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1日，蒙古族著名作家敖德斯尔走完了89年的人生之路。他的夫人斯琴高娃大姐给我来电话，只说“老敖走了”四个字，就说不下去了，电话里传来的只有她万分悲痛的哭声。这个不幸消息，虽然是我预料当中的事情，但还是觉得非常突然，觉得他走得太快了，太突然了，我不禁掉下眼泪，说：“斯琴高娃大姐，老敖不幸去世，这不仅是您和您的家庭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蒙古族文学界、少数民族文学界、甚至是整个文学界的损失。您要坚强起来，要保重身体。”她在电话里仍然哭着，我接着说：“我在呼和浩特，我马上到您家看您去，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您想着。”我放下电话，就急忙去了斯琴高娃大姐家。

敖德斯尔同志，1924年出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个牧民家庭。1936至1941年在巴林右旗小学读书，1942至1945年就读于乌兰浩特兴安学院，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内蒙古骑兵第四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至1956年先后任内蒙古骑兵三师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1956至1957年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文联，先后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1988年离休。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他从1948年起从事文学创作，是我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蒙古族用母语创作的大作家。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开山之篇和特别建树，创作出版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共27部，共计300多万字。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全部用蒙古、汉两种文字创作发表。已经出版的十二卷本汉文《敖德斯尔文集》和十卷本蒙文《敖德斯尔文集》，加起来约600多万字，创作数量极多。其中很多作品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成为我国蒙古族当代文学经典之作而广泛传播，并有多部作品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哺育和引领了几代人健康成长。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意、哈萨克、朝鲜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上，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类文学奖项。2006年，敖德斯尔同志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艺术创作“萨日纳”杰出贡献奖。作为获此项奖的第一人，他把奖金捐献给内蒙古文学创作事业，自治区文艺创作基金会随即设立了“敖德斯尔文学奖”。2009年敖德斯尔同志又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奖证书、奖杯和金质奖章。

我到了斯琴高娃大姐家，给敖德斯尔同志的遗像献了哈达，敬了礼，并在留言本上写了如下文字：“老敖，您是我的好族兄、好朋友、好同志，您现在虽然走了，但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蒙古族作家们的心中，活在全国各族作家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然后，我安慰斯琴高娃大姐，希望她保重身体，并问她老敖的后事工作还有啥问题，她说：“因老敖病重很长时间了，我们和内蒙古文联的领导都有所准备，决定3月1日出殡，在呼和浩特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我一定去，送走我十分敬重的老敖。”我从斯琴高娃大姐家出来，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我与敖德斯尔同志的几十年往事和友谊，一幕幕地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个一个地出现在眼前。

我在中学时期就读过敖德斯尔同志的作品，当时他在内蒙古日报（蒙文版）上连载的中篇小说《草原之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主人公巴图苏赫的音容笑貌和英雄事迹，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意思的是1958年冬天，我以记者身份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采访时，小说中的巴图苏赫的原型巴图苏赫是苏尼特右旗的旗委书记，我们还一起喝了酒。我认识敖德斯尔同志是1958年初，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文联。开会时，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我是台下坐的业余作者，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英俊干练，性格豪放，说话直爽，是个地地道道的文武双全美男子。他知道我，有一次召开他的儿童文学《钢苏和》的研讨会时，他还点名让我参加，我还在会上发了言，他很满意。

敖德斯尔同志为了把我调进内蒙古文联，还曾经去过一次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人事处。

那是1959年8月，我爱人斯钦从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因为她是吉林省保送来的学生，按规定毕业后回她的家乡吉林，但经在我学校人事处工作的朋友张蒙的协调和努力，决定不回她家乡，分配在呼和浩特。我十分高兴。可是那时我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乡下，生活困难，需要我把她们也接来在呼和浩特一起生活。我想再找张蒙，但他出差了，没有办法，我就直接找人事处的阿处长，反映我的情况。阿处长听后，不但不支持，反而很生气，说：“你这个人虽然年龄不大，但事儿很多，不行！”他还接着说：“你如果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从乡下接来，那就把你的爱人分配到外地去。”我跟他讲理，说明情况，但他实在听不进去，武断地说：“就这样，我只能给你解决一个问题。你如果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从乡下接来，我就把你的爱人分配到外地去，只能选择一个。”

我听后很无奈，但坚定地说：“如果这样，我不在内蒙师院工作了，我和我的爱人一起回我的家乡。”

“可以！”阿处长说。

那天下午，我去内蒙古文联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由时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沈湘涵同志主持，研究落实关于出版一套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图书的编辑工作问题。最后分配任务时，沈副部长对我说：“你虽然不是文联的人，但你也承担点任务。”

我说：“不行。”

“为什么？”沈副部长问。

我向沈副部长简单明略地把今天上午发生的我要调走的情况讲了一遍。

沈副部长听完后，对时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的敖德斯尔说：“老敖，你明天上午去内蒙师院，不让特·赛音巴雅尔调走，我们文联要，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他从乡下接来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问题，我们给解决。”

散会时，敖德斯尔同志还叫我留下，特地问我，“你愿意来文联吗？”

“当然愿意了！”

“那就好，我明天就去内蒙师院人事处和阿处长协商一下，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办好。”

“那就太好了，我和我的爱人一定感谢您！”

敖德斯尔同志说：“你来文联后，在机关也行，到编辑部也行，你自己选。”

“我服从组织分配。”

“明天去内蒙师院人事处协商的结果，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的。”敖德斯尔同志说。

我很高兴。好像黑夜迷路的人，看到了东方鱼肚白色，太阳快出来了。

第二天，敖德斯尔同志真的来内蒙师院人事处与阿处长协商把我调到文联的问题。

他协商完回到文联后，立即给我来了电话，很遗憾地说：“没成，阿处长没有同意。”他说到这儿，停了片刻，接着又说：“或者我让沈副部长出面找你们内蒙师院的领导吧！”

我急忙说：“暂不要这样，等一等……”

“那行。”他还接着说：“下一步如遇到困难的话，你一定要给我来电话，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那天下午，阿处长把我叫去，拍起桌子，大发雷霆，说“你这个人虽然年龄不大，但事儿很多，你敢到沈副部长那儿告我的状……”

“我不是告你，是昨天我参加沈副部长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最后分配工作任务时他给我任务，我没接受，并把我调走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

“你还狡辩，那不是告状还是什么？”阿处长大声喊了起来。

对他这蛮横口气，我虽然很不满意，但还是压住自己，说：“阿处长，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内蒙师院也不留了，内蒙文联也不去了，我同我的爱人回我的家乡吧。”

“可以，你现在就可以办手续。”

那次，敖德斯尔同志虽然未办成我调入内蒙文联的事情，但他工作做了，办法想了，如果我同意他的办法，让沈副部长出面找内蒙师院领导的话，事情肯定能办成，但我考虑各方面因素，怕阿处长打击报复，没有那样做，两天内办完一切调转手续，回我的家乡了。但是，敖德斯尔同志的为人，他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蔼可亲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我始终感激他、想念他。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作品，我就找来拜读，那几年他写的短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中篇小说《撒满珍珠的草原》，歌剧《达那巴拉》，我都反复拜读过，每次读就像与他见了面一样，感到亲切，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就像我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觉得真实、生动和感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听说敖德斯尔同志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被整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9.13”事件后，他被解放，得到落实政策，他身上的创伤还没全好，就重新拿起了笔，发表了《骑骆驼的人》、《旗委书记》等中短篇小说。他的这些作品，以他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指出了那些“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伤痕，而且也提出了正确对待这些伤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以自己的作品，告诉广大读者，要向前看，必须边治伤边前进。这一点，比那些沉浸于写伤痕文学的作家来说，他超前了一步。这说明了他的大度，说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1959年8月之后的十七年间，我和敖德斯尔没有见过面，连通信都没有。1977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谢明清同志问我：“你认识内蒙文联的蒙古族著名作家敖德斯尔吗？现在他和他的夫人斯琴高娃，在我社修改他的长篇小说《骑兵之歌》呢。”

我说：“不仅认识，而且他还曾经想把我调到内蒙文联呢，可以说他是我的恩人呀，我们已经十七年没见面了，我今天下午就看他去。”

“好，我转告敖德斯尔，说你要来看他。”

“别告诉他，离别十七年了，他可能还不认识我了呢！”

“那好，不告诉他。”谢明清同志说。

那天下午，我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敖德斯尔同志一见我就认出来了，说：“你是特·赛音巴雅尔吧！”

“是。”

“你现在还在呼伦贝尔盟吗？”

“不，我已经调来北京了，在中央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局工作，翻译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想了片刻，好像想起了什么往事似的对我说：“那年，我为了把你调来内蒙文联，在内蒙师院人事处碰了一鼻子灰，第二天就去内蒙党委宣传部找沈副部长汇报了情况，沈副部长听后也很生气，说这几天腾出时间去一趟内蒙师院，找特木尔巴根院长。结果，沈副部长还没来得及去内蒙师院，你已经办完调转手续走了，去呼伦贝尔盟了。”

我很感动，敖德斯尔同志不仅认识我，而且还记着把我调到内蒙文联的事情。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谈了各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对他说：“我比您来说受害较轻，您受害太大太深了！”

他说：“乌云已经吹散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我们都要重新拿起笔来，写我们的新时代，写我们的新生活吧！”他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接着说：“从你的爱好，从你的特长来说，你在翻译局工作不合适，你还需要调动工作，想办法去中国文联或中国作协，或者去报刊社工作，这样对你的前途有好处。”

“我一定考虑您的这个建议。”

这时候上街买东西去的斯琴高娃大姐也回来了，我对他们说：“明天是星期日，我请你们二位到我家做客。”

“可以。”

星期日，敖德斯尔和他的夫人斯琴高娃大姐，真的来我家了。我爱人包了饺子，炒了几个菜，我举起酒杯，激动地说：“十七年前，您为了把我们两口子调到内蒙古文联，做了很多工作，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应当感谢您，但那时候我们太年轻，不懂事，所以，别说请你们喝酒，连表示感谢的话都没说，信都没写，现在补课吧。”

我们的酒杯都底儿朝了天。敖德斯尔同志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说：“工作做了，办法想了，但未办成呀！”

“没办成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当时我照您想的办法，让沈副部长出面找内蒙师院领导，事情肯定能办成，但我考虑各方面因素，怕阿处长打击报复，决定没有那么做，因此，没办成的责任是我，不是您。”那天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谈了人生、理想、前途、工作、爱好……他最后还再次提醒说，从你的爱好和特长来看，你在翻译局工作不合适，还是想办法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或去报刊社工作。

1980年9月，我有幸调到中国作协，参与创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刊物《民族文学》的工作，后任该刊副主编。从此，我经常跟他约稿，经我手编发的就有短篇小说《谁说了算》、中篇小说《蓝色的阿尔善河》等。

1996年6月，我们编委会决定出一期儿童文学专号，我年初就给敖德斯尔同志写信，希望他给写一部中篇小说。

他很快寄来一部标题为《云青马》的中篇小说，约30000字。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唐达成看后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首草原上的真情之歌。”他又说：“《云青马》的故事并没有太多的曲折，也没有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它吸引人的是字里行间洋溢着草原馥郁的气息，是那些性格既善良质朴、又刚强正直的牧民，特别是少年达格敦和云青马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命运令人感动。他们几乎一同在草原上长大，互相依恋，互相依靠，人和马之间的动人关系，有如一支幽美的抒情歌曲。看多了人际间许多难以设想的污浊、许多互相伤害与算计，达格敦与云青马如此纯朴、真诚、彼此信赖的关系和感情仿佛是一道清泉流过心间，让你洗去从滚滚浊流中沾来的污秽和庸俗。人与马尚且可以如此真情，如此生死与共，人与人的关系难道不应该建立得更美好些么。达格敦对云青马的爱发自内心，他对云青马的关怀、对它的耐心、对它的训练，都满怀着真纯的情感，而云青马既领受了他这份情意，也尽情地回报了这个少年，它以饱满的毅力、洋溢的青春和矫键的奔腾为达格敦夺得了赛马大会的冠军。当牧主背信弃义以后，它又载着达格敦风驰电掣般穿过沉沉的黑夜，以不屈的抗争去夺得自己应该享有的自由生活和创造未来的权利。他们终于共同成长成熟，年少的达格敦成为悍雄健的打狼能手，云青马也成为英俊骑手不可缺少的得力伙伴。而当牧主诺日布因为仰慕这位打狼能手而来请他协助打狼时，虽然是颇有戏剧性的相会，但并没发生冲突，却彼此都说明了恩怨真情，终于坦然和解，这结局让人感觉到草原上人们的纯朴，即便是牧主虽然有贪婪一面，也仍然保留了一点通情达理的良知。我想这也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对草原上人们豁达爽朗个性的真实传达。”他还说：“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它所表达的生活，草原上芬芳的气息，人与马相依为命的动人情意，仿佛是用马头琴缓缓奏出的幽美曲调。它以美好与真纯的旋律在你心头回荡，使你觉得情感得到了某种升华。而在敖德斯尔拨动的琴弦上，你或许会减少成年人的忧伤，却充满对于未来美好的渴望。”

当然，唐达成看到的《云青马》的稿子，不是敖德斯尔给我寄来的《云青马》第一稿，而是根据我的修改意见修改过的，已经定稿的决定要发的稿子。

敖德斯尔第一次寄来的《云青马》：穷苦牧民的孩子小达格敦拣到一匹被抛弃的小马驹云青马，由于他的精心饲养、真诚训练，云青马很快长大成为一匹赛马场上跑冠军的快骏马。无恶不作的大牧主诺日布，把这些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想害死小达格敦，贪占云青马。小说中就这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开始了，最后小达格敦把大牧主诺日布打死，骑着云青马跑了，跑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参加了革命。我看后觉得不行，还是老主题、老人物、老观念、老写法，我给他退回稿件，同时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说：“这次您没有写好，您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谐社会，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团结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七斗八斗的年代。需要修改，大改。”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他采纳了我的意见，从生活出发，重新构思，反复修改。那一个多月，在北京和呼和浩特之间，我和他的信飞来飞去。他修改稿子非常认真，十分细致，有时打来电话说：“XX页的XX字给我改一下，那XX页的XX人的对话和那些形容词给我改一下。”真是一丝不苟。这样改来改去，最后定稿后，我把它给唐达成送去，请他写篇评论。小说和唐达成的评论是同期发表的。刊物出来后，对《云青马》好评如潮。北京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很快翻译成英、法两种文字发表，向国外推了出去，走向世界。

对此，敖德斯尔同志对我说：“《云青马》的成功，是编辑和作者亲密配合的结果。”还笑着说：“我第一次看见像你这样敢否定我作品的编辑。”

“我也第一次看见像您这样能虚心接受编辑意见的大作家。”

“当时我确实是忽略了，急急忙忙写完就给你寄来了。”

“应付，对吧。”

“不全是。”敖德斯尔同志接着说：“你为什么敢否定我写的作品，我为什么虚心接受你的意见，认真修改我的作品，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是纯洁的，友谊是真诚的，目的是一致的。”

“对。”

“其实改稿是一种享受呀！”敖德斯尔深有感触地说。

“对！”我也深有感触地说：“有些好作品是改出来的呀！”

从此，我和敖德斯尔同志的关系又上了一层楼，互相来往也比过去更多更频繁了。

……

2004年10月，我经过多次考察和科学论证，决定回我的家乡内蒙古，在我的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创意建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又创意建立我国首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时，敖德斯尔同志坚决支持我，说：“建中心建文学馆是大事好事，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想，你虽然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但你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特别是你有主编系列三部文学史的理论基础和在《民族文学》工作多年的广泛人脉，所以，这件事情你肯定能办成，你的梦想肯定能成真。”

2005年9月15日，举行“中心”成立揭牌仪式时，敖德斯尔同志来参加，祝贺揭牌仪式圆满成功。

2007年5月30日，举行“文学馆”奠基仪式时，因病敖德斯尔同志未能到场，但他来电话衷心祝贺奠基仪式圆满成功。

2009年春，“文学馆”建设在经费上遇到困难时，我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写信求助，希望他关照和支持我时，敖德斯尔同志带头和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壮族作家周民震、回族作家王俊康、满族作家舒乙、白族诗人晓雪、满族诗人牟心海、朝鲜族诗人南永前，达斡尔族作家额尔敦扎布等10位著名作家联名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一是表示支持我，说特·赛音巴雅尔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干了一件大事情。二是请求总理关照和支持特·赛音巴雅尔和他创意建立的文学馆的事情，给予精神上和经费上的支持。温家宝总理收到我的信和敖德斯尔等10位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联名写的信后，非常重视，很快批示，给予了足够经费支持，使文学馆建设顺利完成，按时举行开馆典礼，向国庆60周年献礼。

2009年9月15日，隆重举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开馆庆典时，敖德斯尔同志又因病重未能到场。但他在来电话祝贺开馆庆典圆满成功的同时，还派他的女儿萨仁图雅来参加庆典活动。此后，他又不顾年老病重，让他的夫人斯琴高娃大姐陪着，坐着轮椅专程来文学馆参观考察，指着文学馆大楼，激动地说：“好！比我想象的还好。这座文学馆的建成，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他说到这儿，停了片刻，又语重心长地说：“干什么事，都必须有人带头干，脚踏实地干。这个事，你带头干了，成功了。我又想，如果你没有带头干，这座文学馆有没有呢？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能不能有呢？我说不准，这都是问号。”他还说：“文学馆建起来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怎么走，如何持续发展，如何更加发扬光大，这是个大问题，困难和挫折肯定会有的，但你要走下去，一定要走下去，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从2004年末到今天，在建设文学馆的近八年过程中，经常去敖德斯尔同志家，每次去他都高兴，在建文学馆的事情上，他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斯琴高娃大姐给我们做饭炒菜，我们边喝酒边聊天。后来他病重了，神志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但我还是去看他，他一见我就高兴，就开始清醒，有一次他还问我：“你认识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满族著名作家胡可将军吗？”

“认识。”我回答。

“最近见过吗？”

“见过，上月我去他们家，他还留我在他家吃饭。”我问他：“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都是部队作家。”他接着说：“胡可老婆是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扮演过电影《槐树庄》的女主角。”

斯琴高娃大姐笑着说：“他刚才还糊涂了的，你一来他就清醒了，把五十多年前来往的胡可将军也想起来了，说的多清楚，多全面，连他的老婆是干什么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次，我到敖德斯尔同志家。他还问我：“最近玛拉沁夫忙什么？他把长篇小说《忽必列汗》写完了没有？娜仁戈娃退休了吧，身体怎么样，她可能和玛拉沁夫同岁。”

又有一次，我去敖德斯尔同志家，他一见我就说：“那一年我到内蒙师院人事处，协商把你调到内蒙文联，那个阿处长呀……”

斯琴高娃大姐笑了笑，对我说：“不知为什么，你一来他的脑子就变得清醒，把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说得一清二楚。”

今天——2013年3月1日上午10时，我来到呼和浩特市殡仪馆，参加敖德斯尔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他躺在鲜花和松柏丛中，上边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我看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有关领导来了，我还看见他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云照光、特古斯、朋斯克他们也来了，家乡的代表也来了……我说：“老敖，我送您来了，您不是我一来就神志变得清醒吗？现在我来了，您再清醒一次吧！”但他无动于衷，再也清醒不了了，不能说话了，走了，真的走了。我流着眼泪，给他行了三个礼，心里想，他虽然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为文，他的德艺双馨的高大形象，仍然留在人民心中。老敖，我们永远怀念您！

责任编辑 郭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