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朋朋 （西藏大学 文学院 850000）

唐初，朝廷即组织孔颖达等人编定了《五经正义》，之后科举中涉及五经皆以正义为准。《五经正义》的编定，对于维护政治统一、促进儒学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唐人国姓为李，故而推尊老子李聃，多数皇帝亦对道教尊崇有加。佛学在唐代亦得到很大发展，武后时期一度将佛教置于儒道二家之上。综观唐代的思想与风气，玄宗天宝年间思想一度混乱促酿了安史之乱，中唐时儒学一度显耀，武宗会昌年间佛教一度遭到了重击，但总体上思想仍较为汇通、开放。这种大背景下，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唐代诗人众多、佳作不断，各种有利的条件下，也促成了一大批诗僧群体的出现。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从唐诗舟船类语汇这样的小切口角度出发，探讨其中的一些释家因素。在翻阅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慈航、慈舟、法船、般若船、禅舟、法舟等舟船类语汇中，都有释家类语汇的修饰性语素。限于学殖浅薄，我们主要立足于诗歌范畴，参照先唐诗歌以及两宋、辽金诗歌，对唐诗中的这些语汇作一些内容、脉络上的简要分析。

一、文人笔下的舟船类语汇：应景之义

佛教大致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初创、与本土文化的磨合，东晋时期即在中国立稳了脚跟，逐渐为士人所接纳。诗人当中，东晋、刘宋之际的谢灵运算得上是第一个诗中涉及佛教的著名诗人。但含有释家因素的舟船类语汇出现在诗歌中，最早的一首则是南朝梁代萧统的《开善寺法会诗》，该诗中出现了“慈航”这一语汇：“法轮明暗室，慧海渡慈航”1。佛教在隋唐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不论是在士人阶层，还是在民间，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唐代诗人在诗歌中大量涉及与佛教有关的语汇、思想等，并出现了被人称为“诗佛”的诗人——王维。唐人出于应考、干谒、漫游、仕宦等，常常游历各地，而各地名胜一般都是必去之所。在这其中，亦有不少诗人观游各地佛寺，为之题诗纪游。历史上高适、杜甫、岑参、储光義、薛据即同登慈恩寺中的慈恩寺塔，并同题赋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杜甫在四川寓居期间，曾作有《上兜率寺》，佛经上有兜率天，亦有兜率天宫的记载，故以“兜率”名寺，寺在梓州郡。杜甫《上兜率寺》一诗的尾联写道，“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2，白牛是佛经上写到的祥物，可用来驾驶宝车。该联意谓愿驾牛车，又愿凭慈航而渡。由于佛法上常常将普度众生之义用船渡彼岸为喻，慈航亦可代指佛法甚至佛寺，这样以来，该诗末句“且欲上慈航”即是点题、应景之句。相类似的有李绅的《题法华寺五言二十韵》，我国法华寺有多处，本诗中提到的即天衣寺，位于浙江绍兴。李绅此诗是首五言排律，是专门题咏法华寺的。该诗中的“住觉超真境，依游渡法船”3，相比于杜甫的“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就咏佛寺、写佛理而言，要更胜一筹：依卢燕平《李绅集校注》，“觉”是菩提的意译；真境，真佛土；法船，亦是佛教譬喻，是佛法使人渡离生死海而到达涅槃之岸的工具4。该联在讲佛理上较杜诗那联为优；李绅这两句诗且不处于首、尾之联，亦比杜联工整。值得注意的是，史俊有一首专门咏佛寺中的树木的，即《题巴州光福寺楠木》，该诗末两句为“会待良工时一眄，应归法水作慈航”5，亦算是点题应景之笔：等到伐木取材时，便将该树作为慈航在法水中作渡。

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中国本土的文化就已经算得上丰富与精致了，其在中国的立足，须与原有文化进行深度的磨合与融汇。故此，佛教文化始终没有能够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就所论范围内，不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涉及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的角度，更多的是出于纪行游览、应景应酬等丰富诗材、磨炼诗艺等考虑。文人与僧人的来往中，免不了要送别或者寄赠。文人在送别或寄赠僧人类诗歌中，涉及舟船类语汇时，因为诗人对佛典的熟悉，为了切合僧人身份，亦常在舟船类语汇中渗入释家因素，称之为慈航、法舟、法船、禅舟等。但认真分析起来的话，就会发现，上述语汇并非是佛典上的喻义，而有点变成了比附字面的字面义，义理层面淡化，变成了虚喻实用。

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一诗中即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点。义舟，僧名；师，对僧的敬称；却还黔南，自黔南退还至此，即自黔南还归。本诗初看为送别诗，实则为寄赠诗。此诗开篇即言“黔江秋水浸云霓，独泛慈航路不迷”，此处的“路不迷”，结合全诗来看，与其说是佛性的坚定，不如说是诗序中提到的“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6，即地理路径上的“路不迷”。准此，诗中的慈航，可能更接近于交通工具意义上的舟船。这种特点在皇甫冉《庐山歌送至弘法师兼呈薛江州》一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释子去兮访名山，禅舟容与兮住仍前”7。这两句是明确在说僧人离开，前往游名山，犹豫了一下但仍是去了。贾岛出家做过和尚，后来又还了俗，其诗《赠僧》中的“从来多是游山水，省泊禅舟月下涛”8亦是与皇甫冉诗句相类似。

二、僧人笔下的舟船类语汇：修法与渡岸

中国是诗的国度，上至皇帝公侯，下至仆隶卒贩，各阶层都曾留下诗作。僧人群体结合佛教中本来的唱诵等因素，逐渐成为诗人当中的一个特殊小类。据所见范围，诗歌史上的第一批诗僧出现在晋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将不少该时期僧人的诗歌集中安排在晋诗的卷二十。但先唐范围的僧人诗作中，含有释家因素的舟船类语汇并没有出现，直到生活在初唐时期的僧人道世的诗作中才有所表现。

僧人诗中的舟船语汇，比起一般文人诗里的舟船语汇，其释家因素少了一些寒暄与应景，有着更为真诚的态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皎然、无可、齐己、贯休这些有名的诗僧，更想把诗写得像诗，反而对于佛理之味的追求较淡，至少在舟船类语汇上是这样表现的，他们诗中并没有出现法船、慈航、般若舟这类的词汇。倒是在全唐诗补遗所整理的诗歌中，几个不出名的僧人写过一些相关的诗歌。

庞蕴曾参谒多位高僧，是一名居士，写下了大量诗偈，其在一首诗偈里提到，“任运生方便，皆同般若船。若能如是学，功德实无边”9，即表明在修佛过程中要摒除外在的诱惑与干扰。任运即是大智慧，如此修持，方能积累功德。与作为俗家弟子的庞蕴不同，慧忠是一名真正的僧人，他在对待修持的态度上似更含机辩的色彩：“虚无是实体，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须息，即泛般若船。”10慧忠是在回答其师智威禅师“余本性虚无，缘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还归空处坐”时所作的诗偈11，并得到了其师的认可。相比庞蕴诗偈的有些坐实，慧忠的诗偈在对答中更显空灵无碍，体现了杰出僧人秀慧通达的特点。

道世写有《颂六十二首》，多是讲佛理或给普通人讲一些教化道理。就带有释家修辞的舟船类语汇而言，其诗中写到的“兴心愿弘誓，救溺运慈舟”“苦海深河趣，思登般若船”12，流露出广度众生的愿望。而“忽遇慈舟至，运我出爱瀛”两句13，即是对自身修持的努力与坚守。爱瀛，类似于爱河。即使是爱河的说法，亦是源于佛家。不过，在佛家的观念里，对爱河的看法并非是褒义的，而是持有否定色彩的，它希望有慈舟过来，从而把人运离出去。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诗中含有释家因素的舟船类语汇中的题材情况主要分为题写佛寺、送行或寄赠僧人、阐释佛理等三大类，前两类由文人书写，后一类由僧人完成。就释家因素的强弱浓淡而言，僧人之作要优于一般文士。但文学不等于佛学，就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说，一般文士之作要相对更好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带上玄机，也可以富有禅趣，但文学主体本身的光彩才是最主要的。就慈航、慈舟、法船、般若船、禅舟、法舟这些舟船类语汇而言，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与之相类似的般若舟、般若航、法航等。而与两宋大致同时期的辽金，道人诗远多于僧人诗，金代道人中，自王重阳起就倡导三教为一，其弟子王处一诗中就用到了两次般若舟，但已不是佛家的般若舟了，而是置换成了道家语境下的般若舟了。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96.

2.5.6.7.8.9.10.11.12.1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63，819，4055，2805，6739，11179，11112，11030，10945、10946，10948.

3.4.卢燕平校注.李绅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65，69.