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越予[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2]

作 者：郑越予，文学硕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引言

新时期以来女性叙事日趋繁荣，“张爱玲热”也始终不衰，这些现象都昭示着女性文学在经历了“十七年”的彷徨与无助后再一次觉醒，由沉潜状态浮出历史地表。新时期的女作家们不断地在小说叙事中发出呐喊，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精神状态等层面的关注。在风格各异的女性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安忆、迟子建的女性书写从不同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和萧红创作的余风。同时，在当代语境下，她们又能以自己在新时期中所形成的独特女性意识对张、萧二人的女性文学进行丰富和发展。

二、革命话语在女性小说叙事中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许多女性要求获得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讴歌时代与妇女解放。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女性小说叙事。在丁玲走向“大我”式女性话语的带领下，女性小说叙事的表现范围大大拓宽，由“女性性别”层面渐转向“社会政治”层面。民族危亡时刻老弱妇孺都应尽一己之力，解放区的女性小说叙事就从这个侧面体现出了一种有悖于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意识。她们认为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妇女，对挽救濒临危亡的国家民族也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种女性意识的主导下，解放区时期的女性小说叙事话语便充满了一种激越、刚健、豪迈之气，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无不具有追求翻身解放、投身革命的英雄气概。也正因此，此时期的女性小说叙事与之前的相比，更加关注女性的性别意识，与以往那些具有细腻伤感文风的女性叙事截然不同。

在民族抗战洪流和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风暴中，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影响着解放区文学。在这种风云变幻的环境下，女性叙事亦要求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丁玲及草明、白朗、袁静、曾克等女性作家们都能超越传统的闺阁文学、性别意识的局限，让自己的创作将女性命运与社会解放相联系，进而使得解放区时期小说的女性叙事在反映社会的深广度上绝不亚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一方面，此时期的女性小说叙事要唤醒仍处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延安妇女，向她们灌输女人也是人的观念，也应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尊重。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作家也在作品中揭示了在男女平等政策下女性仍避免不了的生活困境。继丁玲之后，解放区时期的各路女作家都在寻求一种由“小我”向“大我”的转变。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李珊裳为寻求真理，奔赴延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工作与学习后终于从个人狭小的情感圈子里跳了出来，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的革命事业中，可以说其女性意识已消融于社会革命的意识之中。草明为鼓励解放区的农妇与封建恶势力对抗，创作了《没有了牙齿的》《大涌围的农妇》这两部小说，小说中描绘出一组勇猛的农妇形象，她们倔强而顽强，随时准备和恶势力拼搏。

虽然解放区以丁玲为代表的淡化女性主体意识、强调为时代社会献身的刚健豪迈的女性叙事文风渐渐消退，但丁玲在40年代解放区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弱化的小说书写，则被“十七年”的许多女作家从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借鉴。在“十七年”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始终围绕着时代主旋律，但她们仍然关注着女性心理、命运和生活。她们的作品通常以女性为主人公，情节框架围绕“她”展开，但又大多局限在平面叙述“她”的”故事”，而缺少关于“她”的故事的深刻思考，出现了一批“准女性主题”（以女性为中心却又缺乏比较充分的女性意识支撑的主题）的文学作品①。茹志鹃的许多短篇小说虽然都是以妇女为小说的主人公，但其创作的目的却是为了歌颂时代政治，笔下的妇女们不过是她切入生活的一个视角，《在果树园里》以小英这个童养媳的变化来赞颂社会主义新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变化。其次，在女性小说叙事的视角方面，丁玲本着忠于自我忠于时代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可谓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十七年”中以一部《青春之歌》蜚声文坛的杨沫便是深受这种影响的典型。《青春之歌》里除了弘扬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这一显在的主题外还蕴含着妇女寻求解放之路这一潜在主题。作品中主人公林道静从柔弱无知的女大学生成长为坚毅、成熟的共产党员，她的人生道路面临着多次抉择：她拒绝当别人的姨太太，也拒绝做苟活于乱世的小妇人。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意识始终是她思想上前进的动力。这使我们看到了丁玲小说中梦柯的身影：追求理想自由、维护女性尊严，只不过梦柯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幸跌入了另一个深渊。杨沫从不否认丁玲对自己的影响，“丁玲不仅对我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也起了启蒙作用。”②虽然《青春之歌》不能简单地图解为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但女主人公的三次成长却始终与三个男性息息相关：余永泽带林道静逃离了封建家庭的羁绊，拯救了她的肉体；而卢嘉川和江华则带领着林道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拯救了她的灵魂。真正的爱情主题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十七年”中都是创作的禁区。解放区时期的丁玲将黑妮与程仁的爱情拴扣在政治的变化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也得益于土改斗争的胜利；同样林道静的择偶标准也是跟随着自己的思想认识的变化而充分“革命化”,完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变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三、乡土诗意的温暖回声

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催生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与反思，女性文学叙事再次觉醒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女作家，在多元化的女性小说叙事中迟子建小说中温和的女性叙事话语尤为特别。当代女作家迟子建于20世纪80年代蜚声文坛并自此笔耕不辍，虽然迟子建的文学成就很高，但目前学术界对她的研究视域仍局限在童年视角、自然叙述等几个方面，而其拥有的另一个关键特质——女性叙述却往往被忽视。许志英、丁帆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就肯定了迟子建作品中的这种女性叙事成就：“东北出过才女萧红，今天又有一个才女迟子建向我们走来。与萧红的寂寞相仿，迟子建在女权主义的呐喊中也是有点寂寞的，人们提到女权主义时，忽视了一位女作家，然而她的小说中充满了那么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女性对生命的态度，都是十分值得我们研究的。”③不同于同时代女性作家王安忆笔下的都市女性，迟子建致力于描绘的却是那些生活在偏远乡村一隅的乡村女性。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惠及中国，当个性解放、女权运动早已唤醒广大城市女性，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让广大的农村女性还处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原始状态，她们永远为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苦苦挣扎着。因此，东北女作家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叙事话语尤为值得当代研究界的关注，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记录了当代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其作品更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当代乡村女性史诗性的巨著。

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迟子建的小说时，常常会想起五十多年前的萧红。这一联想并不仅仅是出于她们二者在地域上的联系,更是出于她们的小说所带给我们的那种阅读感受：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仍能坚守自己女性作家个性化的创作话语，在时代与自我的抉择中仍能坚守自己的特有的女性言说。回顾历史，在风云突变的20世纪40年代，萧红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悲壮的大时代中”用执着的倔强的笔触对现实处境中正承受着巨大苦难的农村妇女做真实深切的描述。当文坛充斥着丁玲、冰心等众多“五四”女性作家对妇女解放和女性的情感生活进行反复言说时，萧红却因自己独具个性的女性视角处在女性文学的边缘位置。无独有偶，在女权运动高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八九十年代，男性权威及男性意识被彻底颠覆，当代文坛不仅出现了陈染、林白类致力于展现女性个人体验经验的私人化写作倾向，甚至在商业媒体的炒作下，“躯体写作”也渐渐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但迟子建却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女性视角为八九十年代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她在自己的女性小说叙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女性观，始终以一种温情的眼光关注着底层人民特别是广大乡村妇女的生活。同样，除了边缘化的女性写作模式，萧红、迟子建在创作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广大的农村妇女。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同萧红一样，大都生活在农村，她们本性善良却过着悲惨的生活。《树下》讲述了少女七斗在苦难生活中的成长经历。悲剧接二连三，似乎命运是注定的不幸与苍凉。《沉睡的大固其固》中媪高娘为让全村免于莫名的灾祸,不得不杀死自己的猪来“还愿”，但最后却因杀猪没有做豆腐被同村的魏疯子失手杀死。《生死场》里美丽的女人金枝最后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痛苦地死去。

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位女性作家虽然在地域、风格、女性形象塑造上有许多精神上的契合，但是在面对不同时代下相异的话语语境时又各自表现出了一种对自我独特女性意识的坚守。40年代的萧红着力书写的是时代夹缝下的女性抗争，此时的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辱，“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还没来得及扫清封建主义的余毒，中国人民就急忙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依然毒害着广大的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妇女，加之萧红自身坎坷的经历，使其作品中女性都以男性的对立面形象出现。其作品往往用两性的尖锐对立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背负着沉重精神枷锁的女性永远是被奴役压迫的对象。《王阿嫂的死》中小环的母亲在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受辱而亡。《呼兰河传》中写到妇女去娘娘庙中求子却要先到老爷庙中去磕头这一古怪的现象，萧红解释道：“阴间也是一样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④而处于新时期的迟子建，伴随着个性解放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其女性叙述则显得异常的平缓与和谐。“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紧紧街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想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状态。”⑤她宣扬的是一种两性间的双性和谐：她赞美中国女性的温情能给予人类生生不息的力量;她反对两性剑拔弩张的对立；她倡导的是用性别关系的优化来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的女主人公顺吉是维持家庭的核心力量，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她和丈夫相互扶持共同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一起经营着小家庭的温馨与快乐。《亲亲土豆》里夫妻秦山和李爱杰对土地、劳动、生活的爱朴实动人，他们之间也相互关爱、相互怜惜，小说的最后当秦山罹患癌症病逝时人们不免哀叹悲伤，但跨越生死的爱却在妻子爱杰堆在秦山坟头的土豆中弥漫开来。

四、现代都市欲望的反复咂摸

张爱玲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小说叙事的研究及创作的影响毋庸置疑，虽然王安忆极力否认自己承接了张爱玲女性叙事文风，但是同处一城的文化熏染以及女性叙事的先天共鸣，使得把王安忆与张爱玲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王德威便认为王安忆“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⑥。同为女性作家，她们二人一前一后都被贴上了上海的标签，她们同被上海文化浸润并深得海派精髓。她们同为女性，同写女性，同为女性而歌。从她们的创作中不难发现，张爱玲与王安忆在女性对于情爱、婚姻等问题的认识上有着精神上的契合：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写她们现实生活中的疾苦和精神上的无奈。

张爱玲成就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孤岛”，在时代洪流的碰撞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观念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中国的传统女性心理却或多或少地有所保留。千百年的封建礼教制约着她们的思维习惯，真正的妇女解放更是无从谈起。比之男性，妇女仍然无法打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局面。《半生缘》中的顾曼璐是悲哀的：从前的曼璐为了生计被逼无奈与初恋慕瑾解除了婚约，做了一名舞女；今天她却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婚姻进而迎合丈夫的贪念牺牲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妹妹，她亲手毁掉了妹妹的幸福。《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母亲冯囿于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封建旧俗，最终还是嫁给了自己对其没有一点情感的聂介臣。婚后的碧落就好比屏风上的鸟，最终蜷缩在男权樊笼里抑郁而死。比之张爱玲，王安忆成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蜂拥而至，多元化的都市生活早已把女性从封建家长制中解放了出来，但现代女性在摆脱了传统的性别束缚之余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同张爱玲一样，王安忆始终关注着新时代中女性的生活境遇和内心状态。虽然新时期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并摆脱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是在女性经济独立、物质得到满足之后，她们更要寻求精神上的自我确认与生命主体的自我建构。《长恨歌》中王琦瑶与严家师母的一段对话便是新时期女性的内心独白，严师母说:“女人的生活就是为男人。”王琦瑶却说:“我偏偏是为自己。”在王安忆早期创作的“雯雯”系列中就凸显了这种女性自我觉醒的主体意识，她用单纯细腻的笔调借了雯雯的形象道出了女性寻求自我的愿望。在雯雯的成长过程中，从起初的懵懂好奇“事情又为什么要偏要那样发生，而不是这样发生”到后来的认识世界，雯雯探索命运的过程亦是寻找自我、认知自我的过程。在王安忆所处的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进一步深入发展，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让女性逐渐摆脱了绝对服从男性统治的地位,相继参与到生活舞台中来。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成家的要求”不同，新时期的她们摆脱了男性寄居者的身份，王安忆以更加鲜明的女性自省意识关注着女性的内心世界。爱情已不再是她们谋生的手段而变成了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孩的婚姻可以说并没有爱情作为基础，她是因为征服了男人的傲气后得到满足才结婚成家的。而随后与大提琴手的婚外情中，他们从相爱、相知到殉情也都是金谷巷女孩占尽了上风。《锦绣谷之恋》描绘的是一场柏拉图式的婚外情，女编辑与作家在悄无声息中产生了感情，复苏了她已被婚姻冲淡的情感。正如作者所言：“我有时觉得爱情是一个人的事情，爱恋对方，是因为对方给自己提供一个施展的舞台。”⑦男作家不过是女编辑借以焕发新我、明确性别意识的某种可能。可以说，从“三恋”、《岗上的世纪》到《叔叔的故事》，王安忆的小说中处处都体现了一种被唤醒的女性意识。

女性小说叙事在新时期的再次崛起是在人道主义大潮的冲击下带来的，经由“十七年”的彷徨消弭，新时期的女性再次加入到“人”呐喊行列之中，将女性解放并为个性解放重要的一支。女性作家在创作之时无不突显出了自己的喜悦，她们重返伊甸园，在追寻爱与被爱权利的同时亦强烈要求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王安忆作为新时期女性小说叙事的代表人物更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找回女作家的自我，类比于张爱玲着重描绘在带有封建色彩的社会家庭中女性的幽怨与哀愁，王安忆更加注重对女性自我的表现与超越。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女结婚员”式的命运出路，王安忆更加凸显的是一种女性在自食其力后对自我本真的追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李主任遇难后并没有因生活无所依凭而困顿绝望，而是在护校学习了注射以此自食其力。经济上的独立已使女性摆脱了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参与到时代生活中来演绎着自己的风采。同样，在新时期女权运动高涨的大环境下，男女平等也不再流于表面的言说。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男女对抗”的两性模式，王安忆时时流露出一种“两性和谐”的两性观。张爱玲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男权社会中父亲、兄长强势的画面，他们支配并奴役着女性，女性不仅在成长和教育上备受歧视，在婚姻嫁娶上也常常身不由己。《花凋》中的郑先生就认为“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⑧，便硬生生地剥夺了川嫦受教育的权利。《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受制于封建家长制的淫威，被迫听从父命嫁给了聂传庆，最终在抑郁寡欢中早逝。相比之下，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却看不到男女两性的对峙画面，更多的是女性对男性身不由己的理解与体谅。《长恨歌》中当王琦瑶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但康明逊却迫于家庭的压力无法给她一个名分时，作者既没有谴责更没有讽刺康明逊的无能与懦弱，而是在充分分析了他的家世环境后借笔下的主人公表达了对他的谅解。同样，即使是身居高位的李主任，王安忆在作品中也写出了他身心俱疲时的困顿无助。

五、结语

综上所述，作家的个性差异必然显示出她们各自的独特风格，不论是转向革命的丁玲、咀嚼自我的张爱玲还是独自流浪的萧红，她们都是在一种共同的女性意识下各显其才，各扬其善，勾画出了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女性小说叙事画卷。或许，试图通过这几位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来追寻20世纪40年代之后女性小说叙事整体的发展变化未免过于粗疏。不过仔细想来，它其实就是整个女性小说叙事由兴起、高潮到衰落以及再一次振兴这样一个起起落落过程的缩影。女性小说叙事从幼稚热情走向成熟平静，从主流化表述到个人化言说，其实都来自社会背景下女性认识系统内部的自我深化和更生。女作家的创作在伴随着时代生活变化发展的同时，也展示了女性小说叙事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既面向世界又忠于自我的独特品质。

① 乔以钢：《多彩的旋律 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② 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选小组编：《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全国首次丁玲创作全国各地讨论会专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③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页。

④ 萧红：《呼兰河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⑤ 迟子建：《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⑥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⑦ 王安忆、斯特凡亚、秦立德：《从人生的体验到叙事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⑧ 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