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挥辉

中国在20世纪初以前，还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尽管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带有图书馆性质的藏书阁、藏书楼早已有之，藏书之事甚至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但它们只是服务于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直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到来，这个历史才被改写，她的中文名字叫韦棣华，英文名字为Mary Elizabeth Wood （译为玛丽•伊丽莎白•伍德）。

根据韦棣华的学生沈祖荣、胡庆生、毛坤以及胞弟韦德生的回忆，韦棣华是1900年5月16日经上海抵武昌的，她此行的目的是探望和规劝在武昌文华书院任教的胞弟韦德生（Roberto Edward Wood 1872—1952）返回美国，因为其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正处高潮，各地“教案”屡有发生，一些传教士被杀。韦棣华与胞弟感情深厚，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到武昌见弟弟安然无恙，韦棣华便放下心来，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也改变了她当初对中国“蛮荒鬼域”之地的看法。韦棣华本来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强烈的基督博爱、牺牲、服务精神感召下，她反而听从了弟弟的意见，留在了文华书院当一名英文教师。

韦棣华1861年8月22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爱尔巴镇一个新英格兰人家庭，后全家迁到纽约州巴达维亚城，韦棣华在巴达维亚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波士顿西蒙斯女子学院图书馆学专科。1889年巴达维亚成立里奇蒙德图书馆，28岁的韦棣华就任该馆首任馆长。正是由于牵挂弟弟，1900年初她狠心辞去了心爱的图书馆工作，去中国当面规劝韦德生。

韦棣华在文华书院的教学颇受学生欢迎，但教学工作不是她的兴趣所在，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她很快发现文华书院校园内图书资料贫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甚至在武汉这样一个交通、经济发达，大学不下几十所的地方还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动员教员捐献图书，写信给美国的“妇女辅助会”“教会期刊俱乐部”以及美国教会报社的朋友们，请求他们捐助图书。不久，她也收到一些报刊图书，为了利用这批图书，韦棣华在校园东区一个被称为“八角亭”的一间小屋子里开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阅览室，陈列着她搜集来的各类图书、报刊3000余册，供人们免费阅览，学生们称之为“报房”。1903年，文华书院开办了大专班，随着学生对图书资料需求量的提高，韦棣华又将“报房”扩大至两间，并请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帮助打理，并将之取名为文华书院藏书室。这也可看作是文华公书林的起始。

“报房”和文华藏书室大受师生欢迎，这使韦棣华深刻地认识到，把西方新式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公共图书馆非常必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并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筹措资金，1906年春，她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pratt Institute）学习图书馆学。学习之余，韦棣华到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地的教会和知名人士中演说募捐。1906年5月23日至29日，韦棣华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怀尔参加了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第29届年会，并宣读了《在一个中国城市的图书馆工作》的报告，阐述了在中国建设图书馆的重要意义。在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罗瑟博士、纽约慈善家斯托克斯小姐、波士顿劳伦斯主教、费城的比尔德夫人、马克欧夫人以及韦棣华在巴尔的摩和里奇蒙德等地的朋友的支持下，韦棣华共募得捐款一万美元和图书3000余册。

1908年夏，韦棣华返回文华书院后即开始了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她首先在文华书院旁买下了一块叫龚家花园的地皮，随后请汉口著名的建筑师德希思先生（De Hees）设计和监理，并开工建设，1909年5月，在文华书院在哥伦比亚特区注册成功并正式更名为文华大学校的喜庆日子里，图书馆主体工程完工，新的图书馆英文名为“Boone College Library”， 中 文 名 为“文华公书林”，意为民众化的公开图书馆，这个文雅的中文名，强调了“公共、开放、共享”的意思。1910年5月16日，这个日子正好是韦棣华来武昌十周年纪念日，不知是否学校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文华公书林举行了盛大的开馆典礼，韦棣华任馆长，沈祖荣任协理。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

文华公书林外观为古希腊建筑风格，门廊部分由四根奥尼克柱和三角形的山花组成，花岗石门楣上书“智识诸宝咸蕴基督”，左右对联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内部装饰则为中国风格，家具全为红木，显得非常高贵，难怪当时造价号称10万美元。公书林内设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纸杂志室、书库、孙公纪念室（专藏商学书籍）、罗瑟纪念室（专藏西文书籍），博物古物陈列室、实习室、图书馆研究室和斯托克斯大厅（礼堂）。文华图专毕业生唐月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公书林以书库为中心，居大厅中央，长长的大厅里一排排双面书架上陈列着按杜威法分编的精装图书，侧面靠窗设有阅览室，读者座厢前后也是靠背双面书架，排列成套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经典巨著，琳琅满目，书架上的金字从窗玻璃上透过的阳光下闪烁可见，给人一种宁静之感。”

然而图书馆当时毕竟是新生事物，人们对其并不了解，每天到公书林借书阅览的人很少，这使韦棣华认识到，必须要有措施使人们了解和认识到图书馆的意义。于是她首先在文华大学的学生中做动员，但学生们来馆后只是看看报纸杂志，茫然而来，茫然而去。于是韦棣华他们又开始做教师的工作，鼓吹图书馆对教和学的意义，又将学生需要参考书目的内容摘要出来，启发学生到馆借阅，另外，在开放时间上也按读者要求进行了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公书林借书的读者逐渐多了起来。在文华大学学生利用公书林取得显著效果后，韦棣华又将公书林的服务范围推向武汉三镇的学生，由于三镇分散，学生来公书林不易，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吸引他们来公书林，韦棣华可谓想尽了办法，1911年3月25日，公书林的斯托克斯厅（礼堂）开始举办大学衍生公共演讲课程，吸引不少听众，这给了韦棣华以启示，她决定利用周六的晚上，在公书林举办名人系列演讲报告会，会前请听众浏览公书林的书报，介绍图书馆知识，同时还举办音乐会、放映电影和幻灯片。这样，来公书林的人越来越多了。

1914年，公书林又成立了“流动图书馆”，它是将各种图书50册或100册分类装箱，分送到学校、机关、工厂、茶肆、医院、兵营、公社、监狱、商店、孤儿院，并定期更换图书，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借阅。当时主要参与该项工作的沈祖荣在《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中写到：“流动图书馆不仅把书送到政府机构和教会学校，而且也把书送到公共机构中去，像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扬子江工程公司等。有时公书林服务到更远的地方，如岳阳、九江、宜昌、南昌、上海、开封、西安和北京等。流动图书馆有时全是英文书，有时全是中文书，有时是中英文书各半，到1926年就有这样的巡回书库23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14年至1916年，文华公书林还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下，到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地巡回演讲，广泛普及图书馆知识。因此，蔡元培先生1931年撰文称：“文华公书林于众图书馆中，老成先进，弥孚众望。”

1918年，韦棣华再次回到美国，在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校进修一年，1919年，韦棣华回到文华大学，她认为，中国民智未通，图书馆缺乏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要办好图书馆，必先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于是1914年、1917年她资助沈祖荣、胡庆生分别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这次韦棣华回到文华大学后，随即与沈祖荣，胡庆生等积极筹备成立文华大学图书科，全面引进美国先进的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中国的图书馆专门人才。

随着公书林藏书的增多和读者的大增，扩建公书林已成必然。1921年2月，韦棣华又派得意门生沈祖荣等到北京、天津等地募捐，共募得国币5000元，又派出文华大学学生赴美演剧筹款，韦棣华又自己捐款，加上斯托克斯小姐再捐3000美元，公书林扩建动工，主楼由原来的两层扩建为三层，并改建大型的阅览室、礼堂和辅楼书库，1922年1月18日扩建竣工，扩建后的公书林成为当时文华大学校园内最漂亮的建筑。至抗战前夕，馆藏中文书籍44560多册，外文书籍30000余册，中英文杂志100多种，另有古矿物古生物标本等1000多件。

在韦棣华等人的努力下，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正式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教育机构，也是当时文华大学的强势和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为此，文华大学1920年6月26日授予韦棣华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文华大学授予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6名学生是从文华大学文学院二年级学生中挑选出来的，1922年毕业。其以后的招生也基本是招收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课程设置和教材全为美国模式和原版教材。

此后的岁月，为中国图书馆教育培养人才和为文华公书林筹款便是韦棣华的主要工作和操心之事。1922年至1923年，当得知美国计划退还最后一笔庚子赔款，她立即给美国总统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赴京说服美驻华大使萨契曼博士（Dr.Schurman）以及民国要人黎元洪、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等。并于1923年秋赴华盛顿拜见了82位参议员和420位众议员。她还受命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鲍士伟访华，推动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1924年5月，当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最后一笔庚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时，韦棣华无比兴奋。为处置该款成立的专门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了解到韦棣华在通过此议案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决定一当基金到位，即按年度资助文华大学图书科每年一万美元。

韦棣华毕生顷注中国图书馆事业，终生未嫁。至1930年，文华大学图书科开办10周年，共培训和培养了60名毕业生，其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29人任馆长，他们分布在中国10余省份，在全国最重要的30座图书馆任职。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多由文华图书科留学生创办。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图书馆界至今提起来仍如雷贯耳，如沈祖荣、胡庆生、裘开明、严文郁、汪长炳、桂质柏、童世纲、吴元清、顾家杰等。

由于韦棣华在文华公书林管理上与文华大学主政者的恩恩怨怨，以及后来文华大学图书科与华中大学（1924年以文华大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立）当政者在办学理念上的重重矛盾，加之文华图书科经济一直相对独立，文华图书科脱离华中大学成立一所专门学校已成必然。1930年9月，“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掐指算来，韦棣华来华已有30余年，她的后半生整个都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1931年5月1日，韦棣华病逝于武昌，享年70岁。

韦棣华逝世后，她的学生沈祖荣遵照她的临终嘱托，把文华图专一直办到1953年后并入武汉大学。文华公书林则命运多舛，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后，公书林惨遭洗劫，书刊、设备丧失殆尽，战后虽进行一定的修缮，但已完全没了往日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公书林经公立华中大学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之后不久，又由华中高师移交给新成立的湖北中医学院。“文革”中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物证”，是“反面教材”。“改革”开放后仅被定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这个不痛不痒的保护标签，难保其免于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被拆除的悲剧。从此人们观赏研究文华公书林只能通过照片，这是历史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