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其文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文献述评

人类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避免，人们改善衣食住行生活条件就是趋乐避苦的表现。快乐是个古老的话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快乐思想。他认为，人一降生就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快乐。[1]近代英国伦理学家边沁则是快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边沁（1789）将道德原则贯彻于快乐主义的始终，从伦理学视角创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的快乐”这一利他的快乐主义思想，为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随着近代分工的发展，经济学、心理学相继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在经济学研究中，效用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斯密（1776）认为，追求快乐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另一代表人物穆勒（1861）的快乐思想既不同于边沁的利他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斯密的利己主义思想。穆勒更多地是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来论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利己与利他、利与义、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从而完成了具有折衷主义色彩的古典经济学综合。经济学中快乐主义另一重要发展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发展。霍布森（1914）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快乐。20世纪40至70年代，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在对“福利”概念界定时，多把“福利”看成“快乐”的同义语，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快乐”（米香，1968；艾考斯，1972）。 20 世纪末以来，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极大发展。陈惠雄（1999）从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个部分出发，完成了一个以快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用心理学解释快乐的形成机理，加强了快乐思想的人脑科学解释基础，使快乐思想在心理学中获得了发展，弥补了经济学家主要以收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缺陷，快乐感、快乐指数、幸福感、幸福感测量等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方兴未艾。随着快乐主义进一步向心理学渗透，出现了经济学的心理化趋势，使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经济学成了“痛苦和快乐的微分”，导致了心理经济学的产生。

综上所述，学界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四大领域对快乐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哲学中的快乐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快乐主义价值观，伦理学侧重研究追求快乐的道德行为准则，经济学中的快乐研究以收入和效用为核心，心理学则侧重分析人主观快乐感受的科学测定及影响因素。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快乐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但这些研究多基于快乐本身，或仅从某一方面来诠释“快乐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一亘古未变的命题，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政策制定的启示，学界很少涉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以抛砖引玉。

二、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

（一）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乃经世济民之学，经济学要重点解决如下三大问题：第一，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脆弱性，我们能不能投入较少的资源和少破坏环境，同样获得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并让国民获得较多的幸福快乐？第二，我们能不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其带来的环境污染、不可持续等负效应？第三，怎样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趋乐避苦”、“趋福避祸”、追求生活之幸福美好，乃人的本能和天性，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目标，即生活的幸福快乐。国民幸福快乐不仅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形式的终极目标，也是检验一切发展形式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否则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财富如何增长的学问，更是如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学问；经济学研究不仅要重手段，更要重手段所指向的目的。可以认为，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一切门类经济学的使命，更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曾从人的满意消费和效用感受来探讨物质生活条件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幸福。后来，由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统货币化以及拜金主义的腐蚀，拥有金钱多少成为了衡量幸福快乐的尺度。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畸形局面：重金钱，轻人的幸福感受；重稀缺性的奢侈品或贵重物品，轻无货币价值但实际上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重生产发展，轻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近年来快乐经济学的兴盛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回归。

各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逐渐重视增进国民幸福快乐这一问题。近年来英法美等国政府提出“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并开始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南亚小国不丹首先把“幸福指数”引入治国理念，是最早从政府层面对幸福进行量化的国家，其第四任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全民幸福计划”并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GNH）来反映。普京在其总统竞选纲领中强调强大的国家要以富足的人民为基础，把“向贫困开战”列为今后四项优先重点工作之首。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多次呼吁对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国民经济的指标体系，提出以“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提议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普遍认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比现在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科学得多。

从孙中山到习近平，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快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实质上就是国民幸福的纲领。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宗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把“情系百姓”、“为民谋福”提到了“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

（二）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

第一，在经济不发达或国民普遍不富裕的条件下，经济条件是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主要因素，这时收入增加、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显著正相关。

人们幸福快乐的实质就是国民在吃饱、穿暖、住好、行好等的基础上，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经济不发达、国民不富裕甚至贫困状态下，国民连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整天为吃饭、穿衣、住房、行路等发愁，要说自己幸福快乐，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因此，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或必要手段，没有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国民幸福快乐就成了无源之水。国内外一系列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迪纳（1995)研究发现一国国内总产值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具有惊人的正相关性。盖尔卢珀（1976）与英格尔哈特（1986）则从反面证实了国家财富与民众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国民收入的减少会带来幸福指数的降低，他们指出，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国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降低。大量调查研究也发现收入与幸福之相关性在低收入人群中非常显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国民生活满意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7，这表明幸福感水平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与幸福指数排序的结果不一一对应相关，但整体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越高，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快乐程度也越高。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对哈尔滨市区居民幸福感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收入不够多是影响市民 “不幸福”最为重要的原因，市民幸福感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个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时，幸福感分值随收入增加而提高，具体为：500元以下组幸福感为68.7分；501至1000元组为71.1分；1001至 1500元组为73.7分；1501至2000元组为76.0分；2001至3000元组为78.8分；3001至4000元组为82.0分；4000至5000元组幸福感最高，为87.3分。这一研究表明幸福指数呈现出阶梯式增长，充分体现了增加居民收入对于幸福的重要性。

至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都认为，幸福快乐就是效用的满足，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宏观经济环境来保持通货稳定和促进国民就业，币值稳定和就业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购买商品和服务，提高了购买力水平，解决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等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人们的效用及幸福水平。大量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经济增长、就业与幸福的相关性，弗雷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失业对国民幸福产生重大影响。[2]传统经济学的“金钱能买幸福和快乐”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因此，引入“效用”分析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总机制可表述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通货稳定及国民就业→国民收入增长→国民购买力增强→国民效用满足→国民幸福快乐。

第二，在经济发展、贫困解除和小康条件下，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因素很多，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经济因素是国民幸福快乐的重要物质基础，但不是唯一因素。除经济因素外，制度、文化、环境、性别、理想、人格、健康、婚姻、人际关系、和平、安全等均能影响国民幸福快乐，因此，国民幸福快乐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条件下，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效用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此时来自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从而导致幸福快乐度的增加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在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下，来自制度、文化、环境、健康等非经济因素的边际效用表现出递增的趋势。即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不显著正相关。

2004年美国世界价值研究机构调查资料显示：经济发达的北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来国内生产总值 （GDP）维持了较快增长，但其国民幸福指数（GNH）却并未与GDP同步快速增长。在公布的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排名第一，墨西哥排名第二，北欧丹麦排名第三，而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韩国分别排名为第十五、四十二、四十九，中国排名为第四十八。[3]在即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广东，长期以来其GDP增长较快，已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国民幸福指数（GNH）相对增长缓慢（见表1）。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和讯网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从就业、收入、物价、房价、税负、差距、环境等指标方面，编制了《2013年全国各地幸福指数报告》（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该报告显示，在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欠发达的江西、湖南、内蒙古幸福指数分别排名第一、二、三，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江苏、广东排名第十三、十四，接近中等水平，经济实力雄厚的东部沿海上海、天津垫底，分别排名倒数第一、二。[4]

表1 2008～2010年广东GDP与GNH的增速比较

（三）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幸福快乐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国民经济应该在国民快乐中发展，我们很难想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广大国民痛苦和悲伤的基础上。

第一，国民幸福快乐有助于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提高，成为不同于传统人的高素质现代人，从而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传统思想观念会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因此人的落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张培刚先生指出：“现世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5]

下面以农民为例探讨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

例一：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知识创造财富”、“知识经济”、“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理念形成→农民行为更理性，自觉加大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质高→子女就业机会增多，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就业→家庭收入高，收入来源广→家庭富裕。

例二：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生命、健康、卫生意识强烈→行为更加理性，讲究生活规律，爱护身体，注重健康→农民身体健康，素质提高→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现实中，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条件下，身体健康相对减少了医疗费用开支，有利于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

例三：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节俭朴素等思想强烈→行为理性，更加勤俭→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勤劳有利于农户致富。此外，节俭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理可表述为：国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国民心理健康，思想积极向上→国民行为理性→国民获得经济机会→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第二，国民幸福快乐自然心情更加愉快舒畅，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里以企业员工幸福快乐为例，按照企业文化理论，企业管理最重要的的是对人的管理，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因此，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提高员工幸福感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翁精神，恪尽职守，忘我工作；其次，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的过程就是培育和传播企业和谐文化理念的过程，员工幸福快乐感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营造和谐人际关系氛围，培育团队合作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并树立良好的形象及社会口碑，进而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最后，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有助于员工在快乐中工作，工作效率提高进而企业利润率提高。所以企业应该通过帮助员工应对私生活中影响情绪的事件来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把员工置于轻松快乐的工作氛围中，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增加员工的工作兴趣，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最终增加企业效益。

三、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在我国，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与快乐，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曾走过不少弯路。在一定时期内，或重阶级斗争，轻经济发展，或重经济手段，轻民生目的，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快乐与幸福，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从而导致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严重困扰人民幸福水平提高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 GDP，轻 GNH。本来“民”是“国”的载体，离开了国民，也就无所谓国家。但在较长时期内，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上费尽心思，而少思考在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如何同步提高国民的收入、生活及幸福水平（GNH），结果造成“国富而民穷”的发展模式。第二，重经济发展，轻生态环境建设。以往的经济发展只关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正效应，将农业现代化视为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将农业工业化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生态难民等负效应认识不够，忽视了人民长远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第三，重利润赚取，轻人民幸福快乐。与宏观上的政府GDP崇拜、财政崇拜相对应，微观上出现了企业利润崇拜和民间金钱崇拜。在利润和金钱崇拜下，社会对人的控制和监管日益加深，尤其在现代化的流水车间里，劳工完全听从机器的“指挥”和服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变成了纯粹为资方赚取利润的会说话的工具。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时间的延长、工资薪酬的被拖欠、各项权益的被损害，均是对劳工健康、生命、情感、价值、荣誉、地位和尊严等的极端漠视，最终使劳工服从于工具理性，严重破坏了广大劳工的幸福和快乐。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皆是如此认为。针对以上种种有悖于实现国民幸福快乐最终目的的现象，政府应该在如下方面努力：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更加关注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关注民生问题与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健全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就业、教育、司法、救济、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让国民安居乐业、生活得有尊严。

第二，调整政府公共政策。要调整包括税收政策、公共安全政策、罚没政策、房屋拆迁补偿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慈善捐助政策、扶贫政策等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快乐主义的公共政策理念，使各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民，惠及于民，达到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最终实现国民幸福快乐这一目标。

第三，改进政绩评价和干部考核办法和手段，不能唯GDP论英雄。政绩评价、干部考核标准是“指挥棒”，牵一发动全身。要改进政绩评价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办法，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既看经济发展又看民生改善，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尤其要把民生改善、社会公正、生态效益、绿色政绩、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及人民满意等实绩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增长率排名来论英雄。

第四，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物质条件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基础，劳动则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中，必须破除“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游手好闲”的享乐主义幸福观，大力弘扬和自觉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社会主义幸福观，人人都要通过辛勤劳动成为经济发展和幸福快乐的促进者。

第五，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助推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困的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产权等纯经济原因的研究，而将人文等非经济原因忽略了。其实，人的幸福快乐、健康心理、先进思想道德、崇高精神、高尚价值观等人文非物质因素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在现阶段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根本目的的体现，也能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6]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03.

[2]布伦诺·S·弗雷等.幸福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

[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0-111.

[4]新华网.全国各地幸福指数公布，江西居首上海垫底[EB/OL].http://www.sx.xinhuanet.com,2013-07-26.

[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84-87.

[6]秦其文.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7，（21）：4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