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加荣 王红月

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警惕通货膨胀

在经济学界里，杨培新第一个破除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迷信，他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工作期间，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透过各种迹象深究细考，发现苏联长期存在着隐蔽式的通货膨胀，而由于它的隐蔽性和抑制性，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冲击也就越加严重。

1962年，杨培新适时地推出了他的新著《旧中国通货膨胀》。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原来在三年“大跃进”中，我国本已正常化了的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又产生了严重的失调现象。由于大炼钢铁和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的结果，多发了许多票子，市场上商品奇缺，银行存款下降、集市贸易价格暴涨，产生了抑制性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改善市场供应，回笼票子，这才使通货膨胀的潜伏危机得以逐步消除。熟悉通货膨胀跳动脉搏

08的杨培新，对于三年“大跃进”期间在货币方面的隐患有着更敏锐的痛感。他觉得，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对于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置民于水火这段悲惨往事不甚了解，因之，对于今后消除通货膨胀隐患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戒心，有必要把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科学地形象地重现出来，让人们从历史教训中吸取可资借鉴的东西。抱此目的，他在过去所写的《中国通货膨胀论》的基础上，运用解放后收集到的档案材料，以重新审视历史的角度，写出了《旧中国通货膨胀》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文革”之后应出版社一再邀请，于1985年再行出版。

杨培新认为，以苏联为样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普遍地存在着“投资饥渴症”，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争着上投资项目，因而社会商品供应始终是求大于供，供应之间得不到顺畅和谐的平衡，因而始终存在着隐蔽式、抑制式的通货膨胀的危机，时时刻刻要警惕通货膨胀，乃至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

币值稳定，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培新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职务。这时候，他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银行体制改革的研究上。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以什么为切入点来作为进行全面改革的启端呢，这在发展研究中心里曾经形成了鼎足而立的三家：一是以市场为契机的吴敬琏，被人称作为“吴市场”；一是以股份制为契机的厉以宁，被人称作为“厉股份”；一是以承包制为契机的杨培新，被人称作为“杨承包”。这就像他在银行工作时被人称之为“杨货币”一样，都说明了他对理论研究能够密切结合实际，并有着能够指导实际的一定深度。

198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为激发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行了工资加奖金的制度；在农村部分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全面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出售自己多余的农副产品，这样，就相应地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投放量。在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有人根据传统的计算公式，认为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当以1：8为标准线，而现在已经是1：6了，远远地越过了警戒线，于是就认为市场货币流通量过多，惊呼通货膨胀这只狼快要来了。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很关心此事，提醒有关方面要下去摸清市场和货币流通情况。杨培新约人去安徽凤阳、山东平原等地作调查，看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商品货币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归来后写出《怎样观测当前的货币流通状况》，杨培新在此基础上，认为对于市场货币流通量是否正常，应当有一个新的界定，新的认识。他明确地指出，传统的1：8的计算公式，只适用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后的经济状况。当时，我国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渠道，即国营商业独家统购统销的商品流通渠道；一个中心，即国家银行是全国唯一的现金出纳中心。在农村里，货币流通只有一个市场，半块现金流通。为什么说是半块呢？因为国营商业只对农民销售日用品时收取现金，而向生产队收购农产品和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时，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只简单地等于现金归行速度。在这种商品和货币流通渠道都很狭窄的情况下，通行的1：8的计算公式是适用的。可是，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农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开放农贸市场以后，已经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了，农民手中的货币增多了，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多成份、多渠道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状况，因此，再简单地用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对比，已经不能反映客观情况的变化了。杨培新对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变化的这种新认识，是他对货币问题研究的又一新的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政府采取了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注意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战略地位，从而在短时期内，就解决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矛盾，商品凭证供应制度基本消除，长期存在的卖方开始转入到买方市场，这样既解决了抑制性的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

但与此同时，杨培新也还是十分警惕地关注着通货膨胀那只恶狼。因为我国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和消费品供应一直低于需求的状况，要彻底地消除也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危机一直是存在的，而通货膨胀（也包括隐蔽的和抑制的通货膨胀），不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利的。

杨培新在他所写的文章中，和在向上级所写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地指出，避免通货膨胀，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前提条件。在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就等于放手让商品涨价，这是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失误的深刻教训。而在当时，还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盲目搬用外国经验，认为我们既然现在与西方一些国家一样，都是实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西方在轻度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可以取得社会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的做法，我们不妨也可以采用。杨培新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我国并未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危机，恰恰相反，我们的货币购买力经常是大于商品供应，再加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提高，这在客观上就已存在着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现象。如果我们从宏观上不及时地加以调节和控制，而在理论上又输进放松通货膨胀并无害处的观点，那就会火上加油，有可能把抑制性的通货膨胀转化为爆发性的通货膨胀。

杨培新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必须使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协调不紊地进行，而其中的价格改革，又是最为敏感的，它对于各环节、各阶层、各部门触动最大，万万不能急于求成，企图一蹴而就。稍微调控不当，或者是其他方面配合得不到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多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他曾经明确地指出过，“放开价格，管住货币”的休克疗法不可取。他认为，陡然地放开物价，必然引起物价的狂涨。稳健的价格改革，还是应当主要依靠发展生产和增加供应。只有在商品供求基本平衡和供大于求之后再放开价格，才能保证市场平稳，物价稳定。

既要警戒通货膨胀，又要警戒不适当的通货紧缩

1984年，经济发展速度过热，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健全，从而造成信贷失控，猛增货币发行高达262亿元，一时间使全国震惊。第二年又矫枉过正，在抽紧银根时，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从而又使得一些适销对路和出口顺畅的商品也在减幅，到年底时，便已出现整个工业生产滑坡的现象，这同样又使人们感到震动。想不到的是，到了1986年又掉转过头来大大地放开了货币投放闸门，想用充分的资金供应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造成了物价猛涨，待到1988年4月，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所罕见的全国性抢购高潮。

在这一轮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速度背向背应发展，难得实现两全（即要想提高经济速度就引起通货膨胀；要想压缩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速度）的反复过程中，有许多人重新提出要适度的通货膨胀，因为二者相较，还是增长速度为要，即使在通货膨胀上稍有损失也是值得的。还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叫作“以通货膨胀来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场大辩论涉及面之广、发表文章之多、论战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此时此刻，杨培新始终如一地站在反通货膨胀的立场上，他接连写出了《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治标治本兼施，一举制止通货膨胀》《当前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黄金时刻》等文章。他认为要想抓住这个黄金时刻，就是要下大决心猛砍基建，扩大保值储蓄，冻结物价。

他还为此到联邦德国去做考察，专门访问了该国的贤人委员会主席斯奈德。这位学者亲身经历过艾哈德总理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他介绍说，当时的价格改革就是慎审形势稳步推行的。几乎是经过20多年的时间，才使价格改革到位。他又取鉴于俄罗斯所实行的“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休克疗法，认为在商品供求之间没有基本平衡之前，必然造成物价野马狂奔似的猛涨。

1987年，国家正准备开放物价，欲将钢材每吨由500元猛提至1000元或1200元。当时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只等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杨培新及时地将他从联邦德国考察的所见所得，详细地写出了报告向上级提交上去，引起了各方面的普遍重视，最后上级部门通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决定：“暂不实施”。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什么事物都有个量与度的问题。矫枉过正，必然又会出现反方向的负面效应。进入90年代后，由于紧缩通货、压缩银根措施施之过猛，又出现了增长速度延缓与经济下滑的压力。虽然当时由于外资投入增加和国外市场拓宽的影响而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正常增长速度，但有不少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由于资金不足，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时，杨培新便立即联系到解放初期货币政策上的“三紧三松”历史经验。1950年3月，我们统一财经工作时，实行了严格的现金管理，紧缩银根，回笼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货币，刹住了物价上涨势头，但同时也引起了工商业的萧条，工厂停工，商店关门，银楼倒闭。面临这种情况，国家及时地调整了工商业政策，放宽货币投放，从而很快又把市场搞活。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支援战争，市场物资供应状况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物价波动，银行又采取了紧缩银根政策，等市场平稳后，立即放宽了货币投放。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工商业的生产与收购都在下滑，市场复又萧条起来，这时银行再次放宽货币供应，许多银行都主动送贷款上门，使市场很快又活跃起来。

杨培新是亲自参加了当年那场货币“三紧三松”的战役，“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此时此刻，他又及时地写了报告向上反映，指出在当前经济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既要对泡沫经济和房地产、股票猛涨势头严加遏止，同时也要大力支持工商业正常经营的资金周转需要。1997年7月，杨培新看到国内各种民用商品的生产量大多已是供过于求，卖方市场远远大于买方市场，他又及时地向上级写报告，认为在当前应当扩大投资，上新产品项目，这样，既可增加就业，又会扩大消费需求，活跃市场。他还提出世界历史上的经验作为借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都奋力地施行紧缩通货政策，以期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但是过度的紧缩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终于导致了1929-1933年的那次经济危机。

他根据自己多年来斗争在反通胀前沿阵地的体会，总结国内外金融市场上波谲云诡密的变动经验，得出一系列的深刻认识：既要警戒通货膨胀，也要警戒不适当的通货紧缩。

作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金融学家，杨培新，虽然也是一个学者，但他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与那些坐在书斋里作概念、范畴、体系的演绎与推导，从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库中作索引检编，进行逻辑上的归纳与综合者不同，他是一直奋斗在金融战线的第一线，一直战斗在反通货膨胀的前沿阵地上，他的理论概括和经济数学模型的提出，都是在风云变幻的实践中形成的。由于他的理论观点都是在前沿阵地上形成的，由此他的学术思想便有着两个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朴素、简洁、明快，但从而也有一些粗犷。二是它的实际、实用、实效性强，也正是因为如此，较之一般的人就更为深刻。

近日，杨培新获得了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颁发的2014年“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在颁奖会上，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亲自授予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