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泉

摘 要：张爱玲灿烂的文学生命中其实存在着众多的“巧合”：张爱玲与柯灵、“平家”、胡适的交往，远不止于在名人轶事的层面发酵意义；张爱玲与战争、《西风》、“左翼”的那些不解之缘，张爱玲小说《色，戒》的故事本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见的“最后一面”、张爱玲步履农村的经历、张爱玲与她的研究者等。这些“巧合”折射出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丰富的文学研究意义。面对近些年张爱玲“新作”、书信集、研究专著不断出版的事实，并且回顾六十余年的张爱玲研究史，无论从哪个视角来看，张爱玲研究的道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

关键词：张爱玲；胡适；《西风》；《色，戒》；胡兰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1-0083-09

张爱玲和她的文学充满着独特魅力，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她跨越时空的影响力，无不使得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为之着迷。在这里，我想通过对张爱玲文学生命中的“巧合”予以归纳总结，顺带来探讨一下张爱玲研究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当然限于学力，如果从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算起，张爱玲研究迄今已经走过了68年的时间，这漫长岁月里的张爱玲研究成果异常丰富、脉络线索异常复杂，所以仅是尝试着以这种方式来管窥“张学”的博大精深，如有不尽之意，还待日后补缀。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爱玲的文学生命中，确实存在着众多的“巧合”：她与平家两代人的交往、她与《西风》的缘分、她与胡适及其所代表五四文学的关系等，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先从柯灵说起。

一、张爱玲与“平家”

张爱玲研究中常常会被引用的一段话是柯灵对于张爱玲“时代”的定位：“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诺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①其实我一直对这段话抱有怀疑的态度，柯灵老先生那算命先生的做派，似乎带有宿命论的评判意味。难道张爱玲及其文学只是适合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土壤”里发生吗？然而历史确实不容我们假设，客观存在的事实让任何“穿越”都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命中注定的“相遇”犹如历史吊诡而奇异“循环”，一遍又一遍诉说故事并强化感知，也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索。我又不得不对柯灵钦佩起来，无处不在的“时代”笼罩着每个有时代局限性的人，使其按着某种步伐印记于一帧帧定格的历史画面之中。作为张爱玲文学“辉煌”时期见证者的柯灵，曾经被捕，后得以安然无恙释放有赖于张爱玲的帮助，谁又会想到四十年后，他首发了内地文坛呼唤张爱玲之声呢，因缘际会真可谓“巧合”。

张爱玲和她文学生命中的“巧合”远不仅此。如果说柯灵的行动带有“报恩”的性质，恩怨情仇自有它的反面，那么与张爱玲有过“过节”的人是否也有如此的“巧合”？不得不说一下“一千元灰钿”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万象》杂志社老板平襟亚以为张爱玲多拿了《连环套》的稿费一千元，于是在1944年8月的《海报》上署名秋翁撰文讥讽张爱玲。张爱玲写信辩白，声明自己并未多拿。可在1944年12月，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请来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文章里记述了张爱玲把一篇文章充作两期作文作业的趣事，并联想到平襟亚与张爱玲之间的交涉。钱公侠是想借着张爱玲当时的名气来打响自己的刊物，汪宏声不过是回忆往事，却无意中坐实了张爱玲的负面形象，人的“善心”之举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风波。以致于后来张爱玲和平襟亚又分别撰文陈述此事，平襟亚更是约请了十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红叶》来借题发挥影射张爱玲，好在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避免了事情的扩大化。另外当时也有不少人发文谈论此事，一时颇为热闹。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上海文坛历来不缺乏此类文人之间的攻讦。上海同时又是中国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关于“钱”的话题自然容易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何况是和这位有着“贵族”背景的知名女作家相关。“种族、环境、时代”在“一千元灰钿”事件上巧妙地“融合”在了张爱玲的身上。历来上海人被冠以“精明”的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说，“精明”对于上海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而且伴随成长岁月的素质，这种素质是被近百年商业社会磨砺陶冶出的生存能力。“它要求每个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调动各种手段，发挥各种技巧，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个人的智力资源，以取得个人的最大利益。”②“一千元灰钿”事件最后还是各执一词，不了了之。“巧合”的是二十余年之后，张爱玲作品陆续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皇冠也是后来唯一得到张爱玲亲自授权的“正宗”出版机构，而皇冠的社长正是平襟亚的堂侄平鑫涛，张爱玲与平家两代人的交往真是有缘。

“一千元灰钿”事件只是显示出张爱玲文学生命里备受“争议”的一个片段，后来“文娼”、“女汉奸”、“反共文人”、“废墟里的罂粟花”这些名称都曾安放在她的身上，如果不能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看，和发掘并了解全面的历史材料来理清客观事实，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混乱。唐文标先生很早就开始做张爱玲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984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第一部《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他在书的《后记》中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③这种研究态度实在让人感佩不已。可是有不少研究者常常不回到历史语境去考查张爱玲及其作品，比如有的研究者甚至将张爱玲纳入“上海孤岛文学”作家，实在让人无语。值得欣慰的是，唐文标后继有人，有很多研究者耕耘在这条道路上，如肖进编著的《旧闻新知张爱玲》④便做了这样的工作，他将1940年代上海小报中有关张爱玲的内容进行了爬梳、搜集、整理，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张爱玲生活与创作的时空。

二、张爱玲与胡适

张爱玲与平家两代人的交往是一种文学出版活动上的“巧合”，张爱玲家庭三代人与胡适家庭的交往⑤可以说是另一种活动上的“巧合”。1928年2月，胡适来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因为张志潭（张爱玲的堂伯父，曾担任民国交通总长）介绍结识了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并且在一起同桌打过麻将。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将《秧歌》寄给居于美国的胡适，并与之保持通信往来。1955年张爱玲抵达美国后两次拜访过胡适，胡适回访了一次。⑥

在这里我并不想累述张家与胡家交往的故事，只是想指出这种交往对张爱玲文学活动的影响。因为历来很多人都注意到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甚至认为张爱玲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往往忽视了张爱玲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其实张爱玲从小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胡适著作，包括《胡适文存》等书，“胡适几乎在她心中达到一种神化境界：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英俊的外表、民主的思想”。⑦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也如血液一般流淌在张爱玲的体内，恰如张爱玲自己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所述：“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连胡适文章里现代标点符号的使用这样小小细节都让张爱玲注意到而且感慨“不胜低回”，可见五四新文学给予张爱玲的印记是多么深刻。“不胜低回”同样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张爱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带有一丝感伤的眷恋情怀，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若干年后张爱玲会专门创作一篇小说名为《五四遗事》（1957年1月20日以中、英文在台北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1卷第5期发表）了。而且张爱玲几乎穷尽后半生的所有精力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和《海上花列传》翻译，不得不说也是深受胡适先生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的“整理国故”。为了纪念胡适，张爱玲还将胡适的文章列为自己翻译的国语本评注《海上花》一书的序。张爱玲与胡适在美国纽约的相见正逢两人都失意之时，1950年代初的胡适不仅在中国大陆受到了严厉批判，而且也被台湾方面冷落，而张爱玲初到美国步履艰难，“同是天涯沦落人”。最为“巧合”的是，两人去美国竟然乘坐的是同一条轮船，那就是“克里夫兰总统号”，当张爱玲在香港天星码头登上它时，真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张爱玲《忆胡适之》）五四的文学经验伴随着张爱玲飘洋过海。

三、张爱玲与战争

谈到五四文学经验就不自觉地想到鲁迅，张爱玲与鲁迅这一话题也多有研究者论述。最早的莫过于胡兰成，他1944年6月发表于《杂志》月刊的《论张爱玲》这样说道：“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⑧当代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把张爱玲称作“女的鲁迅”。⑨张爱玲文学与鲁迅的关系，或者具体地说是张爱玲创作与鲁迅确立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之间的谱系关系，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但是两人的文学毕竟存在着代际差异的鸿沟，特别是鲁迅在抗日战争之前就离世而去让人唏嘘不已，而张爱玲正好赶上了这场血淋淋的外族大规模入侵战争，而且战争给张爱玲带来了非同一般的体验。如果说两人都经历了童年家庭变故的不幸，童年创伤经验相似，那么成年后的创伤体验就迥然不同了。于是这里就引出了我想谈及的张爱玲生命中的又一个“巧合”。

这个“巧合”是一个时间上的节点，那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受日军入侵之时。这一时间节点多次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之中，这种“巧合”不能不说是张爱玲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首先我们看《倾城之恋》，张爱玲很多小说都有意淡化时间背景，然而在这篇里却明确点出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具体的时间：“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⑩接着我们看散文《烬余录》，张爱玲又一次提到这个时间：“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輥？輯？訛然后我们看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虽然没有具体点出这一时间，但事件是同样的“大考”，而且是一开篇就叙说：“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但是她常想着，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輥？輰？訛从“大考”、“战争”、“晨雾”可以看出，不言而喻是指同一件事情、同一个时间。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41年12月8日正是日军进攻香港的时间。张爱玲为何对这一时间这么刻骨铭心？对于她而言，这已经不是一个仅仅具有“大历史”意义的时间点，而是影响她一生的转折点。本来如果没有欧战的爆发，她以远东考区第一名的成绩可以去伦敦大学求学，她接受了命运安排而来到了香港大学。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同样的事情会发生第二次，港战的爆发彻底断送了她去牛津大学留学的愿望，后来她还一直耿耿于怀香港之战烧毁了她曾经取得那么优异成绩的记录单。对于一个并不惧怕考试，历来成绩优秀的她，因为这样惨痛的两次变故，却让考试成为了她终生的“噩梦”。“无巧不成书”，也许没有了这种影响一生的战争体验，我们也就看不到张爱玲那苍凉的文学书写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张爱玲这种刻骨铭心的战争体验，把她看成只会书写沪港都市里儿女情长的女作家，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无数‘张迷仅仅将张爱玲作为‘海派消费的商品，津津乐道于从传奇故事中寻找旧上海的影子，寻找三四十年代海上生活的细枝末节，我们仿佛又一次疏远了张爱玲。”？輥？輱？訛

四、张爱玲与《西风》

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张爱玲开始了她职业作家的生涯。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很多研究者将张爱玲第一篇作品看作是1943年5月刊载于《紫罗兰》复刊号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或者更早一点的1943年1月发表在《二十世纪》月刊4卷第1期上的英文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撇开张爱玲少年时期的作品以及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以正式出版物来论，准确地说张爱玲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应当是1940年4月16日《西风》月刊征文揭晓后，《西风》8月号上发表的《我的天才梦》。同样《西风》在1941年6月也发表了张爱玲最早的译作，即节译Margaret Halsey作品“With Malice toward Some”为《谑而虐》。？輥？輲？訛张爱玲最早发表的两篇作品都出自《西风》，真是“巧合”，但更“巧合”的事情还在后面。

张爱玲回上海后最早以中文正式发表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我的天才梦》是张爱玲在香港求学期间向上海投稿的文章，笔者注），于1943年8月10日刊载在《杂志》月刊11卷第5期上。上海沦陷期间，以数量而论，《杂志》所发表的张爱玲作品是最多的，总计有23篇，包括小说10篇、散文12篇、译文1篇，远远超出了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柯灵主编的《万象》、苏青主编的《天地》。正因为张爱玲与《杂志》的密切关系和《杂志》的“日伪”性质，她被多年“误解”，被指责为“女汉奸”、“附逆文人”。直到1984年柯灵发表《遥寄张爱玲》还持续着这样的“误解”：“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郑振铎）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輥？輳？訛

殊不知《杂志》虽然表面上由日本人撑腰，实际上早已经牢牢掌控在中共地下党的手里了。主持《杂志》的袁殊是中共秘密党员，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是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中共“情报大王”潘汉年领导。？輥？輴？訛《杂志》主编吴江枫（吴诚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恽逸群、鲁风、袁殊一起打入日伪内部。最“巧合”的事情是吴江枫正是原来征文时候《西风》的主编！且不论当时和以后柯灵、郑振铎对张爱玲有多么“误解”（因为他们可能确实不清楚吴江枫和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同时得到了左翼的欣赏是不争的事实，历史的诡秘正在于此，张爱玲的捧红与左翼文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后来张爱玲还将恽逸群写进被指责为“反共”的《赤地之恋》中，？輥？輵？訛张爱玲最后更是嫁给了地地道道的左翼文人赖雅，这许许多多的“巧合”或许应该成为张爱玲研究中延续的命题。1995年9月张爱玲在洛杉矶撒手人寰，之前一年的12月3日，张爱玲发表了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刊载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上。从《西风》获奖开始，张爱玲登上文坛；从《忆西风》结束，张爱玲以特别成就奖谢幕。又是一个大大的“巧合”！

五、张爱玲与“左翼”

张爱玲与左翼的奇遇，从文学作品角度而言，不光是同时得到了吴江枫、袁殊、郑振铎、傅雷、柯灵等左翼文人的欣赏，而且她也亲自创作了偏于左翼倾向的小说，那便是《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与《小艾》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十八春》里小说的主人公在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都不约而同到沈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小艾》里受尽苦难的小艾解放后不仅身体痊愈，而且参加了工作，养儿育女苦尽甘来。

这两篇小说在张爱玲研究中颇有争议，不少研究者看作是向新政权“示好”的违心之作，认为其艺术价值不高。其实这样的结论过于武断了。《十八春》（后改写为《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次大胆的突破，而《小艾》更是创新了张爱玲小说人物系列的新形象，并且抱有一种原来极为少见的“同情的态度”讲述故事。不论两篇小说的政治倾向是否“违心”，客观存在的文本至少显示出张爱玲对左翼叙述方式并不陌生，并能让夏衍这样的大家感受到她的才气，小说的艺术价值并不低，这大概是不容置喙的。

胡兰成1945年6月发表于《天地》上的《张爱玲与左派》一文，看似在为张爱玲辩驳关于张爱玲文章“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实则隐约透露出张爱玲创作与左翼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尽管胡兰成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写的。胡兰成文章中这样指出：“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其实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他们广大深厚，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并不是他们的本色。”？輥？輶？訛那么胡兰成所要肯定的恰是张爱玲的文章描写了“平常人”，“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剧与喜剧的截然界限，他们不那么廉价地就会走到感情的尖端。”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超出左派理论家的地方在于她所描写的“平常人”是“英雄”褪下神话外衣后的正常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冷暖人生。这种文学描写不正是解放后一段时期内所提倡的“写生活”、“写真实”吗？张爱玲自己或许并没有“先见之明”的自觉，但胡兰成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胡兰成最初的政治理想是偏于左翼色彩的，“在‘主义和‘问题上，当时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他首选的‘主义和信仰，他希冀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輥？輷？訛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胡兰成为何会将张爱玲与左派联系起来了，虽然他不是意欲强调张爱玲文章与左派的“相同”，反而是在将其与左派区隔开来，但是无意之中显示了两者间的“相通”。张爱玲的一生当然没有明显的左翼倾向，但巧合的是，她的两段爱恋都和“左翼”相关，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了。

六、《色，戒》的问题

张爱玲小说《色，戒》被李安搬上银幕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小说男主人公易先生，在影片中以“易默成”出现，似乎在暗示着这位易先生的原型来自于汪伪七十六号杀人魔王丁默村和胡兰成两个人的结合体。是否真有这样的巧合？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村加上一点胡兰成，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

关于这一问题我不想再重复地展开关于“本事”与“小说”的讨论，只要举出具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便可一目了然明白其中的原委。首先要说的是余斌先生的《〈色，戒〉“考”》，这篇文章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和高阳的《粉墨春秋》，并通过对小说及张爱玲其他作品的分析，倾向于认为丁默村与郑苹如是原型的说法，得出了谋刺丁默村事件是张爱玲创作“叙述框架”的结论。不过余斌先生毕竟是张爱玲研究领域较早的传记作者，他对诸多张爱玲的材料非常了解，他的“考证”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文中还是留有了余地：“我这里也并无独得之秘，只能算是可能性的探询，稍稍系统些的‘想当然。”？輦？輮？訛接着要说的是台湾的蔡登山先生的专著《色戒爱玲》，这部书大概是余斌文章的一个扩充版，所持的立场也是认定丁默村与郑苹如是原型人物的说法，作者认为张爱玲实际上是在“偷梁换柱”。不过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比如：“《色，戒》是张爱玲自我意识和精神的一次完全真实的坦露，这种意识和精神包含了她对人性的认知以及她对爱情本质的认知。”？輦？輯？訛关于《色，戒》，还有一部研究专著就是李欧梵先生的《睇〈色，戒〉：文学·电影·历史》？輦？輰？訛。我们应当注意到，李欧梵在这部专著中重点讨论的文本是李安的电影而非张爱玲的小说，由于所依据的文本不一致，他对原型的解读当然就会不一样。李欧梵先生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从书名即可看出，文学、电影、历史不是一码事。此外，邵迎建先生在《撕裂的身体：张爱玲〈色，戒〉论》一文中追述了《色，戒》形成及接受的过程，并相当肯定地说：“王佳芝的业余间谍的身份及参加暗杀活动的动机都与郑苹如契合，从这点推测，《色，戒》的原型就是郑。”？輦？輱？訛

邵先生的张爱玲研究素以材料全面扎实而备受欣赏，不过这里似乎忽略掉了关于宋淇与水晶的一个讨论。宋淇曾明确地告诉水晶，这个故事是他的，他告诉了张爱玲，然后张爱玲才写《色，戒》的。宋淇所说的故事来源是燕京大学一些大学生刺杀北平天津汉奸，后被吸收进军统的事情，张爱玲把地点从北平和华北搬到了上海和华南。可以看到，郑苹如与燕京大学的大学生们都做了暗杀汉奸的事，因此很容易混淆起来，而郑苹如中日混血的身份以及《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风姿，更容易让人们相信《色，戒》中的王佳芝原型就是郑苹如。关键的争论是在于张爱玲听到这个故事是否来自于宋淇，如果说宋淇的说法是一面之辞，那么张爱玲从哪里听到这个故事？这就很容易联想到胡兰成，胡作为汪伪政权的高官，与七十六号又有不少交往，完全可以获知“郑苹如事件”的大量材料而转告张爱玲。“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輦？輲？訛不能不说陈子善先生的这种看法是严谨的。

其实文学创作本来就不应该等同于历史史实，张爱玲本人在《续集自序》中就间接否认了与“郑苹如事件”的关联：“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那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輦？輳？訛关于这一点，去年出版的张爱玲书信集里，宋以朗先生也有一个说明：“二○○七年电影《色，戒》上映，坊间谣传王佳芝就是郑苹如、易先生就是丁默村，但书信却明确否定了这些揣测：《色，戒》根本是取材于宋淇提供的故事，而且‘女主角不能是国民政府正统特务工作人员（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宋淇致张爱玲）。”？輦？輴？訛我以为合适的研究《色，戒》的态度恰如高全之先生所言：“张爱玲《色，戒》到底说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要则，是不要让‘本事已然落实为郑苹如谋杀丁默村事件的谣言，影响我们在张爱玲文学遗产里触类旁通的阅读态度。”？輦？輵？訛

七、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最后一面”

胡兰成是否曾经告诉过张爱玲“郑苹如事件”，张爱玲《色，戒》中的易先生是否有胡兰成的影子，这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探讨，这也是张爱玲研究本身所散发出的魅力所在。实际上张爱玲研究中有不少这样的线索和问题值得继续进行下去，也有不少的“空白”等待我们去挖掘和探秘。在“张爱玲热”中，除了作品的大量出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张爱玲传记的大量出版。先不论张爱玲传记的版本、种类及数量有多少，光是传记作者就可以列长长的一串名单：余斌、于青、刘川鄂、王羽、张均、胡辛、宋明炜、司马新、费勇、冯祖贻、司美娟、魏可风、任茹文和王艳、雅苓、止庵和万燕、王蕙玲、闫红、淳子、刘小波、周冰心、王一心、陶方宣、李黎、周芬伶、文林、白落梅、清秋子、西岭雪，等等。众多的张爱玲传记中不乏高质量高水准的作品，也有不少别出心裁具有创意的作品。但由于缺乏史料，张爱玲生平有些“空白”还有待填补。这里我要说的就是，张爱玲除开与胡兰成在上海的相遇（以及张爱玲去温州看望胡兰成），他们是否还有可能在别处相遇？

我们现在能确认的张爱玲与胡兰成最后一次见面所依据的材料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兰成这样写道：“我躲在楼上（即诸暨斯宅，笔者注）整整八个月，这样到底不是个了局，也要顾到斯伯母的心想，温州且检查户口总也过了，不如仍去那边。我遂择定日子又离开斯宅。这次是斯君送我，取道上海。……到上海我在爱玲处一宿，因为去温州的船要第二日开。”？輦？輶？訛从胡兰成前文提供的时间“时已阳历四月”，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在诸暨斯家一直呆到1946年12月底。温州到诸暨一路上的日程胡兰成交代的也比较清楚：“当晚下船离开温州”——“现在上去是逆水，又值水涨滩急，舟师用橹用篙撑了三日”——“到丽水后仍坐黄包车到缙云，这回是从缙云趁长途汽车到诸暨县城，此去斯宅只有一程了”。这样算下来胡兰成与范秀美从温州逃往诸暨斯宅，包括其中“宿夜店”的时间，大概是6天，相当于一周。有一种可能就是，胡兰成是“阳历四月”月底动身，那么到达诸暨斯宅的时间就会在阳历五月初，这样的话加上八个月，他所停留的时间就是直到1947年1月初。不过通过查询万年历，我们可以看到1947年的春节偏早，即1946年12月23日便是腊月初一，胡兰成已经在斯家打扰了八个月，按人之常情他大概不想一直呆到临近过年的时间。这样就很好推算，无论是1946年12月底还是1947年1月初他“择定日子又离开斯宅”，加上诸暨斯宅到上海的路上所用时间，胡兰成都极有可能是1947年1月到的上海。也就是说，胡兰成与张爱玲“最后”见面的时间为1947年1月，而且很有可能是1月22日春节之前。？輦？輷？訛

还是《今生今世》，在这篇记录胡张二人“最后”见面的文章末了，胡兰成只是草草地说了一句：“天亮起来，草草弄到晌午，就到外滩上船往温州去了。”时隔多年之后，1954年胡兰成才开始写《今生今世》，1958年上卷印出寄往美国，如果1947年的这次见面是两人的“最后一面”，怎么会只字未提呢？以胡兰成的个性和胡张恋爱的传奇性，加之《今生今世》里那诸多两人交往的追述来看，胡兰成实在不应该错漏这“最后一面”的“点题”。是否有这样一种解释，那就是胡张二人在此后还见过面呢？当然张爱玲于1947年6月给胡兰成写了绝交信，我们也将其当作张胡二人正式分手的象征。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后来胡兰成给张爱玲密友炎樱写过信，炎樱是一直与张爱玲保持交往的，直到1955年张爱玲赴美。炎樱曾是张胡二人结婚的证婚人，她是否一直是两人联络的“桥梁”？我们考查一下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开大陆的路线会发现有惊人的相似。张爱玲的路线：上海—广州—香港—日本东京—香港—日本—美国；胡兰成的路线：上海—广州—香港—日本横滨—日本东京。从现有的材料虽然不能判断两人已经事先商议好了这样一条路线，但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大难来临”之前，张胡是否已有“计划”，这实在不好说。？輧？輮？訛张爱玲所言李义山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是不是有那么一些“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意思呢？事实上，胡兰成确实也通过“改名”躲过了“大难”，他实现了1945年自己的“预言”，如果事先没有“计划”，似乎不可想象。1952年11月8日，在刚到香港三个多月后张爱玲即启程东渡日本，找炎樱并想在日本求职，可能也想从日本转道去美国。炎樱为张爱玲办了“入境证”，只可惜求职未果，1953年2月又回到了香港并就职于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我们可以看到，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这三个月抛开来回路途时间，在张爱玲生平里是个“空白”。她在日本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无从知晓。而这段时间，恰巧是胡兰成也在日本的时间，难道仅仅就是一种“巧合”吗？尽管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日本见过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张爱玲知道胡兰成此时此刻正在日本！1958年张爱玲还能通过池田写信给胡兰成便是证明。小说《浮花浪蕊》可能透露了张爱玲在去日本坐船时经历的一些片段，“也许去得不是时候，美国占领军快撤退了，不懂日文怎么找事？她不过想走得越远越好，时机不可失。”？輧？輯？訛“时机”是指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时机或是其他什么时机呢？明明知道不懂日文还要去求职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个“谜”……

八、张爱玲与农村

自《小团圆》“出土”后，近些年来陆续又有张爱玲的作品问世。《雷峰塔》、《易经》与《小团圆》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张爱玲自传“三部曲”；《异乡记》为我们填充了张爱玲温州之行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六月新娘》、《一曲难忘》、《老人与海》相继在中国大陆“落地”。值得一提的还有两部书信集，就是宋以朗所编《张爱玲私语录》和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这众多的张爱玲“文本”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新对张爱玲及其创作的认知。

张爱玲小说《秧歌》受到的指责其中之一，就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柯灵语），？輧？輰？訛因此是“虚假”的作品。与这种指责相一致的研究观点便是，张爱玲作品只是“都市文学的代表”而已。陈子善先生针对这类观点特别指出：“这是对张爱玲与农村关系的极大误解，也是对张爱玲文学视野的极大误解，是张爱玲研究中必须正视的问题。”？輧？輱？訛张爱玲的作品很多具有“互文性”，如果将散文《华丽缘》和小说《秧歌》、《怨女》和《小团圆》、《异乡记》一起对照着读，就会发现很多“情节”具有相似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輧？輲？訛已有提示，在此我不赘述。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么多作品中张爱玲描写的相似“情节”恰恰是有关农村生活或者底层百姓的细节，如果加上《桂花蒸 阿小悲秋》、《郁金香》、《小艾》等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来自农村的女佣人的形象，张爱玲为我们展示出了她在都市文学创作之外的探索。我不禁又要问，这一切难道又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假如说是“巧合”，那也是有生活体验来源的巧合，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巧合。我们往往把张爱玲当作摩登上海的“符号”，将“小资”或“贵族”等标签按在张爱玲的身上，就是不愿意正视她“平凡”的一面，这是否也是一种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误读”呢？如果我们细读张爱玲作品，会发现除了“上海话”以外，还有许多“江淮方言”，这与张爱玲家佣人多来自安徽合肥一带是分不开的。《雷峰塔》中那“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輧？輳？訛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有如鲁迅《朝花夕拾》般的“意境”呢？这种种现象，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异乡记》确证了张爱玲在浙江农村生活的经历，陈子善先生考证了张爱玲1951年里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到苏北农村参加过土改（从事创作或参加工作队）的事实，？輧？輴？訛这都说明张爱玲描写农村生活和底层百姓有着充分的切身体验，绝不是凭空想象。

九、张爱玲与张爱玲研究

说了这么多张爱玲文学生命中的巧合，最后说一下张爱玲与张爱玲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巧合。张爱玲生平足迹跨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张爱玲研究恰好也是在这些地域发展起来并蔚为壮观。无论是研究者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这么多地域共同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一个作家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张爱玲就如一座“桥梁”连接沟通了这众多地域的研究者，而且只有全面观照这不同地域的研究方能看清张爱玲文学的全貌。从文献发掘来看，中国大陆陈子善、李楠、王羽、肖进发现了张爱玲的不少“佚文”；香港的宋以朗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将她的手稿、书信整理出版；台湾的唐文标、庄信正、苏伟贞、周芬伶等都有对张爱玲相关文献的整理发掘；夏志清、郑树森、刘绍铭等学者在这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张爱玲的“桥梁”作用还体现在她以自身的文学魅力影响着海内外的华文文学创作，对于“张派传人”的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张爱玲研究的一种延伸。

不过我们也日益发现，正是因为张爱玲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很难将其“定位”。原来我们一直把张爱玲看作“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那是因为我们只看重她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可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张爱玲作品的不断“出土”，我们又怎么能够将这样一个横跨“现代”与“当代”的作家仅仅定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呢？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张爱玲的创作分别有“上海时期”、“香港时期”、“美国时期”，后两个时期的张爱玲作品我们如何“归类”？难道张爱玲在香港与美国的汉语创作就不是“中国文学”了吗？似乎可以将其归类于“海外华文文学”，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又怎么能将张爱玲后来的创作与上海的创作硬生生地“切割”开来呢？朱寿桐先生指出：“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诸如‘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輧？輵？訛朱先生的眼光是敏锐的，从张爱玲研究来看，我们只有以“汉语新文学”的概念统辖张爱玲及其作品，才可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如果我们只知道《传奇》、《流言》，或者只知道《半生缘》、《小团圆》，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张爱玲很多作品存在复写、改写、重写、双语写等“二次创作”的问题，“割裂”其中的创作联系只会损伤研究的学理性和公正性。

张爱玲研究中，值得回味的，还有研究者与张爱玲“奇遇”的巧合。众所周知的是，很多知名的张爱玲研究者都与其相知相交或者鸿雁往来，还有的如水晶先生曾亲自采访张爱玲。那么素未谋面的研究者是否也有这样的“巧遇”，试举两例来简单说。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虽然未曾见过张爱玲，但同样与张爱玲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张爱玲遗札，十四年后送达上海》一文中记叙了这件事情，陈先生这样感慨道：“这不啻是一个张爱玲式的‘传奇，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真实，那么温馨，不仅深深感动了收信人，也提醒我们对张爱玲晚年生活和心境有全面认识的必要。”？輧？輶？訛另外一位张爱玲研究专家许子东先生也记载了一段在美国与张爱玲的“奇遇”：“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我看见《华丽与苍凉》里的照片，原来张爱玲最后的住所就在westwood和rochester那个街口！她用的复印店，她寄书的邮局，就是我写论文（《张爱玲小说与上海小市民社会》，笔者注）当时常常去的地方……”？輧？輷？訛世事如此离奇，仿佛冥冥之中上苍自有安排，让两位张爱玲研究专家都与张爱玲“奇遇”了。或许这样的奇缘还会发生，不得不说张爱玲的文学生命不但紧紧联系了“大中华”和海外的众多学人，她还将继续散发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①？輥？輳？訛 柯灵：《遥寄张爱玲》，载郑树森编选《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版，第21页；第13页。

② 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③ 唐文标：《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82页。

④ 肖进：《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其实张爱玲祖父就与胡适父亲素有交往，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提及：“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忙，胡适父亲胡传入仕有赖于张佩纶的举荐，甚至胡适也因此才有了外出求学的盘缠。

⑥ 张爱玲：《重访边城·忆胡适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5页。

⑦ 陶方宣：《张爱玲与胡适》，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8页。

⑧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论张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⑨ 张均：《张爱玲十五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⑩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輥？輯？訛 张爱玲：《流言·烬余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輥？輰？訛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輥？輱？訛 郭建玲：《论张爱玲的战争体验与战时书写》，载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輥？輲？訛 陈子善：《张爱玲译作〈谑而虐〉》，《联合报·联合副刊》，1998年9月10日，三七版。

？輥？輴？訛 陈子善：《张爱玲·“司马文侦”·袁殊》，载《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輥？輵？訛 苏伟贞：《孤岛张爱玲：追踪张爱玲香港时期（1952-1955）小说》，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页。

？輥？輶？訛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张爱玲与左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輥？輷？訛 张桂华：《胡兰成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輦？輮？訛 余斌：《〈色，戒〉“考”》，载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輦？輯？訛 蔡登山：《色戒爱玲》，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5页。

？輦？輰？訛 李欧梵：《睇〈色，戒〉：文学·电影·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版。

？輦？輱？訛 邵迎建：《撕裂的身体：张爱玲〈色，戒〉论》，载林幸谦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300页。

？輦？輲？訛 陈子善：《〈色，戒〉：从小说到电影》，载陈子善著《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輦？輳？訛 张爱玲：《重访边城·续集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輦？輴？訛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127页。

？輦？輵？訛 高全之：《挫败与失望：张爱玲〈色，戒〉的生命回顾》，载高全之著《张爱玲学》（增订二版），台北：麦田出版2011版，第366页。

？輦？輶？訛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輦？輷？訛 关于这一点很多有关张爱玲的传记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似有不妥。如张桂华《胡兰成传》书后年表标识：“1946年10月（胡兰成）取道上海回温州”；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记“1946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以上引文分别见之于：张桂华《胡兰成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輧？輮？訛 《今生今世》里有这样一段记述，颇值得玩味——“且我们所处的时局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但我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见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166-167页。

？輧？輯？訛 张爱玲：《浮花浪蕊》，载《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

？輧？輰？訛 此语出自柯灵《遥寄张爱玲》，由于此文有三个版本，先后发表于1985年2月《香港文学》第2期、1985年《读书》4月号、1987年3月台湾《联合文学》第29期，三个版本有差异（详见陈子善《〈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一文，载陈子善著《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6页），郑树森编选《张爱玲的世界》中的《遥寄张爱玲》删掉此语。

？輧？輱？訛 陈子善：《张爱玲文学视野刍议：兼谈〈异乡记〉》，载陈子善著《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輧？輲？訛 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輧？輳？訛 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载张爱玲著、赵丕慧译《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輧？輴？訛 陈子善：《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2月5日。

？輧？輵？訛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輧？輶？訛 陈子善：《看张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輧？輷？訛 许子东：《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序II，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版。

（责任编辑：张卫东）

Coincidences in Eileen Changs Literary Life：Also on Eileen Chang Studies

[Macau]YANG Qing-quan

Abstract： The charm of Eileen Chang and her writings is enduring. And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re are many coincidences in her writings. The contact between Eileen Chang and Ke Ling， the Ping's and Hu Shih communicate more meaning than anecdotes of celebrities. These coincidences， including the in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Eileen Chang and the war， Westerly and the Left Wing， the origin of her Lust， Caution， the last meeting between Eileen Chang and Lancheng， the experience of Eileen Chang in the country， Eileen Chang and her researchers， reflect the rich meaning of herself and her writings. The publication of Chang's works and works on Chang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history of sixty years' Eileen Chang study show that Eileen Chang study is far from coming to an end.

Key words： Eileen Chang；Hu Shih；Westerly；Lust， Caution；Lan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