蟹，就伸手去抓，一抓一个准，每天都有收获。有一次，张天喜到信用社门口卖螃蟹，大人在结账，“啊呀”的一声买主的小孩被螃蟹钳角夹住，疼的叫爹叫娘。从此以后，张天喜也很少到信用社门口来卖东西了。

到了秋天，张天喜扁担的两头挂的就是大物件了，是一捆捆从山里打下来的柴禾，茬口齐整，大小适度，干燥耐燃，醉客的柴在街上也算是品牌了。这种柴禾往往都是从深山里砍来的。每次走到清明坡的半山腰一棵大树下都要歇歇脚，坐在岩石板上喝一口葫芦里的山泉水，吃上一点山里的野果，心里一阵惬意，山涧吹过秋风，感到一阵阵凉爽，一天的疲劳仿佛被吹掉了。

冬天里，张天喜扁担上往往挂着的是丹青河里的鱼，是从河里钓上来的刁子鱼，偶尔也有几条草鱼，个大体胖，四五条就能压弯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偶尔也能见到野鸭。每到炊烟升起的时候，他那忽低忽高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古镇街头，最先围过来的就是小孩，很快，有需要的大人也赶着去收购他扁担上的物件。

换得几张钞票，张天喜的扁担空了，人似乎也轻快了，几步就踱到街心的供销社。他先来二两米酒，头一扬二两酒就下肚了。二两酒下肚后，他总会在街上晃悠一圈，然后就悄然消失。若是遇到周末，他就会装一葫芦米酒回家。张天喜一年四季做的就是小买卖，镇上吃公粮的人、外地来镇上工作的人生活上需要什么，他都会到山上、河里去找，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没见过他与谁同行。据说，他养有两儿一女，每年小孩上学，他都能东拼西凑凑足学费，儿女们对他这种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的辛劳都看在眼里，心存敬畏。但对他每天都喝二两酒，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又有些嫌弃，即使在路上遇到也远远地躲开。张天喜每天回到家里，主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点灯，灯是桐油灯，灯光虽然不够明亮，但也能把家里照得一清二楚。然后他自己就坐在火塘边烤火，往往这个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到他家里来串门，谈天说地，天南地北，讲故事，讲笑话，讲农事，讲婚姻，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好一番热闹。张天喜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不吭一声。听说张天喜的小儿子刚满十八岁，就被送到东北去当兵了，后来还提了干，几年后转业到县城当了科长，娶妻生子，一直都极少回家，连钱也只是寄给母亲，儿子很少和父亲张天喜直接交流。张天喜好像也不在意，每次都嘟囔一句：“儿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咱们各管各的。”每到赶集时，张天喜总是在二两酒下肚后就坐在镇政府门口的石凳上，外衣一脱，露出他穿了多年的那件印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白背心，脸上露出自豪的样子。

清明镇上的人认为，山是骨架，水是血脉。张天喜如同所有好酒的人一样，他为什么爱酒，谁也说不上理由，但张天喜对酒的钟爱的确到了入迷的境地。关于他好酒的故事，还得从打野猪说起。山里的野兽很多，有野猪、野山羊、野兔等等，但攻击性最大的还是野猪。俗话说：“三百斤野猪，全靠一张嘴。”野猪的嘴巴，非常厉害，咬人可以把人的大腿一口咬断，冲撞人可以把人撞出三丈远，大的野猪，老虎都不敢碰它，要想打死野猪，实在是非常困难。有一次，张天喜和村里的人去打野猪，走到半山腰一个水田边，看到一群野猪在水田边喝水，大小有五六头。他们几乎都是同时开枪射击，只发现一头野猪受伤。受伤的野猪像发疯一样，拼命地奔跑，性子猛烈，差一点拱到张天喜的屁股，吓得他全身发软。见状，村里人高声呐喊聚拢过来，受伤的野猪逃跑了。从此张天喜也就学会了喝酒。但张天喜喝酒，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河底炸石。七十年代的一个初冬，丹青河修水电站，在筑拦水坝的时候，水底的几块大石挡住了下桩的通道，工程人员几次下水，都没能装上防水雷管。张天喜知道这个消息，自告奋勇。大家都知道他水性好，可湍急的河水下暗流涌动，一个不小心就是有去无回。他却摆摆手，说不打紧。工程队队长问他有什么要求，张天喜脱下衣服，双手往自己身上打了几锤，拍了几巴掌，大声说：“给我拿一壶酒来。”张天喜端起酒壶，往自己身上倒，一咕噜又将剩下的酒喝完，大吼三声拿着钢钎一个猛子就跳进河里，浮上浮下足足弄了半天才装好雷管，河底巨石“轰”的一声爆破，冲起几尺高的水花。当工地上正在欢呼的时候，张天喜却回到岸上穿上衣服到镇上烤火去了，脸上露出满足的红晕。

张天喜遇到一件十分高兴的事，逢人就说，供销社卖酒的姑娘要出嫁了。湘西苗族对姑娘出嫁是很重视的，迎亲礼俗很多。丹青古镇一带民间习俗，相信居住处多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就是门槛，也有门槛神。所以新娘出娘家的门时，特别忌讳触犯了各种神灵，尤其是门槛神。湘西苗族人认为是一家之界，门里门外就是家里家外的分界。因此，对新娘进婆家门的礼仪和禁忌非常重视，尤以门槛为最。新娘进屋以前，男方家就要在火塘中烧一大堆火，燃得要熊熊的，表示大发兴旺。新娘进门之前，婆家要在家门口的滴水屋檐下，烧一堆火，让新娘从火堆上跨过，谓之“烧亲”。这个时候合婚师傅口里念着咒语，喃喃有声，以驱邪祈福。新娘进门的时候，婆家则把用来筛米的筛子，放在门槛内，让新娘脚踩筛子。若是新娘以左脚踩筛子，主全家大发兴旺，新娘头胎生男孩。若是新娘用右脚踩筛子，主必生女孩，主人家会大不高兴。新娘坐的凳子，必须围着火塘，不能随便挪动凳子，更不能踩火塘中的三脚架，也不能拿铁钳子去拨弄火，这是表示新娘遵守妇道，尊重神灵，千年不动，万年不移，愿与新郎白头偕老，主人家看到这种情况，会非常满意。

供销社卖酒的姑娘出嫁那天，没有沿袭苗家成亲的旧习俗，而是新事新办。但还是按照苗家的礼俗，吃了一顿团圆饭。吃“团圆饭”非常讲究礼节，按苗家礼俗，吃饭前，要先行一套祭祖仪式；由婆家的老人向祖宗报告儿女成亲了，请各位祖先来吃喜酒。老人讲完以后，吹三口气，把酒倒一点在地上，表示祖先先吃，自己也喝一口酒，大家才开始喝酒、吃饭。席间，作陪的儿媳辈要主动去恭请主、客两边的老人吃菜，并热情地帮老人夹菜。先吃饱的人，筷子要搁在碗口上，待祭祖的那个老人放下筷子后，其余的人才将筷子放到桌面上，然后由老人先离开席位，大家才跟着走。离席后，由新娘端来一盆热水，用一条新毛巾，先长辈，后晚辈，逐一送全桌的每个人洗脸，俗称“洗和气脸”，这表示相互尊重，互不嫌弃，永远和睦。新郎是丹青公社年轻的书记。新婚之夜，新郎新娘把公社那张老木床给睡塌了。故事第二天就传开了，让清明古镇上的人好一阵谈笑。张天喜听了也忍不住笑，但回村里后，专门找木匠用上好的樟木打了一张雕花大木床，油漆就足足上了三道，末了，又请了画工，在床架上仔细描了春夏秋冬、福禄寿禧，围观的人羡慕地啧啧直叹，那年月，还做这么讲究的大床的人家已经很少了。张天喜用板车拉到书记家门口，推销给小夫妻俩。因着这个事，张天喜和书记倒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后，小两口喜得贵子，张天喜提着两只母鸡，高兴得像自己有了孙子似的跑到书记家讨两口小酒喝。书记说，要给张天喜办个伤残军人证明，张天喜打哈哈，你给我办个“喝酒免费证”比什么都管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书记被扣上帽子拉上台批斗，台下的人也群情激昂，似乎有各种深仇大恨。张天喜伤残老兵的身份，让他具有了某种权威，每次大家都怂恿他发言，他却只推脱说自己喝醉了。有一次，红卫兵闹得过分了，张天喜拍案而起，大吼一声：“你们也摸着良心想想，人家在台上的时候，到底干的是好事还是缺德事！”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往后，再开批斗会，也没人敢再叫张天喜去了。他整天还在忙着自己的事，依然每天还到清明古镇上喝上二两酒，似乎人家打打闹闹的事跟他没关系。

分田到户后，张天喜好酒的习惯没有改变，酒始终是他情感的寄托，几乎伴着他的一生，在村里人看来，张天喜把酒几乎当成一种饮料，家里来了客人要喝，有了喜事要喝，逢年过节更要喝，在丹青古镇，招待客人的好坏是看酒喝的怎么样，而不是看菜多少，叫做“怪酒不怪菜”。张天喜待客的酒一般是自己家用五谷杂粮酿制的，有的里面要加上湖奈果或者枸杞子等泡上很长一段时间，度数有高有低，客人来时喝到的必须是“头缸酒”，味道最纯。张天喜酿制米酒时，里面要放四个红辣椒，表示四季发财，中间插一双筷子，表示双喜盈门。老书记恢复工作后，知道张天喜爱喝点酒，看他年老体弱的样子有点心酸，凡是遇到张天喜到镇里来，都会请到家里来喝两盅。张天喜喝了两盅以后，他就会给老书记讲他身上的葫芦装酒的故事，原来他是用竹筒装酒的，竹筒是用大的桂竹节做的，上端钻个口灌酒，竹节外打眼，穿着绳子来提，一般只能装一两斤酒，后来改用两节竹筒，虽可多装，但干竹筒会吸收酒，不能久存，后来就换成了葫芦。

说起来，张天喜这些年也是三五天才来一次清明古镇，其实不是为了酒，而是有个新嗜好，就是爱听山歌。苗乡每个星期都赶一次集，逢集必有山歌会，几个擅歌的老人在中间时而用苗语，时而用汉语不知疲倦地接力歌唱，唱的范围很是广阔，有爱情段子，有历史故事，有神话传说，苗家人海阔天空的神韵在歌声里得以尽情舒展。每次，张天喜都会耐心地坐在人群里，仔细地听，但从来不见他开腔。到了年会的时候，山歌要连唱三天三夜，他也会追着听三天三夜，饿了就在街上买碗米豆腐，酌两口小酒，边喝边听，打雷下雨也从不间断。张天喜听到山歌里唱：“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颇有感触，回家以后就给孙辈们讲，火要是空心了，越烧越旺；人要忠心了，家丁兴旺。

镇上的人，见张天喜的腰背驼了，走路也显得很艰难，老扁担上挂的东西也拖地了。慢慢地，他上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三五天才来一次，上街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甚至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他一次踪影了。有的人说他上山摔跤病倒了，不方便下地；有人说他被儿子接到县里，颐养天年去了；还有人说他老伴走了，也不想出门了……

丹青一带苗家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天空的星星，就是地上的人类。每个人都是一颗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星子是哪一颗。什么是快乐？哪里有快乐？这是千万年来人们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不愁吃，不愁穿，春有万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上山有果摘，下河有鱼捞，出门有人帮，回家有人挽，快乐就在身边，幸福就在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镇上的人说，张天喜上山的时候是一眼山泉，回家的时候是一坛老酒。镇上的人也说，张天喜醉意不在酒，在乎青山绿水间。

爷爷的堂客

爷爷的堂客自然就是我奶奶。爷爷大名九斤，三代单传，在他还没有娶堂客的时候，就已经是武陵山区苗寨最有名的木匠，十里八村打个家具、修个房子都喜欢找他。爷爷住的地方叫烟竹村，那时候叫村的都是自然村落，比不得现在的村子大，只有六七户人家，散落在山腰和山脚下，哪家的狗叫了，全村都能听到。听得多了，只听狗叫就知道是谁家进人了。村里只有一口水井，水井旁是一片鱼塘，稍微天旱，井和塘都能见底。苗家的地大都是自己开荒，一垄垄的散布在山林里，靠着灵活勤奋，爷爷年轻时就成了村里田土最多的人。

有闲的时候，爷爷喜欢到山里打猎，使得一手好铳，端枪，瞄准，“轰”的一声过后，往往都有所获。一杆老铳也是爷爷最爱惜的物件，出猎、收猎，都要精心擦拭，用的是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桐油，到梅雨天，还要挂在阁楼上通风。总之，对老铳是爱惜到了极点，别人都说：“九斤伢子是把老铳当堂客了。”

当然，爷爷也是需要娶堂客的，为了娶堂客，他攒了好多年的钱。有一天，他却用高出普通马匹一半的价钱在街上买回了一匹白马，浑身通透，没有一根杂毛，寨子里的人都说九斤烧包，买马只图好看，不讲实用。爷爷却依然我行我素，每天只带白马在山边吃草，从不让它下地干活，就是驮东西，也只拣轻的。

给爷爷做媒的人很多，托人表达爱意的姑娘也不少，但爷爷独独选中了只远远相了一面的奶奶。大家猜测，应该和奶奶年轻时的名头有关，奶奶长的高挑纤细，这样的身材在南方山区并不多见，加上姣好的五官，远看着像山塘里摇曳的荷花，“荷花姑娘”的雅号不知从什么时候就叫开了。在那个相亲还只能远观的年代，惊鸿一瞥之下，难免心湖涟涟。

走完下聘、定亲的程序，接下来，就是过门了。爷爷跨着白马，背着老铳，沿着山路走了一天，才走到奶奶的村子。那时，土匪依然肆虐，对于劫掠接亲这种富有油水的队伍，他们一向比较热衷，所以，往回走的时候，奶奶婆家又多派出几个亲戚，备了土铳。一行人在林木繁茂的大山里行走，显得浩浩荡荡。热闹的队伍，鲜红的新娘，似雪的白马，这乡里难得一见的场景，成为当时很多姑娘梦中的向往。

洞房夜，爷爷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奶奶竟是个麻脸，爷爷当时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但从那以后，爷爷似乎慵懒了很多，只专注于两件事情，一是生孩子，十来年，先后生了六个儿子，如果不是因为早亡，也许还有老七、老八……二是打猎，满山遍野地去找寻好的猎物，常常会因为听别人说在某地见到了几只麂牯子，就徒步百里去寻猎。最终，爷爷也是死在了打猎上，因为老铳走火，他倒在了打猎的路上，被人发现时，已经咽气几天了。

三十多岁的奶奶，一下子成了寡妇，拖着六个儿子，虽有不少田地，但再有心也没有那个力了。仿佛一夜之间，奶奶包起了头发，抽上了旱烟，从我记事起，奶奶的烟杆就没离过她的身，即使晚年染了肺病，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旱烟也是不断顿的。

离得远的田土，奶奶已经照顾不过来了，就借给了寨子里的人种，也不收租金，别人随意地拿半袋红薯、一簸箕包谷，她也就随意地收。房子周围离得近的，她就归拢来自己种，收成却时好时坏。寨子很小，爷爷的房子是单门独院在最下端，房子周围就是深山老林，山里的野猪、豺狗、野鸡没事就来这里享受晚餐，一夜就可以把一块菜地拱得七零八落，家里的狗只敢远远地叫，却不敢近前，人自然是更不敢出门驱赶。

说来也奇怪，爷爷在的时候，也许感应着猎人和土铳的气息，这些野兽还不敢造次，也很少出来祸害庄稼。奶奶前后想了不少办法，扎草人、挂瓦罐、围篱笆，都不见效果。后来，还是隔壁寨子的神婆告诉奶奶一个办法，她把爷爷遗下的老铳从地窖里翻了出来，擦净、上油，挂在了堂屋里，野兽们还真的很少来了。寨子里的人都说，是因为这铳血腥浓、杀气重。传的多了，又带来了另一个效果，原来老没事来串门的老单身、老鳏夫也不再上门。这独门独院的吊脚楼，在村里渐渐寂静下来。

悄无声息中，六个孩子渐渐长大。奶奶的严厉是出了名的，稍有不听话，她就会用铁制的烟杆在背上抽出一道道血印，几个儿子畏之如虎。奶奶大字不识一个，却很羡慕读书人，遇有认字的过路客，她主动安排住宿，为的就是让人家教自己的儿子认几个字。几个儿子也把学字当成了习惯，在外面认了字，回来也会互相教。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却养大了一群能写名字、做算术的儿子，最小的儿子还成了远近有名的医生，这样的故事自然成了寨子里久久的传说。

刚解放，定成分的时候，虽然寨子里家家都有田地，但因为田土最多，借地也被算作出租，奶奶的成分被定成了寨子里唯一的地主，家里的几个儿子，却按年龄大小从富农到贫农挨个排了队。好在苗寨里民风淳朴，不兴打土豪、斗地主，大家虽然戴着不同的帽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田土少了，要养活六个儿子，就更加不容易了，好在大儿子已经算大半个劳力，日子虽然清苦，但也勉强能过下去。闹自然灾害那几年，虽然口粮不多，但好在茂密的群山给予了丰富的食物，野货、野菜取之不尽，孩子们依然得以茁壮成长。

我一直以为奶奶除了抽旱烟，是没有其他爱好的，后来才听大伯提起，奶奶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吹木叶，奶奶的木叶吹得婉转悠扬，常常用木叶的曲子哄几个儿子入睡。大山里平静的生活给了木叶无限发挥的时空，傍晚时分，儿子们一听到木叶曲调，就知道家里要吃晚饭了，远远望去，屋顶上的炊烟果然已经淡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奶奶被象征性地拉上台批斗过一回，从此奶奶就再也没吹过木叶。

到了该给儿子娶媳妇的年纪，奶奶才真正开始犯愁。苗家的习俗是，一成家就要独立，所以娶媳妇之前，要先盖好房子，虽然原料富裕，满山都是木材，可单靠一个女人，是很难完成这个浩大工程的。所以，奶奶在爷爷过世的那一年，就开始积攒木料，得空就到山上选料，带着几个稍大的儿子慢慢把树砍倒，沿着山里放木的滑道把木料顺下山来，堆在屋檐下。得亏爷爷当年带的徒弟们，并不避讳奶奶的地主帽子，时不时接济一下，每次都以极低的价钱，帮她盖起了一座座吊脚屋。奶奶像当年按顺序生儿子一样，又按顺序给他们盖了房子、娶了媳妇。

在娶媳妇的问题上，奶奶又和别人稍有不同，除了勤劳、本分，这些通用的标准，她还很在意女方父母的为人和性格，家风不正、家规不严的她一概婉拒。后来，六个家庭都能和和睦睦、兴旺发达，大家不得不佩服奶奶当初的眼光。

在我长大的时候，奶奶已经很显老了，很多以前的事都已恍惚，但她却能记住大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日，总是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念叨，谁谁快要过生日了。每次从外面读书回家，奶奶总要拉着我问学校里和街上的事情。随着我从村子走到乡镇、县城，再到更远的地方，奶奶也就在我的叙述里神游大山外的世界。每次，她总不忘说的，就是爷爷用白马娶她过门的那一段，说到开心处，眉目飞舞，神采奕奕。有一个事实就是，从嫁到寨子里的那天起，奶奶就再也没有走出过这大山里的小苗寨。

责任编辑 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