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才祥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论戴维·哈维对后现代正义的批判与重建

尹才祥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后现代情境下，正义表现为差异性的话语主张，内蕴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哈维雄心勃勃地试图在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所产生的分裂的特殊性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他提出，超越局部与边缘抗争；注重规模政治；关注情境性等主张，其实质是用正义作为载体，将各种差异性的价值吸纳进来，试图在各种“战斗的特殊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相似的普遍性，以形成一种包容阶级和差异话语的正义政治学。这种政治学究其实质仍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并不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要想把这种政治地理学想象落实到实践，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后现代正义；普遍性；特殊性；差异认识论

正义具有多重面相：作为秩序、平等、公平、自由、安全、美德、效率以及交往权利等。马克思考察社会正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方法论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一个阶级政治问题，不同的阶级对正义有不同的解释，有着不同的正义观。哈维（David Harvey） 于1973年公开出版《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举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此后，他对社会正义的理论探索便深深地烙上了阶级的印迹。无论是在早期的《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还是在晚近的《新帝国主义》（2003）、《反抗的城市：城市权和城市革命》（2012）中，这个立场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策略上的灵活性。

20世纪70年代后，当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取代甚至淹没资本主义时，左派政治也急剧地向后现代主义立场转移。1989年之后的研究中，哈维对社会正义的批判既极大地包容各种后现代政治主题，又反对后现代主义话语，这种做法在确切的意义上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只是，哈维和索亚（Edward W.Soja）等左派在面临后现代对他们敲诈的时候，立场存在显著的差异。索亚是完全地倒向了后现代主义，其“第三空间”理论提出一种要超越左与右、唯物与唯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第三化”批判方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方法。与索亚不同的是，哈维坚守解放政治的理想，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正义批判的同时，亦与各种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竞争，“代表着一种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姿态。”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考察哈维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利用正义这个载体包容与吸纳后现代的差异性，形成一种政治地理学想象。

一、正义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张力

正义在后现代隐藏或者消失了吗？哈维认为，当然没有，正义只是伴随着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一部分。在《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与城市》一文中，哈维借由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内所发生的城市空间冲突的景象，把后现代主义的时空经验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沟通起来，为正义的后现代解释提供理论支持。哈维认为，正是这种冲突景象使纽约成为充满诱惑之地，以此作为城市包容差异的绝佳例证。鉴于“差异”在现代主义所代表的传统正义理论体系中的长期“缺席”，我们必须在当代日益剧烈的社会空间变迁中重新审视和把握“差异”，“不把差异和‘他者’当作某种附加于更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如阶级和生产力）之上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当作试图把握社会变化之辩证法时从一开始就应当无所不在的某种东西。”正如艾莉斯·玛莉恩·扬（Iris MarionYong）认为的那样，正义“要求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确立种种制度，推进对无压迫的群体差异的再生产和对无压迫的群体差异的尊重”。

哈维敏锐地注意到，在观念形态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开辟了一条异质于普遍主义正义“宏大叙事”的思考路径，他们尝试将正义视为社会过程的偶然产物，以确立一种开放的、异质的正义理念。沃尔泽试图把正义概念多元化为平等，以便尊重“他者”的文化创造。他指出，“正义扎根于人们对地位、荣誉、工作以及构成一种共享生活方式的所有东西的不同理解。践踏这些不同的理解(常常)就是不公正地行动。”利奥塔也认为，“如果把指令当一回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们从来没有牢固的基础，这一点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无法通过一条结论，来获致公正。”在《后现代状况》中，他明确赞同创造一种“质朴的”但“非一致同意的”的正义观念。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德里达，他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表达：“如果说正义这种东西存在的话，那么它本身是外在于或者说超越了法律的。这一点它和解构不相上下，如果说解构这样一种东西也存在的话，那么解构就是正义。”德里达通过解构路径，事实上把正义问题悬置起来了。

哈维认为，在一个无限异质和开放的世界中“从事正义事业”，在一开始就承认后结构主义拒绝在异质情境中严格运用普遍原则，其理由并非不重要，因为“任何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它的应用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公正。”因而，当代正义理论应当展开对各种差异过程和各种“他者”的对话，正义意味着“保持差异的权利”。

但哈维同时指出，正义的后现代主义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普遍正义原则的探寻，必然面临着诸多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州际高速公路为例。在这个事件上存在着高度差异化的主张：（1）强调效率的主张。（2）追求经济增长的主张。（3）保护美学和历史遗产的主张。（4）维护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主张。（5）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主张。（6）分配正义的主张。（7）邻居情谊和社群主义的主张。哈维把这些相互区别的主张描述为“话语”，每一种正义话语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仿佛它具有唯一的重要性。但这些主张的共同结果就是未能从整体上阻止这条高速公路的架设。哈维认为，这是正义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时代遭遇到的多元主义困境。

基于哈维的“过程”和“话语”辩证法，正义就是一组社会地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它表现了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特定时间内调节和安排地方的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种特殊的话语性正义观念一旦建立起来，它在社会过程全部环节中的踪迹就成为客观事实，涵盖其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但问题在于，赞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正义总是暗示着诉诸某种更高标准，从而确定一种社会正义理论比另一种更加公正。正义问题就落入特殊正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中。

本来社会正义应该存在某些普遍接受的标准，然而，在后现代时期，普遍性成为一个受到怀疑和质疑的词语。哈提提出正义的“后现代死亡”，其确切的意义是说，普遍正义及其标准的消亡。《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雷特厂案例，①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雷特厂是个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鸡肉加工厂。工作条件差，安全措施不到位，甚至没有自动灭火器，没有安全出口的门。因此，发生事故是个必然的事情。1991年9月3日也就是美国劳工节第二天，哈姆雷特厂失火，全部200名工人中有25人死亡，还有56名深受重伤，这是一起巨大的行业事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究其事故本身，它反映了很多问题，其中关键的一个就是近20年来的去工业化和重新工业化，分化了传统的工人阶级力量和组织。②哈维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巨大的事件，政治反应（阶级政治）的普遍缺乏。几乎没有任何媒体和政治关注这个事件，即使一些劳动团体关注了，却把它当做一个伦理和道德的突发事件。这充分反映了后现代政治的差异性带来的困境。“后现代死亡”影射的是传统的本质主义阶级政治的削弱与共同体的散裂——进步政治在面对阶级压迫时瘫痪了。在合理的经济保险和安全条件下工人权利及其合理报酬得到充分尊重，这个事件几乎肯定不会发生。因为在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粗暴正义时，工人阶级话语也许最为有效。只有阶级政治才能保护那些被剥削的人，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和性别。然而难题在于，工人阶级关于权利和正义的话语受到了批判和解构。哈维指出，工人阶级政治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削弱可以追溯到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就是围绕特殊问题的进步政治越来越分裂，以及那些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聚焦性别、种族、生态、性、多元文化主义、社群等方面，他们常常自诩为传统阶级政治的实用而有效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专门关注阶级会掩盖、排斥、剥夺、压制、甚至压迫所有类型的“他者”，因此对阶级政治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敌意。例如，在工厂案件中，一些生态学者（特别是动物权利保护派）表现出对小鸡的同情反而多于对工人的同情。

二、情境性与相似性：正义的后现代重建

如何恢复正义的动员力量？哈维雄心勃勃地试图在现代主义的普遍性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所产生的分裂的特殊性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他提出以下三个主张：

首先，超越局部抵抗，不要把地方斗争浪漫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认为，“地方”已经成为联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地方的积极经验最终普遍化为对全体都有益的新社会运行模式。因此，工人阶级政治行动首要地嵌入在“地方”，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以“地方”为中心，这就是他所谓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就像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暗示的那样，人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无数的局部化斗争或许对资本主义总体运行产生某种集体影响。大多数后结构主义正义批判往往把他们的激进化政治学植入在小规模的抵抗社区、被边缘化的团体，或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日常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商品化的、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组织，并且是对其潜在的抵抗。

在哈维看来，这种“战斗的特殊主义”命题，唯一被认可的普遍形式就是无限尊重建立在历史地（和地理地）产生的共享生活方式之上的特殊性，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情感结构”。这些结构常常涉及地方的构造过程，因而正义观念也常常通过国家制度、立宪和法律以及地方风俗仪式呈现出区域性表达方式。但这种“特殊主义的正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回避了地方和文化建构、维持和瓦解的过程，实质上鼓吹一种使地方的地理结构永远固定化的政治，其结果既可能是压迫性的，又将会是功能失常的。哈维通过齐泽克对共产主义垮台之后东欧民族主义意外复兴的拉康式分析，以及贝尔·胡克斯选择边缘空间作为彻底开放性的空间的考察，表明了自己的普遍性或者说本质主义主张，坚持认为局部斗争、边缘空间是出于政治救赎而向边缘化的他者的浪漫转向。

以女权主义者扬的批评为例。扬提出了一个与当代社会正义概念相关的“家族”（维特根斯坦语），确定了压迫的五副面孔：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暴力。这种能够穿越并借由多重中介发挥作用的正义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和社群主义通常回避的政治领域。哈维认为，这种多维度的社会正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并且普遍性被植入与特殊性、位置性的辩证关系中，被重新定义了。每个人参与并被包括进道德和社会生活中，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采纳普遍认为的远远抛下特殊联系、感情、承诺和欲望层面上的普遍性。这种与特殊性相互定义的普遍性，被哈维称为是一种相似性，它不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同一性霸权。

其次，关注情境性。如果说第一个方面重申了普遍性的重要意义，那么紧接着哈维就表明，在后现代的差异世界中，全部知识（包括社会正义观念）都是“情境的”，阶级应该被界定为与资本积累过程相关的情境性或位置性，所有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也都在嵌入这种过程的条件下生活着。正义本身意味着公正地对待不同的情境，反过来说，“只有批判性重新探讨政治经济以及相对于资本积累的情境性，我们才有希望重新建立社会正义的观念……将之作为在各个不同地方建立政治团结的道德规范的关键价值。”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仅研究权力关系差异如何通过社会行动得以生产，而且研究它们在某些地方和情境中如何获得特殊意义。但这种情境性（特殊性或差异）永远不能被刻画成绝对的“他性”——一种关系或共性的完全缺乏。差异应该是相似性之中的差异，普遍性之中的差异。后现代正义理论往往将差异无限放大或本体论化，用差异压抑了统一性与普遍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认为，情境性不是分离的且不相干的差异，而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辩证权力关系。这个概念弥漫在德里达个人主体观念中的结果就是，个人被建构为“一种不能被充分理解的差异的游戏”。情境性被解除了它可辨认身份的个人及其经历之间的联系，自身也被情境化为差异的游戏。

对情境性进行相对主义和非辩证的理解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困境。例如，一个人不是工人阶级，不是妇女，不是黑人，因此，他就不能谈论由经验得来的火灾的恐怖。同样，有稳定收入的白人职业女性就不能代表任何处境与其不同的妇女说话。哈维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通过承认他者的声音的真实性而打开了一种激进的前景，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却立即用不透明的他性，这种或那种语言游戏的特异性来隔离在那些他者声音，切断它们获得更普遍的权力资源之机会。它由此剥夺了那些声音（妇女、种族和少数族群、被殖民人群、失业者、年轻人等声音）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世界中的力量。”激进的后结构主义反对同一性霸权的结果就是，把各种差异之间政治和道德的团结和相似性这个婴儿，连同资本主义强加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观念那冰冷的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再次，注重规模政治。乍一看来，规模问题似乎是一个纯技术问题。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是在相当不同的时空规模上发生的社会生态交互作用过程。事实上，规模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存在着其他维度，比如多重时空性和价值结构的生产，即规模生产。如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评论的那样，地理规模生产理论在总体上是不发达的。一方面，人类实践会持续地变革，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规模，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创造出某种政治权力结构能够在那些由不同计划给定的不同规模之间进行“仲裁和翻译。”史密斯说，“在学习协调和连接社会理论和政治行动的不同空间规模时，我们干了一件蠢事。当代社会主义建构的核心混乱，源自对规模问题的广泛失语：地理规模理论——更准确地说，地理规模生产理论——非常不发达。实际上，不存在有关地理规模的社会理论，更不要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了。然而，它在我们无知生活的整体地理构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哈维提出，正义必须将规模的探讨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参量，既要探寻正义在一定规模上得到定义的方式，又要在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所建构的空间规模之间寻找联系。在《希望的空间》中，哈维即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为基础自由地穿梭于不同层级的空间（从微观层次的“身体”到宏观层次的“全球”）与各种后现代主义竞争日常生活的政治规划。

以上三个主张通过一般结论汇聚起来，那就是正义观念随着时空规模和所涉人员的情境而不同，但抽象地研究社会正义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行动中发挥强大的话语动员功能。哈维提出，必须寻找一种认识论，帮助我们辨别重要他者和非重要他者、差异和情境性之间的差别，从而有助于在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基础上促进联盟的形成。

三、结论性评论：一种政治地理学想象

近20年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特殊的社会正义规范，却在日常生活中竭尽全力使人相信:任何对自由市场的调控或任何标准的税收都是不公正的；阶级政治是一个时代错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进步政治开拓正义和权力地形，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哈维试图把各种差异性的价值用一种正义载体包容进来，在各种“战斗的特殊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相似的普遍性，极力声称不能抛弃阶级政治，这是他对后现代正义重建的主要举措。他采用一种打破单一的政治意识和体制局限的思维方法，将正义放置于有关意识形态多样性和差异的语境之中。正如哈拉维（Haraway）所指出的，要紧的不是差异，而是重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论，能够帮助辨别重要差异和非重要差异？我们如何追求它？又会产生何种政治？

哈维提出，这种认识论要求重新界定普遍性。哈维一再重申绝对不能回避普遍性，但是普遍性必须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来获得解释，它们相互定义，从而使普遍性标准总是易于通过差异的特殊性进行协商。此外，必须把普遍性看成是一个具有细微差别的构造，它嵌入在不同时空规模的运行过程中，因此使得这些规模间的矛盾内在化，从而确保永远不会有某个无法还原的原则。哈维认为，进步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一个动态的和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不同规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受压迫者的立场出发去定义社会主义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论要尊重身份和他性，根据主体的情境或位置，批判性地评价社会正义的观念。任何社会都会实施某种排他性原则，但这种排他原则，必须与某种普遍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防止各个集团把自己的意愿压迫性地强加在“他者”的头上。同样重要的是，承认“情境化知识”的个人本身并不是均质的实体，并且情境性本身成为异质的和有差异的，高度依赖在相当不同的时空规模上运行的社会过程。因此，“能够表述差异的认识论”必须能够理解情境性、位置、他性、差异、政治身份等诸如此类之建构的社会过程。

但困难在于，从实际的团结——特殊的正义理念——转向一套具有普遍目标的更加抽象的观念，这种转移包含了从一种依附于地方的抽象层次向另一种有能力穿越空间的抽象层次的运动。在运动中，必定会丧失某种东西，可能会威胁到共同的目标和价值（恰恰是这些目标和价值给在特殊地方形成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提供了基础），留下的则是一种永远不可克服之张力的痛苦残余。因为不同规模和种类的抽象之间存在着张力，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如何去定义不同种类与规模之间的抽象之间进行交换和翻译的模式就尤为重要。另外，更大的麻烦在于，如何将社会过程中的纯粹话语要素转化成力量、物质实践、制度、信仰和社会关系的领域，这才是实际政治开始和话语反思终结的地方。哈维的这种包容阶级和差异话语的正义政治学，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理论问题、一种政治想象，并不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要把这个想象落实到现实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凝聚成现实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洪流，而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象征的、抽象的政治学，这里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1］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哈维［A］.张一兵，等.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C］.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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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9］Harvey，D.Social Justice，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2(16)，p.588-601.

［10］Young I.M.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11］Smith，N.“Geography，de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in Doherty，J.Graham，E.andMalek，M.（eds）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London，1992，p.72-73.

（责任编辑 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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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681（2014）03-0014-04

尹才祥（1976－），男，汉族，江苏徐州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3-10-1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67）；江苏大学高级人才科研基金项目（12JDG1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