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能船　张炜　叶治安

导读：严格地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包括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都有不少瑕疵或值得商榷之处，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争议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不断调整人口政策，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因此，现在调整国家人口政策意义重大，它对于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避免未来劳动力与总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促使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增强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等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一

叶：说起这个话题，心里很感慨，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举国上下对“双马”——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诟责，是何等的无知和荒唐。从专业的角度去审视，“双马”的人口理论，更多地只是囿于经济学范畴内的一种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学术探索，但当年却在意识形态的偏激思维下把它泛政治化了，甚至把学者个人也划分到“敌对阵营”里去了。当然，那时这种典型的“左派共产主义幼稚病”（列宁）在神州大地上比比皆是，只是对“双马”的批判太过典型。范老师，您对此有何见解？

范：这儿用得着一句经典之言：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人口的发展状况，终于使人们看清了真理和谬误。更为重要的是，人民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懂得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因为你是理论权威，你是名人大家，你是革命领袖，你的言行就一定正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让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严格地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包括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都有不少瑕疵或值得商榷之处，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争议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在理论主体上，我个人认为还是正确和可取的。从哲学角度上来说，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真理的，以此类推，世界上也就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马恩理论问世之初，也只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

叶：老师，抱歉，您说到这个，我打断一下。今天西方国家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理论学说，我在欧洲亲眼看到大学的图书馆里有马克思的著作，学生还可选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范：确实如此。但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老师讲解、学生选修马克思学说的课程，和我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在那儿被看做是一家之言，而我们却视为行为准绳。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理论、凡是学说，可以被奉之为经典，但也可以被研讨、被批评。学术探讨无禁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所以，当年对“双马”人口理论的全盘抹杀，本身就违反了辩证法。就理论探索的角度而言，“双马”的人口理论也正是因为有不足之处，才显得有学术研究和探讨的价值。

叶：我查阅过那时批判“双马”人口理论的一些“大作”，发现有两大特点：一是断章取义，二是无中生有。前者主要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上，因为马尔萨斯提出控制人口增长中有“战争抑制人口增长”一说，所以批判者就紧扣这点尽墨于他。实际上马尔萨斯抑制人口增长的观点远不止这么一点，简言之，他认为控制人口增长有道德抑制和消极抑制两大方法，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后者则是指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将会使人口减少，而且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消极抑制是残酷的，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恶习或贫困发生。由此可见，批判者断取“战争抑制人口增长”一义，其心术不正显而易见。至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那就几近是无理和蛮横了，因为马寅初从没说过或认同“战争抑制人口增长”。批判者牵强附会，硬是泼污于他，可谓是用心何其恶也。

范：当然，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并没有造成马尔萨斯灾难，这也是马尔萨斯理论被现代很多经济学家发难的原因。

以前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反对马尔萨斯理论的。195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会议上，苏联代表声称：在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过剩问题从来没有出现……马尔萨斯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当年我们国家的领导决策层也认为革命解放生产力，人多力量大，所以不存在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依据，都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判，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都有反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阐述。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谈论的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世界，现实社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抽象的规律，而只有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不仅是革命导师和社会主义阵营反对马尔萨斯理论，天主教和天主教的经济学者，也是拒绝马尔萨斯理论的，他们认为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理论“只是17世纪威尼斯某异端邪说的复制品”，“对人类的知识和福祉没有任何贡献”，并“扩散人口过度增长的恐惧”。他们还认为，适当的解决方法是寻求更好的社会和产业方式、更好的医疗保障，并促进道德和宗教教育。天主教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除了宗教之外，其余倒都是和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息息相通的。

二

叶：计划生育是国策，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像我这一代人，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我周围的儿时伙伴，独生子女寥若晨星。我想，这是“革命解放生产力”、“人多力量大”思维的最直接反映。我曾与我家族的弟妹们戏言，如果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可，那我们也许就成了“不准出生的人”。可惜当时的国人都还陶醉在改朝换代的“革命乐观主义”中，根本听不进马老的“盛世危言”，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的铮铮豪言喊了不到二十年，就不得不实行而且是极其严格地强制实行计划生育了。不为尊者讳，这种历史笑话，不仅折射了当初国家领导人在知识上的欠缺和狭隘，也反映了国民的愚蠢和无知。

张：但今天社会的发展，又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这项国策。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曾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据悉，当时还草拟了一个从2011年开始，在东三省和江浙两省首批先行，总计分三批，逐步在全国开放“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修改意见。广东、上海等省市也表态，希望也能在各自的省市进行试点。但这个修改意见遭到部分地区领导人的反对，而且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再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